1981年考入北师大时,大学还没有现在的驻校作家和驻校诗人制度,北师大却俨然坐拥不少前辈诗人教授:钟敬文、黄药眠、郑敏等。而被年轻学子追捧的,当推新时期崛起于诗坛又正值盛年的任洪渊。我们1981级的“当代文学”课由任老师讲授诗歌部分,此后我还选修了任老师的“诗歌创作论”。毕业论文我写的是何其芳,很幸运这个选题被分配给了任老师指导。因此我一直自认为在同级同学中受教于任老师最多。讲台上的任老师绝对是一个另类,当他热泪盈眶地把我们带进郭小川的团泊洼、甘蔗林和青纱帐时,我的第一感觉是:居然还有40多岁了依旧这么率真的人!
不仅受教于任老师多,可能我中老师的“毒”也最深。任老师曾经自嘲是带着三分之二的逃课史走上大学讲台的,并且说过诗人是创造性写作,不需要藏书。毕业后第二年,接到老师来信,说“当代教研室通过了硕士招生资格认证,你准备准备政治和外语考回来吧”。我趁着在北京出差的机会,当面向老师解释了不考研的理由。任老师不无遗憾地问我为什么要待在这样的学校。我说,我是大城市里的小市民,我喜欢安逸。为了说服我,任老师向我讲述了他自己在电大兼职代课的一段经历。20世纪80年代,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当代文学史”课程用的是北师大当代文学教研室主编的教材,教研室老师自然被聘请为电大这门课的主讲教师。一次当他同样热泪盈眶地在讲郭小川时,发现底下喝茶的喝茶,织毛衣的织毛衣,更有三三两两大摇大摆地走过讲台到阶梯教室外抽烟聊天的。从此他拂袖而去,辞别了电大讲台。任老师不仅纯粹率真,而且孤傲。而我,站在讲台上浑浑噩噩直到今天。只不过为了避免老师曾经的尴尬,我转向了工商管理专业的教学。
现在想来,是我严重歪曲了老师自嘲的“逃课史”和“不藏书”。身为学院派诗人,他对“书房写作”或者“图书馆写作”的厌弃,才是“创造性写作”的真谛。从他集成了东方古典智慧和西方后现代哲学的多文本写作以及融会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诗歌创作,足见他的胸罗万卷。少不更事的我还真以为创造性写作就是要逃离教室、逃离教授、逃离教科书了。就像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所表现的,有时候我也不免遗憾。如果当年我考回母校“任门立雪”又会怎样?我到底还是辜负了任老师的厚望和恩义,这是头一件憾事。
第二件憾事是2011年我出第一本诗集《魔鬼的舞步》时,本想请任老师垂阅赐序,却发现已经联系不上老师很久了。在资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这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好在借助互联网,偶或得到老师各地演讲的信息,也看到过老师录制的精品课程视频,每每又深得鼓舞。既然没有请到任老师写序,我干脆也就没写后记。这部无序、无跋也无作者简介的三无诗集,就这样假装了一回高傲和纯粹。又隔两年,我突发奇想把这本小册子当作毕业以来旷日持久才完成的作业寄给北师大文学院,心想早已退休的任老师或许能够收到。果不其然,一天晚间课后,我发现手机上有一个未接的北京来电,等我回复过去,喜出望外地听到了任老师依旧热情洋溢的声音。任老师执意要我挂断电话让他重新打过来,他的解释是女儿在国外留学,家里包年的长途费用不掉。原来他是要节省我的电话费!我不禁感慨,居然还有70多岁了依旧这么善良的人!除了垂问我的现况,任老师还畅谈他的创作计划。一如当年奉陪老师左右在夜间散步校园时一样,我更多的只是倾听,直到手机发烫,电量不足。
因为重新获得老师的联系方式,这年暑假我从北京转机时意欲拜见老师。任老师得知后让我提前告知落脚处,以便师母亲自驱车来接。但因为我不会在手机上操作,导致委托订票出现了差池,在京逗留的大半天又临时被安排探访了一位医学专家;也许又因为我本就不好诣人、惯迟作答,是一个懒散的人,这次我放了任老师的“鸽子”。归根结底,我实在是个不太懂得珍惜的人,总以为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而且,我印象里的任老师从来是精力丰沛、神采飞扬,我没有想象过他已经是一个耄耋老人,没有想象过有一天会传来噩耗。
8月13日一大早,我在公众号里发了一首清明时节写的《去年冬至》。
就是这时
在太阳距离我们最远的时刻
就是这里
在我距离你最近的地方
就是我们
在年复一年的这一天
坡形的冬日,青石色的门头
我的祖国正弥散着松枝苦香的气味
我凝视着你
凝视着每一个曾经活着的人
凝视着被树木遮蔽的纸风车
和树干上蠕动的蠹虫
我知道这样晴暖的冬至
并不是件好事
接下来的正月
注定是一间单人囚室
当囚室之门砰地打开
早春的燕子飞回
更多的人却不再醒来
而这只是一个开始
这是一首追悼的诗。由于今年清明上海各处的寝园因疫情没有对外开放,我只能用文字寄托对亲人的哀思。不料午后,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了任老师仙逝的讣文。我再一次相信了冥冥之中所谓的感应。明明早就写好的,为什么一直不发,偏偏挑在今天一大早发?我把它抄录在上面。我相信不仅对我,而且对于所有得益于他人格和诗文魅力的学生来说,老师就是亲人,是精神上至亲的人。现在“我凝视着你”,凝视着自媒体上各种消息和悼文里配发的你的遗照,我强烈地感受到“我的祖国正弥散着松枝苦香的气味”!
最早看到的讣文是82级周维强在朋友圈转发的。细心的维强兄特地说明:这个推文中关于任先生的生平资料有错讹,一切以北师大文学院的讣告为准。我核查了这条推文,确实将任老师的生平资料与同姓的另一位作家搞混了。此后几天,我连续登录北师大文学院官网,在各种新闻动态、学术预告、通知公告中,唯独不见关于任老师的讣告和纪念专栏,这与微信朋友圈里的备极哀荣形成对比。任老师曾在这里求学又在这里执教,沈浩波所说的在任老师门下集聚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半壁江山”,并不过甚其词。拥有这样一个学生、这样一个教员,实在是这所大学、这所大学文学院的光荣。而这所大学文学院似乎亏欠他了。亏欠他的是什么呢?无非是在它的官网上没有显示黑白的网页而已!
在批量定制博士——教授的大学生产线上,任老师有些难堪,他最终只获得了这所大学不占在编名额的退休教授头衔。诗人也是常人,他对我提及过他的不平。但他又没有常人的耿耿于怀。他豁达地对我说,其实职称评审小组里的评委并不只是来自文学院。平心而论,我的大学也并不亏欠任老师。老师不止一次地讲述过童(庆炳)老师、刘(锡庆)老师如何为他入职北师大而多方奔走,最后童老师一句“是红学家重要还是曹雪芹重要”,打破了北师大教席的既有门槛。童老师此言振聋发聩,如同钱学森之问,算来比钱学森之问还要早20多年!由此,在曾经没有文学的中文系,任老师创造了属于他也属于北师大的文学辉煌。那是不拘一格的20世纪80年代,那是开阔的80年代大学。多少年过去了,童庆炳之问、钱学森之问还有意义吗?环顾此后的大学,在“211”“985”和“双一流”的争名比拼中练就了一身胸肌却越来越没有胸怀,大学越来越不像大学了。这岂止是任老师一个人的难堪?又岂止是一所大学的悲哀?
厉害了,我的大学!北师大继续以其中文学科的绝对优势,招引了一个个当红作家和诗人驻校。不知道如今的作家、诗人们如何驻校,但有时候看新闻报道里大学举行作家和诗人的入校仪式,委实有几分类似相声界的摆枝,只是大学对外的一种宣示,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当红作家和诗人成了学校的名片或者标签。任老师却从来不是标签式的存在。
比不上当红的诗人作家,“汉语红移”的任老师似乎从没有大红特红。1993年他的《女娲的语言》出版,我在沪上一份读书报上写过一篇小文——《孤独的写作者》。还记得当时我是这么写的:“与北岛们同时崛起的任洪渊离我们最远,因为他侧身走过了同时代人,他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他是孤独的。”
这种孤独是世事洞明后的不入于世,是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探险。如果说北岛是一个时代的标志,那么任洪渊则是这个时代的标杆,他的新锐和前卫一直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者不可跨越的标杆。也许他不需要红,不需要夺人眼球,因为他不屑于名。标签会掉落,标志会模糊,而标杆,注定是孤独甚至孤绝地横立在那里,告诉历史和后人诗歌可能达到的高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现实世界的取舍尺度必然短视而功利,好在历史不是根据世俗标准所做的蛊惑人心的注脚。
不能躬赴北京送别任老师是第三件憾事。我只能在微信朋友圈里细读悼念他的诗文并一篇篇转发。悼念的声浪把我从现在推向过去,又把我从过去带回现在。如果没有遗憾,人生估计会无趣得多。我也试着想写一首悼诗,但好几天都找不到好的句式。直到我再一次上网,发现百度词条里任老师的生平已经更新,在姓名右侧的括号里是两个八月,一条线把两个八月局促地勾连起来。这难道又是冥冥之中的巧合?他从八月里来又回到八月里去,这条线仿佛远方故乡的那条河流,空尽而又壮阔。他从这条河流来又回到这条河流去。而所有河流都在奔向海洋。
任老师注定属于八月。这是怎样的八月,万物生长又溘然长逝;这是怎样的八月,一百年的时代病还在世界流行,一千年的洪水依旧在我的祖国肆虐。突然间我找到了我的句式。谨以这首《八月,你的八月》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不想把它当作追悼的诗,一个时代已经结束,世界也正在结束。
八月
你的八月
连夜的暴雨都汇入
远方的河流
白沫江悄然越过
水位
八月
万物生长的八月
万物又溘然长逝
你悲怆地回望
像闪电划过天际
留下难以糊住的裂痕
八月
迭代递归的八月
一百年的时代病还在流行
一千年的洪水依旧泛滥
也许,只有死亡能唤醒一切
但即使死亡也不能唤回一切
我知道八月还会重来
而世界正在结束
2020年8月30日
布克,原名杨家禄,1963年生于上海,1981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魔鬼的舞步》《陌生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