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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底的时候，沈浩波电话告知，任老师病了，情况不是太好，侯马正在给他联系医院，他自己则按照任老师的愿望，开始着手整理出版老师的全集。
老师入院第三天的晚上8点多，我和伊沙判断这个点他应该没有休息，病房里的人也不会太多，就拨通了电话。免提电话中，老师声音洪亮，但一听就知道是那种喊出来的洪亮，他没有更多谈及自己的病情，只是努力说着话，试图通过轻松的语气向我们表示自己没有大碍。他对医院的治疗条件十分感激，侯马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和最好的医生，病房是单间，他说：“这里是高干病房。”他一直在慨叹，自己一介平民，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没有想到生病了能获得这么好的救治。
从2019年5月29日任老师来我家小住，到接到沈浩波的电话，整整一年时间。
原本以为过去的一年会像以往一样，与老师见面、畅谈诗歌，看他一个小老头精气神十足、不服老地和我们这一帮逐渐迈入中年的学生打成一片，然后告别。间或打个电话，或许半年、一年都不联系一次，不急迫，也不刻意。
但生命从来都不像沙漏，会一直不疾不徐、平心静气地镌刻时光的流逝。老师从生病到离世，只有短短两个半月的时间。这期间正逢北京疫情，出行管控严格，我们赴京探望老师的想法起而止、止而息，尽管沈浩波他们都很悲观，但我们一直期待着生命的奇迹。
8月13日上午11点，在侯马、徐江和我三家的微信群里，侯马发了任汀与他的微信截图，告知老师已于昨天晚上9点多去了。尽管不觉意外，但还是震惊、发蒙！
晚上回家才看到任汀给我发的短信：我父亲昨晚21点49分走了，他走得平静安详。
接下来的几天，朋友圈完全被任老师的诗歌与照片占据，大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思、悼念这位北师大诗歌之魂。
我们委托在京的好友周葵代我们参加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侯马和周葵通过微信向我们直播了仪式的全程。侯马说：“大雨一直在下。灵柩一动，瓢泼而至。”我看到了伞下哀恸的傅琼，从眼睛到心底都是潮湿一片。西娃说，任老师已经瘦得失了形。老师本就身量不大，疾病后期进食困难，怎么能不瘦。在京的几位同学、朋友在此之前都问我们是否来参加老师的告别仪式，我们不是不想，是没有勇气，我们宁愿在心中保有老师一直以来既清高又亲切的形象。
20世纪80年代是诗歌的年代，流派林立，诗人辈出，北师大85级除了现在依然活跃在诗坛的伊沙、侯马、徐江、桑克外，还有已经离世的陈建中（钟品），以及吕兰亭（冰马）、孙立新（犁辛）、黄祖民（海童）、焦清超（蓝轲）、张慧雯等，当然，还有我以及若干悄悄写了诗压在枕头下不愿示人的同学。伊沙入学后不久在学生食堂门口贴了张文学沙龙的海报，龙飞凤舞的字写在一张旧报纸上，地点就是他们宿舍：西西楼305室。响应者之众，令人瞠目，尽管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却足以说明那个年代的文学氛围之浓厚。当年活跃在中文系的文学社团一个是五四文学社，一个是太阳风诗社，太阳风诗社的副社长就是和伊沙、侯马、徐江同一宿舍的孙立新，他是从物理系转系过来的。对中文系学生诗歌创作影响甚深的老师有蓝棣之、任洪渊，当年他们对学生来讲是神一般的存在。值得一提的还有郑敏老师，她是九叶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只可惜身在外语系，与中文系的同学少有交集。记得大概是二年级的时候，经外语系一位叫晓斌的诗友介绍，郑敏老师开设了英美诗歌欣赏课，专门用一章节讲美国当代诗，伊沙和我偷偷溜进郑老师的课堂，美美地听了一节课。她那次讲的是金斯伯格的《嚎叫》，中英双语毫无障碍地转换，让我们感觉到一种高山仰止般的“隔”。在大学期间，我与郑敏老师的交集仅此一次。
第一次见任老师，是在1985年12月中文系81级的当代文学课上，他请来了当时红极一时的朦胧诗人顾城做随堂讲座，得知消息的我们纷纷赶去蹭课。在大家热切期盼的目光中，任老师和顾城出现在门口，教室内顿时响起一片兴奋的惊叹声。那种氛围，在今天也许只有当红的流量明星才能拥有。与白皙明净的顾城相比，任老师显得老相，尽管那年他还不满50岁。我最初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老头，头发也是灰色的，以至于多年以后我跟任老师开玩笑说，从外貌上看他的50岁和80岁似乎区别不大，只是头发变成了银色。那时刚入学不久的我们并没有太多地关注任老师，以为他只是一名写诗的普通大学老师。
第二次见任老师，是在1986年春天的文学概论课上，讲到作品论诗歌的部分时，刘谦老师请来了他。估计没有几个诗人可以大段大段地背诵自己的诗作，但任老师可以。他低矮的身体站在高大的讲桌后面，舒缓而深情地脱稿朗诵自己的诗作，激越而极富感染力，瞬间就将我们带入了他的诗歌世界。
大三的时候，任老师开始教授我们当代文学。
可以想象在当时极其狂热的诗歌氛围下，任老师担纲教授中文系85级的当代文学，同学们是多么狂喜而期待。当他在黑板上挥笔写下余光中的诗句“这个少女很四月”时，我们几乎惊呆了，词语使用的颠覆性改变让我们逼仄的文学意识和遣词习惯快要消化不良。在之前的观念里，四月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任老师带领我们进入了另一个词语世界，在那里，词语有了颜色，有了味道，有了情感。
任老师给我们打开的不只是词语的世界，还有大陆之外的诗歌世界。我们的中学时代处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文化贫瘠，知识匮乏，那时大家的口袋都空空如也，没有几个家庭有闲钱购置像样的藏书，涉猎的文学名著更是有限。记得我那时从邻居家得到一本翻得稀烂的《红楼梦》，如获至宝。文学概论第一节课上，刘谦老师让同学们把中学时读过的文学名著的名字写下来交给他，大部分同学都凑不够半页纸。如果说我们尚能读到些英美的古典名著，那么台湾地区的文学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片空白。所以当任老师把台湾诗歌泰斗洛夫的作品介绍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回旋着郭沫若“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的大脑，被一句“左边的脚印才下午，右边的脚印已黄昏了”彻底征服。洛夫的诗以巨大的语言张力、独特浪漫的视角写出的时空感让我们叹为观止。任老师说洛夫的诗情点燃了他的诗歌创作，而他课上的洛夫点燃了我们对台湾地区文学的浓厚兴趣。我们开始阅读台湾诗刊——《创世纪》《蓝星》《现代诗》《笠》……开始近距离接触台湾诗人。杨平是任老师介绍我们认识的第一位台湾诗人，从在五四文学社的一次座谈开始，他成为我们认识台湾诗歌的一座桥梁。通过他，我们结识了台湾的管管、张默、大黄、碧果等一大批诗人，并开始与他们进行深度的作品交流。
20世纪80年代是任老师诗歌创作的丰盛期，几乎每周的课上我们都可以听到他的新作。《她，永远的十八岁》《司马迁 阉割，他成了男性的创世者》……虽然在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但任老师乡音未改，川味浓郁的普通话极富韵味，瘦小的身体里蕴含着火山一样的激情。我们最期盼他读写给F.F的诗，起初我们不知道F.F长什么样子，只知道她是任老师的最爱，一个被缪斯女神眷顾的女子，拥有48种美丽的女子，比唐诗还诗，比宋词还词，阳春白雪，素服华冠，任老师抛撒给她的花多过由春到冬、由冬到春一切已开未开的花束。任老师在课堂上毫不顾忌讲台下85级中文系女生的感受，恣意地“撒着狗粮”，让我们对F.F既羡慕又忌妒。如果有谁说偶然在校园里碰见了任老师和F.F，身边定然会围满一众女生百般打听。有一次任老师邀请诗歌评论家李元洛给我们做关于台湾诗歌的随堂讲座，意外的惊喜是F.F和任老师一起来了，她一袭风衣，气质极佳，确实是我们心目中女神的样子，那天她绝对抢了李元洛老师的风头。不得不说，任老师的传奇爱情影响了我们的趣味，我发表作品时始终署名“老G”，与他的关于“F.F”的命名不无关系。
任老师的课堂也是开放式的。1987年12月，伊沙的中学同学、在西安读大学的摇滚歌手张楚辍学来到北京，就住在伊沙他们的宿舍，一把吉他、几首歌就是他全部的行李。张楚早期的歌词抒情、浪漫，像《太阳车》《失落城堡的居民》等，是歌词，更是诗。伊沙找到任老师，希望给张楚一次在当代文学课堂上给大家演唱的机会，没想到任老师一口答应了。每一个中文系85级的同学都清楚地记得那次虽然短暂但别开生面的演唱会：在教一楼101教室，任老师邀请张楚上来，把自己的讲台让给了这个寂寂无闻的毛头小子，自己则走到教室第一排座位上，像一个学生那样规规矩矩地坐好。一个花絮是，我们年级一位漂亮而性感的女同学，在众目睽睽之下直接从教室后面走过去，坐在了第一排任老师的旁边。那是我们都想去坐但不好意思去坐的位置，她勇敢地坐了过去，引起几个男生的嘘声和一阵善意的笑声。沈浩波说，任老师培养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半壁江山，可能任老师自己都不知道，日后成为“魔岩三杰”的张楚那时正茫然、无助，他的举动给张楚带去的是激励和温暖，多年后张楚依然记得那次非正式演唱前的激动和忐忑。
任老师是老师，更像是父亲，他的诗文高邈不尘，但他在生活中却十分接地气。
像天下所有父母一样，我与伊沙都期待儿子吴雨伦是应试天才，能让我们毫不费力地享受别的家长艳羡的目光。而现实是雨伦的成绩总是不尽如人意，小学时甚至在语文方面也表现平平，让我一度颇为烦恼。
那段时间关于孩子的学习问题我与任老师进行过多次电话交流，向他请教教育之道，我知道任老师的女儿任汀学习成绩很好，一直是任老师的骄傲。任老师给我讲了三点：第一是一定要给孩子选择最好的学校，这不是虚荣，而是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环境。第二是一定要与班主任处好关系，要学会“巴结”老师。谈到这一点时任老师特别强调，我们一不巴结有钱的，二不巴结有权的，我们巴结有知识的。第三是一定要让孩子在班里当个小干部。现在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要培养他们独立行动、独立思考、有担当、敢于负责的品质。我把任老师的话视为教育孩子的“圣经”，并身体力行，铆足劲让吴雨伦上了西安最好的中学。尽管在那个竞争激烈又残酷的学校，吴雨伦备受煎熬、饱经挫败，却练就了很强的心理素质和抗击打能力，在挫折中能够处变不惊，像一只坚韧的乌龟一样始终叼着别人的尾巴，没有走到前面，却也始终没有掉队。2014年吴雨伦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电影系，成为他曾祖母、我和伊沙的校友。
吴雨伦考上大学后，我第一时间给老师报喜。那时任汀已经考入哈佛大学一个极其难申请的学院，好像是生命科学学院，任老师特别自豪。我和伊沙违心地议论，老话讲“人瑞得子多神童”，任汀这么优秀，肯定与任老师和F.F年龄差距较大、任老师大龄得女有关，哈哈！那一刻，我真恨不得伊沙能比我大上十几岁。不用说，任老师就孩子上大学以后的发展又给了我极为中肯的忠告，那就是：必须让他学好外语！必须引导他去找到自己明确的方向！我确实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但我做不到了。孩子大了，像风筝越飞越远，我能做到的，就是确保自己手中的那根线不要断。吴雨伦大学四年，写诗、写剧本、拍摄电影短片，日常生活中低调羞涩的他在北国剧社的舞台上参与演出了一堆话剧，但他对英语始终提不起兴趣，托福成绩成为他出国留学的唯一短板，真的有负任老师在他成长过程中持续不断的关注和指导。
大学的师生关系相对比较松散，大部分老师都是课上粉笔一扔，课后隔空相望，倘若不是特殊的缘分，毕业后见上一面很不容易，能有机会接待自己的老师更是件难得的事情。我比较幸运：2005年左右接待过已经在珠海分校文学院工作的刘锡庆老师；2019年5月底，任老师应邀来陕西参加《新世纪诗典》商南诗会，我极力邀请他会后在西安玩几天，这是我和伊沙一直以来的心愿。任老师说他只有三天时间，之后就要赶回四川，学长李怡给他安排的课程录制已经进入尾声，他要过去完成最后一节课程。
为了准备接待任老师，我把他到西安的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首先是住宿，当然不能住在酒店，他一个82岁的老人家单独住酒店我们不放心，住家里更方便我们照顾。然后是饮食，西安的特色美食比较多，我们计划带老师品尝羊肉泡馍、粉汤羊血、肉丸胡辣汤、biangbiang面等，这些都好消化，适合老年人的脾胃。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到景点去逛一逛，包括秦岭的自然风光，西安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钟楼、城墙、大雁塔、兵马俑……好像没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是逛不完的。还要有次大聚会。去年刚好是我们毕业30年，同学们正在群里讨论30年毕业大聚在哪里举行，我们计划把北师大中文系84级、85级在西安的同学都叫过来。还有什么比和自己的老师一起聚会更有纪念意义呢？
但是任老师似乎对吃和玩都兴趣不大，带他去吃西安小吃，他只选择了一碗面。我还暗地里惭愧，想到与四川美食的极端味蕾体验相比，西安小吃真的是小巫见大巫，难怪老师吃得没有兴致。唯独聊天时老师精气神十足，走到哪里聊到哪里。大唐不夜城的夜景美不胜收，游人如织，各种秀场一个接着一个，但在老师眼里似乎不存在似的，他只关注诗歌，跟维马丁聊，跟伊沙聊，从晚饭后7点开始一直到深夜11点，从唐城墙遗址一直到大雁塔，侃侃而谈，毫无倦意。那个晚上璀璨的大唐不夜城存在的价值，就是做了这个不知疲倦的老人家聊天的宏阔背景。
那天晚上我一直担心把老师累坏了，因为他毕竟已是耄耋老人。我没有照顾老人的经验——我母亲与任老师同岁，心脏不太好，有一年从老家过来，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因为担心她心脏病发作，晚上我要起来好几次到她房间看她，呼吸重了我担心她心脏不舒服，呼吸轻了我会惊得一身汗，要去探一探她的鼻息，搞得母亲也不胜其烦，说自己没病也被我吓成心脏病了。对待任老师也是如此，晚上起来了几次，隔着门缝听到里面轻微的鼾声我才放心。早上起床后谈及此事，任老师对自己的身体倍儿自信。也是，他具备了长寿老人的所有特征，没有心血管疾病，胃口不错，体力充沛，爬山不输年轻人；精神极佳，思维清晰，保持着对诗歌的热情和独立精神，还几次提及要写一篇关于伊沙诗歌的评论。我们都毫不怀疑，任老师活到90岁没有什么问题！
任老师在西安的三天时间里，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我都快记不清了，唯独对老师讲了什么记忆深刻。他讲他的故乡邛崃，他的童年，从不在场的父亲，传说中美丽的母亲，颠沛流离的生活，无从依傍的少年岁月；他讲他生命中的两个奇迹，一个让他40岁的生命再次回到20岁，一个点亮了他生命的第一弯新月——F.F和任汀，夫人和女儿，无疑是他生命中的两道光。他讲到F.F，音调都温柔起来，讲她比自己强，会开车，从家里到他在北师大的“办公室”一般都是F.F开车送他。“她也老了”，任老师说这句话时声色黯淡，充满不舍，他心中的她要永远18岁！任老师离开西安前，在西安的84级、85级中文系的同学伊沙、李兆红、徐三雄、杨燕生等一起在曲江池畔的一个酒家给他送行。任老师仿佛再次回到了课堂上，他讲北师大诗群，每个人的诗歌特点和性格特点他都悉数掌握，如数家珍。他讲散文一样美丽的中文系，他工作了20多年的地方……听任老师讲话是一种享受，他那高亢的激情、抒情的语调、诗意的语言，一气呵成，像演讲般激越，让毕业后浮躁了30年的我们，在聆听中感受到一种浪漫和宁静。
2020年8月12日任老师遽然离世，再过两天就是他的84岁生日。
于我们家而言，失去了恩师，如同失去了一位长辈，失去了精神上一直以来的依赖和慰藉。
他的世界，并不包罗万象，实际上他一直是孤独的，躲在中文系里为自己挣得一方平静的书写之地。
他的创作量并不大，他对自己每一首作品的诞生都像对待一个精心备孕的胎儿，精雕细琢，词语无限伸展，思维汪洋恣肆。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家的朋友圈里都是任老师的诗文和追忆他的诗文，吴雨伦写道：
难能与
众师之师
任洪渊先生的见面
是在磨铁读诗会上
从先生的朗读中
看到一代文人的
骄傲 热情
焦虑
遗憾
愿造物主在天有眼
还先生以安宁
伊沙写道：
31年前的夏天
毕业前夕
我和老G
流连在小广场
附近的长椅上
看见任老师
带着小女儿
在广场上玩
他们玩得
那么投入
老G说：
上去告个别吧
我说：
别打扰他们
反正以后还会见
老师的告别会我们没有去参加，我们想对老师说：“不叨扰您了，反正以后还会见面！”
老G，原名葛明霞，陕西交控集团干部，任洪渊先生的学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