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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是在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或者一个暴力频发的社区长大，也许我就不会认为人类之间的打斗比黑猩猩和狒狒种群少。在写作本章时，我才发现自己对于暴力的认知和经历极度匮乏。我从未尝试过练习武术或者摔跤之类的对抗性项目。而且我也不是那种喜欢观看拳击和斗牛的海明威式人物。因此，我只目睹过屈指可数的几次不太激烈的打架。出于好奇，我很想找人打一架。但由于自己不够强壮，实在不敢卷入一场肮脏破旧的酒吧中的斗殴事件，我只好在我的博士后学生伊恩的保护下前往波士顿郊外的一个小镇，观看了一场铁笼格斗。
到达格斗俱乐部时，我的内心充满了疑虑。根据我仅有的对几部好莱坞格斗主题电影的认知，我以为格斗场地会设在小镇最混乱的区域中的一个废弃的工厂里，但是我和伊恩发现我们正在一个破败的购物中心里朝保龄球道的后方走去。当我们看到数百名喝得醉醺醺、发出吼声的小伙子和为数不多的姑娘时，我的疑虑瞬间蒸发，我们挤过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终于看清了中间由铁丝栅栏围成的八角笼子。轰鸣的重金属音乐被调到了最大音量，我几乎都能闻到睾丸素的味道了。接下去的几小时，我和伊恩观看了六场综合格斗。与黑猩猩和狒狒的打斗相比，这几场比赛简直就像是慢动作。在每场比赛的开始阶段，双方都会谨小慎微地互相兜圈子，格斗中大多数动作是拳击，伴随着一些踢腿动作，但无一例外地，格斗双方最终都会摔到地板上激烈地扭打在一起，先要保护好自己的脑袋，再争取占上风，然后就可以通过拳打脚踢、肘击、用身体撞击等方式连续击打对手。当有一名选手用腿完全扼住对手时，他便获胜了，输家喘着气绝望地躺在笼中的地板上。
对于一些人来说，格斗是一首激烈的、以身体和阳刚之气为主题的诗。美国女作家乔伊丝·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曾写道：“我在评判拳击是否属于体育项目时毫不纠结，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拳击属于体育项目。它从根本上就没有任何趣味性，它没有任何元素与阳光和快乐有关。在我看来，在那些最强大的力量爆发的瞬间，拳击展示的是完整而壮阔的人生，包括了人生之美好、人生之脆弱、人生之绝望，以及虽不可估量但往往导致自我毁灭的人生之勇气。拳击即人生，它从来都不仅仅是一场游戏。” 4 我本人虽然从拳击、摔跤、综合格斗和其他暴力体育项目中看不出太多美感，但是我非常理解打斗这种运动对人的挑战。那些铁笼格斗选手诠释了人类为了生存所迸发出的非凡力量，尤其是当那些小伙子在铁笼的地板上扭曲着身体，伸展开几乎每一块肌肉，竭力避免自己受到重创，还要尽其所能打击对手时。我很惊诧，居然没有任何一名选手扭断脖子，墙上那些不幸死于格斗的选手的海报加重了我的疑惑，其中一名选手去年就是在我刚刚看到的笼子里打完一场比赛之后死去的。实际上，在决定比赛胜负的因素中，技巧和态度似乎比力量更重要。当格斗选手们在场上对战时，他们除了依靠身体，还必须利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克服疼痛和疲惫，从而设计出获胜之道。
我提到上述品质，没有半点想为暴力和那种原始的攻击性辩解的意思。在每四场综合格斗赛事中，几乎就有一场是以其中一方的受伤而告终，这使得这项赛事成为有此类数据统计的赛事中最容易造成选手受伤的一个。 5 当晚最后一场比赛的两名选手，我姑且称他们为“狡猾小子史蒂夫”和“关节破坏者鲍勃”。把这些轻量级打斗现场称作地狱其实都不足以体现其中的残忍性。当他们踢、击打和在地板上凶狠地缠斗时，双方都不错过任何一个伤害对方的机会。站立的时候，他们踩踏对方的脚。在地板上滚的时候，他们用膝盖、脚、肘和拳头重击对方的身体，能击打哪个部位就击打哪个部位，能打多狠就打多狠。比赛是由于“关节破坏者鲍勃”似乎折断了“狡猾小子史蒂夫”的胳膊而宣告结束的。“狡猾小子史蒂夫”离开笼子时托着自己已经不灵活的臂膀，在痛苦中咆哮着：“我还没认输呢！”人群中发出了狂躁的欢呼声。
铁笼格斗和其他暴力型体育项目的存在提醒我们，人类非常享受并愿意参与极端攻击性的活动。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像黑猩猩或者狒狒那样好斗呢？其实，“关节破坏者鲍勃”和“狡猾小子史蒂夫”都是收钱进行职业娱乐业格斗表演的人。虽然他们都摆出要致对方于死地的架势，但是都必须遵守官方制定的规则，比如不许咬人，不许击打生殖器官。“关节破坏者鲍勃”和“狡猾小子史蒂夫”与奥运会上的拳击手和摔跤手，其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综合格斗选手与美式橄榄球选手又有哪些不同呢？后者也是一群身着护具和头盔、冒着受伤的风险赚取薪水、在球场上与对手抗争的人。
拳击项目和人类其他形式的好斗行为，引发了关于人类本性问题的长期辩论。从本质上说，我们作为一个生来平和宁静、合作互助的种群，是后天被文明所污染才成为好斗者的吗？抑或是我们生来便具有攻击性，只是后天被文化所教化才变得平和？换句话说，懦弱的我和“狡猾小子史蒂夫”，谁更有违人之常情？
请原谅我坦诚地说出自己的偏见，在成长过程中，我认识到人类对于诉诸暴力的倾向以及实施暴力的能力，但我也相信人类的进化方向是道德、和平与合作。我很欣慰自己基本上是一个非暴力的人，而不是一只类人猿：如果我是一只黑猩猩，我每天会花大把时间用来避免被殴打或者被杀掉。只有人类才有可能冒着死亡的危险冲进一座燃烧的大楼，去拯救一个陌生人或者宠物的生命。即使像铁笼格斗这种残酷的体育项目，也设置了规则和裁判以保护参赛者免受过度的伤害。在这个问题上，卢梭及其追随者的哲学观点吸引了我的注意。他们认为，人类的自然倾向是有道德的举止，大多数人类暴力行为都是由于后天受到了被腐蚀的文化态度和文化环境的影响。 6
人类也许是高度合作的物种，但是我们有时也确实会互相打斗，尤其是男性之间。而且在动物世界中，只有人类发明了弓弩、飞镖、枪械、炸弹、无人机以及其他武器，从而让自己变得恐怖且致命。即使是一名没有任何杀人技巧的弱者，只需按下一个机关或者按钮，也能重伤或者杀死数千名同类。暴力已经写进每种文化之中，包括狩猎采集者群体的文化，那些所谓人类生来善良、无攻击性的假设很值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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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此向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他的追随者致敬，他们认为人类的暴力倾向是古老的、内在的，有时候甚至是某种适应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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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曾经全面分析的那样，我们这个族群到了近代，才在社会和文化的约束之下，变得越来越不那么暴力，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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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到底是如何将相互合作、避免冲突的非凡能力（卢梭的观点）与发起冲突的能力（霍布斯的观点）进行协调的呢？
关于这场世纪争论，理查德·兰哈姆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看法。他指出，争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人们错误地将两种迥然不同的攻击行为混为一谈了：主动性攻击行为和应激性攻击行为。 10 按照兰哈姆的说法，人类与其他动物尤其是我们的近亲类人猿不同的是，人类有着非常低强度的应激性攻击行为，却有着高强度主动性攻击行为。我们的应激性攻击行为符合卢梭的理论，而主动性攻击行为符合霍布斯的理论。
为了说明这两种攻击行为之间的差别，你想象一下我突然粗野地从你手中抢走了这本书。你可能会非常愤怒地大喊，然后准备把书抢回来，但是你不太可能因此攻击我。你的大脑会立即阻止你做出任何应激性攻击的大动作。但如果你是一只黑猩猩，你可能瞬间就会对我的行为做出不加节制的暴力反应。除非我是群体中的雄性领袖，否则你会毫不犹豫地对我展开暴击并抢回你的书。关于这种在黑猩猩群体中习以为常的应激性攻击行为，有一个广泛报道的案例，该案例的主角是一只名叫特维斯的雄性黑猩猩，它从小就在赫罗德夫妇家里平静地生活着。直到2009年2月，15岁的特维斯突然暴怒，起因是女主人桑德拉的朋友查拉拿起了特维斯心爱的玩具。特维斯快速且粗暴的攻击导致查拉失去了双手，她被彻底毁容，她的鼻子、眼睛和嘴唇都被扯掉了。 11
人类偶尔也会像特维斯那样实施强烈的应激性攻击行为，路怒症就是一个例子，但是路怒这种骇人的事情并不常见，因为我们小时候很容易就学会了要压制这种应激性本能。但是，不实施应激性攻击行为的成年人类会诉诸有目的、有计划的报复。这种主动性攻击行为具有以下特征：预先确定的目标，预先设计好的行动计划，对目标的关注，但并不包括头脑发热式的冲动。黑猩猩有时候也会实施主动性攻击行为，但是人类已经将有计划、有预谋的主动性攻击行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如埋伏、绑架、谋杀以及战争。可以说，打猎和拳击等角斗型体育项目也属于主动性攻击行为。而且重要的是，打猎和其他形式有计划的攻击行为，在心理模式上与应激性攻击行为完全不同。暴力犯罪分子、残酷的独裁者、施虐者以及其他主动发起攻击的人可能同时是充满爱意的伴侣和父母、可信赖的朋友以及爱国的年轻公民，在那些可以激怒黑猩猩或者让孩童哭闹的场景中，他们可以保持绝对的平静和友善。他们不需要具备体形和体能方面的优势。
我们是如何从强壮、危险、拥有高强度应激性攻击行为和低强度主动性攻击行为的类人猿式的动物，进化成为羸弱、擅长合作、有趣、拥有低强度应激性攻击行为和高强度主动性攻击行为的人类的呢？一个存在已久而且仍然存在争议的观点认为，这一转变发生于人类进化史的早期，我们刚刚从类人猿中分离出来，开始直立行走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