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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生物医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成百万上千万的小白鼠，它们短暂的一生完全在动物工厂度过，生活在狭小、透明的塑料笼子里，除了鼠粮什么也吃不到，从未见过阳光。这些不走运的小动物有着群居的自然属性，所以它们通常会被5只一组放在一起。由于生性好动，它们的笼子里通常会放一个啮齿类动物专用的轮子，这样它们就可以一圈又一圈地奔跑，就像在跑步机上奔跑的人类一样，而且，它们真的乐此不疲。实验室里常见的啮齿动物都愿意在轮子上奔跑，它们会一口气跑上两三分钟，有时候一晚上能跑将近5千米。荷兰神经学家约翰娜·梅耶尔（Johanna Meijer）很好奇野生啮齿动物会不会做同样的事情，于是2009年，她在植物茂盛的自家花园角落放置了一个轮子，旁边留下了一些食物作为诱饵，她还安装了夜视摄像机以记录发生的一切，然后便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回看录像的时候，她惊喜地发现，就在自己睡觉的时候，花园中大约有十几种小型野生“居民”使用了那只轮子跑步。在享用了诱饵之后，地里的大小老鼠、鼩鼱、青蛙，甚至还有蛇（对，你没看错）一个个窜上轮子，愉快地奔跑，几分钟之后，心满意足地重新消失在黑夜中。 25
我们该怎么评价这些小动物的行为呢，锻炼、玩耍或者只是出于本能而奔跑？没有人知道，答案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锻炼”和“玩耍”。《约翰逊字典》（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的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也许觉得这两个词根本就不配被他的著名作品收录，也就没有为它们提供一席之地，但是之后的辞典编纂者通常会将“锻炼”定义为“为了改善健康、提高身体机能或运动技能而进行的有计划、成体系的身体活动”；“玩耍”则被定义为“没有实际意义的活动”。据我们所知，所有哺乳动物在小时候都会玩耍，这样可以帮助它们习得社会经验和身体技能。人类是为数不多的成年之后仍会玩耍的物种，而且是唯一一个会以体育的形式玩耍的物种，并且人类这种独特的行为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体现。但是，不是所有的体育项目都能起到锻炼的作用，比如飞镖和赛车。我的观点是，虽然很多动物受深度的本能驱使，也会进行运动，而且有时这会给它们带来愉悦，但是按照我们对锻炼的定义——为了改善健康、提高身体机能或运动技能而进行的有计划、成体系的身体活动，锻炼行为是人类独有的。实际上，我认为用以下两点来概括人类的锻炼行为也许更合情理：第一，玩耍是青少年的本能，体育是人类的普遍行为，而缺乏游戏元素的锻炼行为则极为罕见，是最近几千年才出现的行为；第二，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工业化时代，人类的身体活动大幅减少，专家不断发出警告：现代人缺乏锻炼。
我的第一个观点，即成年人的锻炼行为是最近才出现的事物，有很多证据支持。如同我们看到的那样，早期农耕者劳作的辛苦程度即使不高于狩猎采集者，起码也能达到同等水平，而最近几千年来，农耕者通过体育运动进行锻炼主要是为了打斗。古希腊作品《伊利亚特》、古埃及绘画、美索不达米亚的雕刻作品，都有表现人们为了成为武士而进行体育运动的场景，比如他们会摔跤、短跑、投掷标枪以强健体魄，提高角斗技巧。但在古代社会中，不是所有锻炼行为都与角斗相关。如果你足够富有，可以进入雅典某所声名卓著的哲学学校，你将得到忠告，要把锻炼作为全面教育的一部分。柏拉图、苏格拉底和芝诺等哲学家会像布道一样告诉你，若想实现完美人生，你不仅要锻炼头脑，还需锻炼体魄。这不只是西方哲学的理念，孔子和中国其他伟大的哲学家也教育人们，锻炼对于身体健康和精神健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他们还鼓励人们练习体操
和武术。在印度，瑜伽几千年前就得以发明和普及，用于训练人们的身体和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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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亡之后，如同人类的诸多美好追求一样，锻炼这件事在西方世界中被放在了次要位置，不及其他世俗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那样受重视，这种局面直到文艺复兴之前，都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当然，这主要是有特权的上流社会人士遇到的问题，因为农耕者还一如既往地在田地里辛勤地劳作。15世纪至17世纪的教育家和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梅尔库里亚利斯（Mercurialis）、克里斯托巴尔·门德斯（Cristóbal Méndez）、夸美纽斯（John Comenius）、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向精英人士推荐体操、击剑和骑马等锻炼方式，这些锻炼方式能够提升精力，培养气质，传授价值，丰富头脑。之后的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中产阶级和上流阶级人数迅速增加，针对这些数量大增的新贵，卢梭、托马斯·杰斐逊和其他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热情地赞美身体活动和强健体魄所具有的自然价值。身体文化在19世纪迅速传遍欧洲、美国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在中学和大学。锻炼和教育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专家一直为人类的锻炼不足而焦虑。民族主义是造成这种焦虑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像古代斯巴达人和古罗马人被逼迫保持强壮的体魄，随时准备像战士那样战斗一样，几百年来，挥舞着旗帜的领袖和教育家越发高声呼吁普通百姓投身体育和其他形式的锻炼，从而为服兵役做准备。在这场运动中有一位极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他就是“体操之父”弗里德里克·扬（Friedrich Jahn）。19世纪初期，德国军队遭到拿破仑军队的羞辱，在对法战争中连吃败仗，之后弗里德里克·扬呼吁，教育家应承担起重振德国青少年身体素质和精神力量的责任，在青少年中推广健身操、体操、徒步、跑步等运动。 27 接下来，类似的焦虑气氛又出现在美国，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征兵的过程中，很多新兵身体素质较差，这种状况颇令人尴尬，而在冷战开始阶段，小学生的身体条件也堪忧。 28 为了国家的未来举全国之力提升国民的身体素质，这种现象在一些国家仍在发生。
造成这种焦虑的另一个原因，是锻炼太少导致的健康问题。很多人都认为，缺乏身体活动是当今社会的一种流行病，也是一次新的危机，但实际上自从机器开始取代人类的部分工作，这种预警状态就启动了。过去150多年中，忧心忡忡的医生、政治家和教育家不断地表达着他们的担心。在他们眼中，相比于上一代，当代年轻人严重缺乏身体活动、不够强壮也不够健康。在我的母校哈佛大学，情况也不例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开启美国现代体育教育运动的达德利·艾伦·萨金特（Dudley Allen Sargent）
曾表达这样的担忧，“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的一个阶段：绝大多数人只需付出一点点时间和体力，就可以获得满足生命最低需求的物质”，以及“如果没有坚定推行的身体教育计划，人们将会发胖，身材走样，最终变得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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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多年之后，针对哈佛大学和其他大校学生的一项大规模调查表明，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有锻炼习惯，这是“糟糕的精神健康状况和持续增加的压力”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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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需要对锻炼进行推广，就像我们将轮子放入实验室小白鼠的笼子里那样。过去100年，为了满足人们的健康和健身需求，人类发明了数量惊人的运动方法和运动设备。锻炼顺理成章地被强力包装成为一种美德，被商品化、商业化、工业化。我走出家门，去健身房的角落里使用健身器、跑步机、椭圆机等设备，为此每个月要花掉70美元。出门晨跑时，我穿着特殊的跑鞋、防擦伤的短裤、时髦的速干上衣、可洗的帽子，以及一块价格不菲、可以与我头顶上空的卫星连接，从而记录我的速度和距离的手表。奥斯卡·王尔德曾经幽默地说：“我赞同任何一项需要穿上特制服装才能进行的活动。”但我觉得，如果看到“运动休闲装”（athleisure）的流行，他也会感到疑惑。这种适合每天穿的运动服，似乎穿在身上连一滴汗都不用流，就让人显得活力十足。全球范围内，人们每年花在健身和体育装备的钱高达数亿美元。
锻炼同时也被医疗化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会将缺乏身体活动归为一种病态，然后为了帮助人们预防和治疗这种病症，为他们开出特别的运动处方，告诉他们练哪些项目，练多少。美国政府推荐我每周最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或者75分钟高强度的锻炼，外加最少两次力量练习。 31 流行病学家通过计算告诉我，这种强度的身体活动可以将过早死亡的风险降低50%，将我患心脏病、阿尔茨海默病和一些癌症的可能性降低30%～50%。 32 保险公司激励我锻炼，整个行业都行动起来鼓励我将锻炼放在首位，帮助我进行训练，一旦我受伤便会帮我恢复。
锻炼的医疗化、商业化和工业化并没有错，而且这种趋势非常必要。但问题在于，这些举动并没有使锻炼变得更有趣。我认为，最能体现当代锻炼的伟大之处和糟糕之处的事物，就是跑步机了。不可否认，跑步机具有锻炼功能，但是它的噪声很大，价格昂贵，偶尔还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而且我发现使用它们的过程非常乏味。我经常会使用跑步机，在荧光灯下呼吸着污浊的空气，挣扎着迈着步子；前方的景象一成不变，只有闪烁的小灯在提醒我跑了多远、速度是多少、大约燃烧了多少卡路里。为了缓解跑步机的乏味和不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听音乐或者听播客了。那些狩猎采集者祖先，如果知道我为了获得这种受虐的机会而花费了大量金钱，才得以在这台烦人的机器上进行着无意义的身体活动，而且这台机器也不能带我去任何地方，我也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会做何感想呢？
我毫不怀疑，他们一定会认为，这种锻炼方式是畸形的。但是，哪种身体活动是符合人类进化进程的，以及这些身体活动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呢？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先来进行一些反直觉的思考，去了解一下当我们处于静态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在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