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阿来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有力地拓宽了文学表达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建立起了一种超越性。文学光有世俗性而没有超越性，就会匍匐在地上，站不起来，全是那些细小、庸常的趣味，容易流于轻浮和浅薄。

阿来与他们不同的是，他的作品有超越性。

世俗性是变数，变量；超越性是常数，常道。在变化中寻找不变，这个不变就是超越性。中国文学迷信变化太久了，不变的东西在多数作家笔下是晦暗不明的，甚至是缺失的。阿来的散文写作，使我们重新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值得相信的、不变的东西。他说：“作为一个漫游者，从成都平原上升到青藏高原，在感觉到地理阶梯抬升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当你进入那些深深陷落在河谷中的村落，那些种植小麦、玉米、青稞、苹果与梨的村庄，走近那些山间分属于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或大或小的庙宇，又会感觉到历史，感觉到时代前进之时，某一处曾有时间的陷落。”他不是一个只在大地上行走和漫游的人，而是常常感受“精神境界的提升”和“时间的陷落”这些永恒主题。看到山川会生敬畏之心，看到云彩会不断赞美，甚至看到一朵小花、一朵蘑菇的开放，都会想到这是神的馈赠——这种从日常性向神性的过渡，不是通过玄想，而是通过一种生活智慧的启发，一种自我本心的体悟，这样的神性因为有了世俗的基础，才显得真实。

阿来是藏族，他的民族是有宗教信仰的。因此，我们一谈文学的超越性，难免会联想到他的民族，他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就文学而言，把一种宗教的东西指证为自己写作中的超越性，这不仅毫无新意，还可能会形成一种专断的精神意志。文学不一定喜欢这种专断。而阿来散文的超越性之所以是文学的，在于阿来找到了他自己的理解超越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关键词，就是历史和自然。阿来对自己的村庄、部落、民族的历史做了很多的调查、钻研，对以他家乡为中心的群山、河流、草木、动物也有浓厚的兴趣，做了许多丰富、生动的描绘。他的写作实感正是建基于此。

中国人超越现实的方式，不是简单地相信一位终极意义的、有位格的神，而是找寻到了一个代替物，这个代替物之一就是介乎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的历史。这种对过往历史的信仰，其实就是对时间的信仰。李泽厚曾经指出，中国精神的发展、确认经历了一个从巫到史的转换。历史维度、历史意识的确立，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品格。中国人认识世界、认识人的尺度往往不是以宗教的眼光，而是历史的眼光。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的灵魂是否永生，而是看他能否青史留名，这背后的根基正是历史精神。

阿来所具有的历史意识，决定了他的散文作品不会只有“现在”这一个维度，而是将现在和过去、未来联系在一起，此在、曾在、将在三者合一，这就是历史的眼光。他说，“无论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民族，某一阶层，虽然现今所处的现实还有种种的分别与区隔，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却不可能拥有不同的将来，我们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将来。如果将来也是不同的、有区别的，那结果就非常糟糕，是简单与严酷的字眼，那就是灾难以至于毁灭。”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懂得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现实、想象未来的，尤其深陷于“现在”的各种繁杂细节之中后，作家们获得的很可能只是瞬间的感受、一些思想的断片，而在这种潮流中努力追求整全性感受的作家，自然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另外一个介乎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的事物，那就是自然。土地、自然，貌似是大家共同的主题，但如何理解土地和自然，则是作家和作家的区别之所在。以自然为一种唯美，或以自然的原初性来对抗物欲横流的现代生活，是常见的思想方式，但阿来不同，他散文中的自然有着更丰富和博大的内涵。他热爱自然，自称是“自然之子”：“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群树、一棵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阿来经常细致地描绘山川、河流、草木、花朵，是抱着一种谦卑的姿态，他不仅是为了呈现一个本然的世界，也是在向这个世界学习。如此开阔敞亮，如此生生不息，它们只是在着，而并不在乎如何在着、为什么在着，它们充分展现着生命的本性，这种无声的灿烂，其实是更高的创造意义。没有这种认知，阿来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他会把耳朵贴着树干上最深最长的裂缝，屏息静气，仔细倾听。很多时候，他听见的是自己身体里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有时候，他真的能听到，树的躯干里，似乎是在吮吸的声音，似乎是水在流淌的声音。母亲说，是啊，春天里，树扎在泥土里，岩石里的根都醒过来了，它们在喝水，它们把喝到的水一直送到树顶的天空，顶着雾气的最高处。因为树还想再长得高一些。”事实上，群山，河流，草木，云卷云舒，这些生生不息的事物，本身就具有不动的、不变的、近乎永恒的品质。但它依然是有限的。因为照着宗教学的观点，天地也会朽坏，唯有真理才能够永存。但自然、山川、河流、草木之于一个有限的人而言，它又近乎无限了，也是形而上的，也具有鲜明的超越性。

历史不朽，自然不朽，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不变的价值根基。

阿来的散文记下了这个世界所具有的这种不朽的品质。这个不动的、不变的、介乎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的精神背景，正是阿来散文的超越性。这个超越性的力量，恰恰不是宗教的力量，而是人文的力量。

与其说阿来散文中具有宗教精神，还不如说他的散文写作里面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更中国，也更文学的一种精神。他下面这段话，也许就能很好地诠释这种人文精神：“现在，虽然全世界的人都会把藏族人看成是一个诚信教义，崇奉着众多偶像的民族，但是，做了一个藏族人的我，却看到教义正失去活力，看到了偶像的黄昏。那么，我为什么又要向非我力量发出祈愿呢？因为，对于一个漫游者，即或我们为将要描写的土地给定一个明晰的边界，但无论是对一本书，还是对一个人的智慧来说，这片土地都过于深广了。江河日夜奔流，四季自在更替，人民生生不息，所以这一切，都会使一个力图有所表现的人感到胆怯甚至是绝望。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是神佛，那这非我力量所指又是什么？我想，那就是永远静默着走向高远阶梯一般的列列群山；那就是创造过，辉煌过，也沉沦过，悲怆过的民众，以及民众在苦乐之间延续不已的生活。”可以把这种思想路径，理解为中国式的超越性，它不直接指证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有位格的神，而是指向生生不息的人的生活。钱穆说，世俗即道义，道义即世俗，这是中国文化的最特异之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甚至，这种独特的、中国式的超越性精神，不仅让阿来重新理解了宗教，也让他站在人的角度，重新理解了人——理解了一群既生活在现实中又能够从现实中超拔出来的人。我以为，这个观察人和理解人的角度，是中国当代文学极为重要的维度。

谢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