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云南师范大学成立七十周年，是十分值得庆祝和纪念的。西南联合大学已经离开昆明七十年了，可是它留下的种子在云南师大这里埋藏着、生长着。先贤们的精神从来没有中断他们的影响。
冯友兰先生自留学归来，参加工作的那一天起，便一直在大学的讲台上，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没有一天转向。尤其在国家民族的危亡时刻，他和同仁们一起坚持西南联大的工作，为民族传递着文化血脉，为国家培养了精英人才，成为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冯先生的哲学成就，往往掩盖了他对教育事业的贡献，而在他的一生中，教育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他关于教育的著作不多，但可以看出他的教育思想。那是带有根本性的，很有意义。写于一九四八年六月的《论大学教育》一文，较完整地传达了他的看法。
冯先生的教育思想最根本的一点是关于大学目的的阐述。大学要培养什么？他的回答是：“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当然，来上大学的都是人，不是桌椅板凳。这里所说的人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他说：“‘人’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所以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专知识外，还养成清楚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可以了解、判断，对以往、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有了清楚的脑、热烈的心以后，他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接受已有的结论。”他还说，如果一个学校只要求学生接受结论，那就成了宣传。训练出来的人也就成了器。
根据冯先生的看法，大学的任务不只在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心智，培养独立人格。人人具有清楚的脑和热烈的心，社会必定是文明的，和谐的，不断进步的。
冯先生用“继往开来”描述大学的工作。大学要传授已有的知识，并要研究将来的知识。如果只能传授已有的知识，那就是职业学校。大学必须求新知识，特别是那些冷僻的看似无用的知识。不必问它们能不能直接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因人类不只是穿衣吃饭就够了。
照这样的想法，大学教师应不只教书，而且著书。冯先生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清华时期，写出了《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四十年代，在西南联大时期，写出了“贞元六书”。八十年代，在北大时期，写出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三史六书形成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特别是“贞元六书”，写在国家危亡之际，写在民族大灾难的时刻，写在地处边陲的昆明，在一盏油灯下，一字一句建立了他的哲学体系。他在《新世训》序中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故，乌能已于言哉？”并说，他希望他的书，能成为建国的一砖一石。又在《新原人》序中说，哲学家“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如果不读“贞元六书”，只读“六书”的六篇短序，也可以感到他的哲学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他希望民族复兴，国家富强。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同愿望。
他还说，大学是一个专家集团，这个专家集团是自行继续的，只有他们能决定他们自己的事，所以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色。他几次提出，不能把大学当作教育部的一个司，这在《西南联大教授会为不同意统一教材致教育部函》中剖析甚明。
现在看来，西南联大之所以能成为西南联大，正因为它是一个高水平的知识群体。在不断的斗争中，在相当程度上，这个群体能够实践他们的想法，能够照他们所想的方法教书育人。他们是成功的，对得起中华民族抗日战争那一段历史。
冯先生晚年，因客观形势一度不能讲课，曾十分感叹，说自己是“家藏万贯，膝下无儿”。他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他、理解他。当然，那只是一段时间。他的学生很多，好学生也很多，研究他、理解他的人也越来越多。现在举行的“旧邦新命：冯友兰与西南联大”研讨会正是这样做的。我想，这样的学术道路会日益宽阔。
我因身体欠佳，不能来参加会议。想到在我少年时代居住的昆明的蓝天下，有识之士正在纪念冯友兰先生，心中有无限的感动和感谢。
我崇敬我的父亲那一代人，不必列举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精神和祖国的江山同在。
2008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