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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绝少超过百年，而思想却可以活过百年千年，一直活下去。一九九〇年，我的父亲冯友兰先生去世。头几年，信箱里仍常有他的信件。我看到时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是混淆了阴阳界。我拆阅，小心地收好，偶然也回复。后来，信渐渐少了，他的著作的传播却从未停止。前两个月又收到寄给冯先生的信。信是一位在北大就读的台湾学生写的。他说：“冯大师，虽然我知道这是一封您收不到的信，但我还是想向您表达敬意。”“‘贞元六书’是改变我一辈子的书，过去我太注重人的动物性，忽略了人的人性，在您的书中我深刻地体会到人性的重要性。”几天后又有人说起读《中国哲学史新编》的体会，说那真是一部浩瀚如海的大文化史。
父亲已经去世了，只能从九天之上俯视我们，而他的书仍活在人间，与我们为伴。
“贞元六书”是冯先生于抗日战争中在一盏油灯下写出的六本书。这六本书构成了他完整的哲学体系。《新世训》有序云：“事变以来，已写三书。曰《新理学》，讲纯粹哲学。曰《新事论》，谈文化社会问题。曰《新世训》，论生活方法，即此是也。书虽三分，义则一贯。”
《新原人》序云：“此书虽写在《新事论》《新世训》之后，但实为继《新理学》之作。”书中提出了人生境界说，要人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新知言》序云：“前发表一文《论新理学在哲学中底地位及其方法》，后加扩充修正，成为二书，一为《新原道》，一即此书。《新原道》述中国哲学之主流，以见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之地位。此书论新理学之方法，由其方法，亦可见新理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之地位。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新理学继开之迹，于兹显矣。”序虽简短，六书各自的地位、彼此的关系，都说得很是明白。
冯先生说，他的哲学是最哲学的哲学，于实际无所肯定。去年，一位老哲学工作者茅冥家先生，写了一本书叫《还原冯友兰》，他的意思就是冯友兰被扭曲了，现在来还原他。这个书写得很内行。他说《新原道》讲形上学的历史，在中国没有一本书讲形上学的历史。如果黑格尔读到这本书，就不会说中国没有哲学了。这是茅冥家先生的意见。我想，做学问就像冯先生在《新原道》序言中说的：“学问之道，各崇所见，当仁不让。”我觉得这个话非常好。当仁不让，这样才能百家争鸣。当然这也要有它的环境。
一九二六年，冯先生在燕京大学任教，教授中国哲学史，就开始酝酿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一九二八年到清华，从此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在那里他一直参与学校的领导工作，在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写出了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用现代方法写成的中国哲学史，对这个哲学史我也是越来越认识到它的价值。因为以前读书就是这样读过去，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些年读到一些文章，如任继愈先生有文章说，冯先生具有高度的概括能力，他用现代的治学方法，把我们中国的哲学史梳理得非常清楚，原来说不清楚的地方现在都说清楚了。例如把惠施哲学归结为合同异，把公孙龙哲学归结为离坚白。大家读起来以为本来就是这样的，其实这是我们前辈学者经过多少辛苦工作整理出来的。其他还有很多例子，例如把王弼的《老子注》和郭象的《庄子注》从《老子》《庄子》的附庸地位中独立出来。美国学者欧迪安特别推崇冯先生关于郭象的文章，把它译成英文。一九九五年我在美国，她用特快专递把译稿寄给我，表示对冯先生的崇敬。
关于冯先生对中国哲学史的贡献，陈来教授有一篇文章，说明了哪些地方是冯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说得很详细。冯先生的这些新见发前人之所未发，也是后人不能改变的事实。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冯先生在美国宾州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一面和卜德教授一起翻译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冯先生用英文授课，这个讲稿就是后来的《中国哲学简史》。有人误认《简史》为《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缩写本，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缩写本，而是一本全新的书。如果只是缩写，内容就只限于两卷本原有的，但这书有冯先生新的研究心得，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写出的。它用不长的篇幅把很长的中国哲学史说得极为明白而且有趣，真是一本出神入化的书，我每读都如醍醐灌顶，心神宁静。去年有赵复三先生的新译本，译文准确流畅，也是难得的。
我们迎来了改革开放，冯先生得以用全身心写作《中国哲学史新编》。他用尽了生命写出了这部书，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诗来形容实不为过。这部哲学史有它自己的特点，也提出了新的看法。
《新编》自序中说，这部书的特点“除了说明哲学家的哲学体系外，也讲了一些他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这样做可能失于芜杂。但如果做得比较好，这部《新编》也可能成为一部以哲学史为中心而又对于中国文化有所阐述的历史”。我想他是做到了。
《新编》提出了许多新看法。如对佛教的发展过程，提出“格义”“教门”“宗门”三个阶段；最后更提出了“仇必和而解”的论断，指出人类社会应该走上和谐、理解的道理。
父亲曾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对自己工作的总结，也是他的“迹”。现在要问一问“所以迹”，怎么会有这些“迹”。
有人问我，冯先生一九四八年在美国，为什么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国，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是和他的血肉联结在一起的。政权是可以更换的，父母之邦不能更换。中国文化是他的氧气，他离不开这古老的土地，这种感情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所能包括的。当然他并没有预测到以后会经历这样坎坷的生活。这也不是冯友兰一个人的经历，他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
他在《新世训》序中说：“贞元者，纪时也。当我国家复兴之际，所谓贞下起元之时也。我国家民族方建震古烁今之大业，譬之筑室，此三书者，或能为其壁间之一砖一石欤？是所望也。”
《新原人》也有序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哲学工作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
全部“贞元六书”充满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祖国昌盛、民族复兴的热切期望。对祖国的热爱，是他回国的原因，也是他去留学的原因，也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抗战胜利西南联大结束，冯先生写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以纪念这一段历史。有文云：“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们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到现在还是生机勃勃，有着新的使命。新命就是现代化，要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国家。旧邦新命，这是冯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杨振宁先生说，他第一次读到“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时，感到极大的震撼。他还对清华中文系的同学说，应该把纪念碑文背下来。冯先生把这个意思写了另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副对联悬于他书房的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下联的意思是他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极高明），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道中庸），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上联的意思是他要把我们古老文化的营养汲取出来，来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国家。这就是他的“所以迹”。
一副茔联，一副对联，一共二十四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
这二十四个字包含的内容是那样丰富，充满了智慧的光辉，在流逝的时间里时明时暗，却从未断绝，也不会断绝。
2005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