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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老北京，还是新北京，看花的最佳季节，当然在春天。在老北京，花和树一样，一般是在皇家园林、寺庙和四合院里。老北京人赏花，得到这三处去，皇家园林进不去的时候，到寺庙里连烧香拜佛带赏花，便是最佳选择。春节过后，过了春分，二月二十五，有个花朝日，是百花的生日，那一天，人们会到寺庙里去，花事和佛事便紧密地连在一起。因此，在皇家园林还没有开放为公园的年代，到寺庙里赏花，是很多人共有的选择。
过去，老北京坊间有个顺口溜：崇效寺的牡丹，花之寺的海棠，天宁寺的芍药，法源寺的丁香。这四句话，合辙押韵。意思说，开春赏花，不能不去这四座古老的寺庙，那里有京都春花的代表作。那时候，到那里赏花，就跟现在年轻人买东西要到专卖店里一样，是老北京人的讲究。可以看出，老北京人赏花，讲究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样，要连带出北京自己悠久又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的味儿来。就跟讲究牡丹是贵客、芍药是富客、丁香是情客、海棠是愁客一样，每一种花要有一座古寺依托，有了浑厚的背景映衬，方才剑鞘相合，鞍马相配，葡萄美酒夜光杯，相得益彰。
崇效寺，靠近广安门的枣林前街附近，以前，那里曾有枣树林一片，所以崇效寺又叫枣花寺。崇效寺的牡丹，以种植的面积铺展连成片而让人赏心悦目。当然，那里的绿牡丹和黑牡丹更是名噪京都，因为那时候开绿色和黑色花瓣的牡丹，满北京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花之寺，龚自珍曾招饮诸友于此，他有《西郊落花歌》，序中说：“出丰宜门一里，海棠大十围者八九十本。”说的就是花之寺。丰宜门就是现在的右安门。花之寺的海棠在清时名气最大，晚清诗人周寿昌为之写的诗，大概可以说写它最为繁盛时花容树貌：“花之寺里海棠树，老佛坐看三百年，虬舞槎枒俯高阁，燕翻红紫烂诸天。”花之寺的海棠，在“五四”时期的女作家凌叔华的笔下有过描述，她特意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花之寺》，不过她笔下已经是花之寺走向尾声落魄的海棠了。
不过，海棠繁盛的寺庙，不仅于花之寺。很多书中说很多的寺庙里的海棠，都远胜过花之寺，比如法源寺。洪亮吉有诗：“法源寺近称海棠，崇效寺远繁丁香。”据说，乾隆末到嘉庆年间，法源寺并非以丁香而是以海棠出名。即使到了民国，那里的海棠依然非常出名。泰戈尔和徐志摩在法源寺花下吟诗一夜，梁启超集宋词说：“此意平生飞动，海棠花下，吹笛到天明。”可见，到了民国，花之寺的海棠，已经让位于法源寺。那时节法源寺的海棠已是主角。
天宁寺的芍药，和寺本身历史一样悠久。不过，法源寺的丁香，曾经一度应该更有名一些，看旧书的记载，应是清末时分。清诗有形容那里的壮观：“杰阁丁香四照中，绿荫千丈拥琳宫。”说丁香千丈之长是夸张，但簇拥在悯忠台的一片丁香花海，为京城难见的景观，是吸引人们前来的主要原因。
有意思的是，这四座古寺都在宣南，应该说和那时候宣南居住的众多文化人相关，花以人名，人传花名，文人的笔，让这里的花代代相传，这四座古寺的花事，连同明清两代文人留下的诗章，便成为宣南文化的一部分。
这四座古寺的花事繁盛，一直延续到民国。从文字记载来看，起码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泰戈尔访问北京时的重要活动，一个是和梅兰芳在开明剧院赏京戏，一个便是和徐志摩到法源寺里看海棠。海棠也好，丁香也罢，便和国粹的京戏鼎足而立。读张中行先生的文章，知道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还能看得到崇效寺施“大肥”（即煮得特别的烂的猪头和下水），方能盛开茂盛的牡丹。
如今，这四座古寺，仅存天宁和法源两寺，近些年，法源寺的丁香，名声大过天宁寺的芍药，原因在于重修法源寺之后，悯忠台旁、钟鼓楼下、念佛台前，补种有百余株丁香，盛开起来，烂烂漫漫，重现当年的胜景，并年年趁丁香花开之机，举办丁香诗会。尽管诗写得水平参差，远不如古人，却聊补古寺花事的遗憾，再现当年有花有诗的盛况。丁香盛开的时候，法源寺花香四溢，人流如鲫。可以说，是如今四大名寺花事繁盛中硕果仅存的一座寺庙。
不过，盛赞这四寺春时花事，只是一说。还有不同的说法，比如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就说过：“都门花事，以极乐寺之海棠，枣花寺之牡丹，丰台之芍药，什刹海之荷花，宝藏寺之桂花，天宁寺之菊花为盛。”这样的说法，说明花事繁盛，在很多寺庙都有，并非只此前者所说的崇效、花之、天宁、法源四家。但是，再怎么说，还是前者在民间流传更广，足见有时候别看只是顺口溜，口头的流传，抵过纸上的文字，足见民间口头的力量非凡。
很有意思的是，读《天咫偶闻》，看卷九有一段写道：“御园又西北岸极乐寺，明代牡丹最盛，东有国花堂，成邸所书后，牡丹渐尽，又以海棠名，树高两三丈，凡数十株。国花堂前后皆海棠，望之如七宝浮屠。”看，清代极乐寺的海棠繁盛之前，在明代则是牡丹。这和崇效寺一样，清初以枣花名，乾隆以丁香名，光绪以后，才渐渐以牡丹名。京都花事随京都世事沧桑，一直在变化之中，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因此，到老北京寺庙里看花，确实可赏的并不仅局限上述四家。说丁香，最早，在社稷坛南，曾经种有七百余丛丁香，浩浩荡荡，一起参与对社稷的祭祀之中。在长椿寺妙光阁下有丁香一片，因为妙光阁是顾横波所建，顾是和董小宛、柳如是等并列一起的秦淮八艳之一，又是清初大诗人龚鼎孳的爱妾，那丁香便人带花香分外浓，有了别样的意思，趋之者若鹜。
说海棠，《行素斋杂记》中说：“崇文门外法华寺佛殿前后海棠数株，独殿后一株每年春秋两番作花，亦理不可解者。”如此一年春秋两季花开两次的海棠，成为一时之奇与之谜。《日下旧闻》中说清明圣驾到回龙观赏海棠，想那时回龙观里的海棠，恐怕也是非常可观。
说杏花，大觉寺的杏花，也曾经有过一时的烂漫似海。
说早春赏玉兰，更有大觉寺和潭柘寺，大觉寺的玉兰是明朝的，历史之久，为京城之首，一直绵延至今；潭柘寺的玉兰一株双色，号称“二乔”，花和美人一体化，引人遐想。
但大觉寺、潭柘寺和回龙观，毕竟在很远的郊外了，而上述四家古寺却都是在今天的城中心附近。就近赏花，就跟那时候看戏一样，戏园子就在家附近，抬脚几步就到，看戏就方便，便于一般平民。再美若天仙和富贵骄奢的花，在这时候都要表现得亲民一些，如同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样，便成为京都花事的一大特色。所以，如今回龙观早已不存，变成一大片社区，慕名前往大觉、潭柘二寺看玉兰的人虽然不少，但更多的人还是到颐和园看玉澜堂的玉兰，毕竟去那里更方便些。
去年春天到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到太庙大门外两株高大的玉兰，不像别处玉兰，只是在瘦削的干枝上开几朵料峭的花朵，而是花开满树，一朵压一朵，密不透风，盖住了几乎所有的枝条和树干，像是涌来千军万马，陡然擎起一树喷吐着白火焰的火炬在迎风招展，气势不凡。心想，这两株玉兰的年头也不少了，只是，来这里看玉兰的人，远不如到大觉、潭柘二寺和玉澜堂的人多。人们大多还是慕名，而愿意舍近求远。看玉兰，到这里更近，人也少，格外清静，花和人便各得其所，相看两不厌，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老北京的花，除了寺庙，还开在自家的院落里。这是北京人的讲究。真正讲究有花可种、可赏的，得是有权有钱、独门独户居住在那种典型四合院里的人家，这样的人家，不为官宦，起码也得家境殷实。其他讲究种花的，得是小康人家，衣袋里即使没有十足的“兵力”，起码也得有些碎银子才行。
鲁迅当年买了八道湾的房子后，在日记里记“晚庭前植丁香两株”。买西三条房子后，又“种紫白丁香各二，碧桃一”。
张恨水买砖塔胡同的房子后，院子里已经有了两株海棠，两株月季，还是到白塔寺庙会上买了牵牛、凤仙、茉莉和红花豆角回家种上。
看鲁迅和张恨水两位文人买花，可见性格差异。一个愿意种木本，一个愿意种草本。看到张恨水的女儿回忆她父亲买花的情景，想起我曾经住过的大院里的人家，平民百姓，腰包不鼓，房前隙地不多，一般也只是种这些牵牛、凤仙和茉莉花、夜来香。更有多户人家买来或向邻家要点儿扁豆籽种上，既可以看那蓝色的花开在风中如翩翩飞舞的蝴蝶，还可以在扁豆熟了时候，为家里餐桌上添一道菜。便更觉得张恨水接地气。
写过《燕都丛考》一书的留日归来的陈宗蕃，也是爱花之人，又另有一番风光。他在地安门内的米粮库胡同，置地十亩，自己设计建造起了一座淑园，在他自己所撰写的《淑园记》中，光是花木便种有“桃杏李栗葡萄萍婆樱桃，海棠玫瑰蔷薇玉簪木槿紫薇芍药”等，如此众多，尽管他自己说“旅京二十年，节衣缩食，薄有余禄”，除此节衣缩食之外，但也得是有钱人家。毕竟他在官府中做事，官员要抵过文人，哪怕是如鲁迅和张恨水这样的大文人。
当时，另一户殷实人家，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晚清的翰林、民国的书法家，又是北京电灯公司的大老板冯恕，一手务实，一手务虚，双管齐下，自然是腰包鼓满。不说别的，仅是书法已经名噪京城，当时流传这样一则民谚：有匾皆有恕，无腔不学程。程，指的是程砚秋；恕，说的就是他冯恕，当时京城大买卖家的匾额多是请他书写，这笔润笔的收入自是不薄。他家住西四羊市大街71号，院子里的凌霄花，有百年历史，京城大小四合院里不乏别的名花古木，如此百年凌霄，独此一家。
社会存在阶级或阶层的分野，现实便有抹不去的贫富差别。赏花，也不可能一律平民化。在老北京，老舍先生写过《柳家大院》里的那种大杂院里，连吃窝窝头都犯愁，院子里一般是没有什么花可种、可赏的。
我小时候住在前门楼子西侧的西打磨厂老街一个叫作粤东会馆的大院里。这个大院要比柳家大院强许多，是清朝留下的一座老宅院，占地两亩，典型的老北京的三进三出有二道门和影壁的大院。尽管年久失修，人多杂乱，不少花木被破坏，但院子里还有三株老枣树和两株老丁香，那两株丁香，一株开紫花，一株开白花，春天开花的时候，一树紫色如云，一树洁白如雪。春天的时候，再破败的院子，有了花开，让人心里觉得日子有些朝气和盼头。丁香花的香气，特别的浓郁，每天放学，走进院子的大门口，就能闻得到那股子香气直蹿鼻子。即使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那股香气依然扑面。
我们大院里那两株丁香，在“文化大革命”到来的那一年春天，是最后一次开花。那一年的“红八月”，一群女红卫兵闯进大院，揪出一位解放前当过舞女的女人不说，还把她的女儿一起揪了出来，让娘俩就站在她们家前的丁香树下。她的女儿和我一般大，长得很漂亮，个子很高。那一群女红卫兵是初中生，个头儿都没有她高，看她那样高的个子，又总是不服气地昂着头，有一个红卫兵，看着不顺眼，从背后一脚踹上去，踢在她的小腿肚子上，冷不防，她一下子跪倒在地上，个子突然矮了半截。我实在看不下去，扭头跑出大院，一直跑到前门大街，坐上5路公共汽车，来回地坐，一直坐到天黑才回家。那一天丁香树下她突然被踹倒跪在地上的情景，深深地刺激了我，一直到现在难以忘记。大院的丁香，总会和这样的一幕，一起浮现在我的记忆里。
那一天之后，没过多久，“破四旧”，大院里的那两株丁香，连同前院的影壁和后院带月亮门的院墙，一起被除掉了。
小时候还没有上学，开春时节，我哪儿都不去，看花，一般到中山公园。走着去，过前门楼子的城墙根儿，穿过天安门广场，十几分钟就到。
那时候，家长花五分钱买一张门票，带我到中山公园，为的是看牡丹。如今，哪个公园里都有牡丹，但我敢说哪一处也没有中山公园的牡丹是出自名门，且年头最为久远，中山公园的牡丹才真正是魏紫姚黄，国色天香。崇效寺的牡丹，就是在那时候，也就是解放初期，都移植到了中山公园。新中国更重视公园的建设，崇效寺的牡丹，也算是找了个好人家。后来，发展到有牡丹一千余株，算是蔚为壮观。
这几年，再到中山公园，怎么都觉得牡丹少了许多，远不如小时候看到的那样的壮观景象。或许，是我的错觉，也或许是这几年引进了郁金香，面积越来越大，喧宾夺主，遮住了牡丹昔日的风光？在我看来，再花姿别样的郁金香，也无法和风采绰约的牡丹相比，因为中山公园的牡丹都曾经摇曳在历史的风中，尤其是掩映着建国初期百废俱兴的时代影子。只是，如今的年轻人更愿意在郁金香前摆弄着姿势照相。
在其他的日子里，家长也常带我到中山公园里来，看花是到唐花坞。在我的童年，觉得唐花坞是最漂亮的室内花园了，简直就是我的圣地。因为那时候北京还没有室内植物园，另外，我的见识也少，从来没有见过其他的室内花园。因此，每一次去唐花坞，都会让我兴奋，好像去参加花仙子邀请的盛会，总会给我意外的惊喜。尤其是冬天，大雪纷飞的日子里，那里温暖如春，会看到还有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花在争奇斗艳，真的是感到神奇无比。
北京有这么一个中山公园和公园里的唐花坞，要感谢朱启钤。他当时任内务部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应该就是北京市的市长），有这份权力，1914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将这座皇家的园林建成人民的公园。如果没有他，不知道在北京要晚多少年才能建成一座公园。
当然，除了权力，还得有眼光和公心，将权力化为私利者，从古到今都大有人在。这便越发显得朱启钤的难得了。当时，他向政府各部要求捐款改建这个公园，每个部都捐了一千块银圆，朱启钤一个人捐的也是这个数，足见他这个人和一般的官府之人不尽相同。
朱启钤本人不仅是官员，还是建筑家，中国营造学社就是他创建的。中山公园改建之初，他新建了一些亭台楼阁，唐花坞便是第一批建的，中间是一座八角亭，两则呈扇面式，上铺蓝色琉璃瓦，中西合璧，分外醒目。建了唐花坞之后，据说，他家有一株珍贵的昙花，高达五尺，每到花期，他都会让人把昙花搬至唐花坞，供众人观赏昙花一现的珍贵一刻。这从另一个侧面，见识了朱启钤这个人。
如今唐花坞前的荷花池和荷花池边上的水榭，也都是当年朱启钤主持挖的、建的。尽管有人批评水榭建得太偏于里面，不大显眼，发挥不了其作用，但是，当年有这样的设计，为百年后的今天留下这样的景观，也实在是不容易了。
如今，外地游客到故宫的人多，到中山公园来的很少。我几次去，那里都非常清静。在北京市内所有的公园里，我爱去中山公园，独自一个人走走，想一墙之隔的天安门广场上的人山人海，这里像是远避万丈红尘之外，有别处难有的清静。
每一次来这里，我几乎都会忍不住地想起上小学三年级的那一年夏天，我和同院住的小伙伴一起到唐花坞前的荷花池，下到池子的边上偷摘荷花和莲蓬的情景。荷花摘到了，莲蓬没有够着，再探身伸手摘莲蓬的时候，一脚打滑，落进水中，被公园的工作人员发现后救上，不客气地把浑身湿淋淋的我们带到办公室，一通数落之后，通知家长来公园领人。这成为我童年最羞愧的一件冏事。
但是，这并没有阻挡我去中山公园的兴致，以至以后我上了中学，还常常会独自到唐花坞去看花。记得初三那一年的寒假，学校高三的一位学长，取笔名“园墙”，写了一篇散文《水仙花开的时候》，发表在当年的《北京文艺》杂志上，很是让我羡慕。他这篇散文写的就是唐花坞里的水仙花，那水仙花我也见过，好多更好看更新鲜的花，在唐花坞里，我也见过，为什么我写不出这样漂亮的文章，也能发表在《北京文艺》上呢？那时候，我仿照着他这篇散文的笔法，又参照着当时正流行的杨朔的散文《雪浪花》和《荔枝蜜》的写法，写了好多篇唐花坞，却没有一篇成功。
从唐花坞中看花，我喜欢上了花。我曾经专门跑到大栅栏南口路西的公兴文具店，买过一本很精致的美术日记本，在扉页上自己题写了“花的随笔”几个美术字，专门记述看花的笔记。那时，我已经不只是到中山公园的唐花坞看花了，哪个公园里举办花展，我都要去看。我有公交车的学生月票，每月两元钱买一张，坐车便不用再花钱了，无形中，拓宽了我看花的半径。记得上高一那一年秋天，北海公园里有菊花展览，我跑去看。各式各样的菊花，几百盆，上千盆，铺铺展展，争奇斗艳，摆放在公园的山上山下，角角落落，简直成了菊花的海洋。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多的菊花，让我叹为观止，回家后在日记本上赶紧写笔记，自以为收获不少。
老来之后，看邓云乡老先生的书，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北京的菊花时，说菊花是隐逸之花，然后，他写道：“千百盆摆在一起，并没有什么看头，因为显示不出其风格，况且千百个‘隐逸’聚在一起，那还叫‘隐逸’吗？弄不好还有聚众闹事、图谋不轨的嫌疑呢？”想起自己中学时代专门跑到北海公园去看菊花展览，不禁哑然失笑。
在北京所有花中，我对六月盛开的合欢最是情有独钟。
说来，也许有些可笑。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每天清早上学的路上，几乎都能碰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迎面向我走来。我觉得她人长得特别漂亮，就像我母亲一样的漂亮。那时候，我母亲刚刚去世不久。我知道，这只是我的一种心理上的错觉，甚至是幻觉。但是，错觉也好，幻觉也罢，每天清早上学的路上，能够见到她，是我最大的愿望。
那时，那条路上种的街树就是合欢。我记得非常清楚，每年一到六月，树上便开满绯红色的花朵，绒毛细细的，很柔软的感觉，像一片红云彩似的，惹人怜爱。这时候，迎面看着她走在这样绯红色的云朵下，感觉她更漂亮了。或许，一定是感觉到我在注意看她，每一次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她都会冲我和蔼地笑笑。真的，那时候，我特别的可笑，甚至有些傻气。每一次和她擦肩而过看到她冲我笑的时候，我都希望她能伸出手，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抚摸一下，就像母亲总爱摸我的头一样。
后来，我知道，她就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另一所小学当老师，那是一所私立小学。我痴心妄想能够转到那所小学去读书，就可以天天见到她，没准儿，她还能教我呢。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家里没有钱供我去私立学校的。读中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题目就叫作《合欢》。我写了对她、对合欢的想象。如果有什么花可以象征一个人的童年，合欢几乎成为我童年之花。
还有更可笑的事情，从北大荒插队回到北京，我重回读小学的学校，因为待业在家，母校的校长好心地邀请我去代课。重新走在这条小时候走过无数次的老路上，我渴望能够像当年每天早晨上学一样，还能见到她。但是，这样的奇迹，怎么可能会出现呢？那条老街上，我没有能见到她，合欢树也一棵都没有了。
如今的北京街树中，有名的是夏天南池子的槐荫夹道，秋天钓鱼台的银杏铺地，我再也没有见过哪一条街道两旁种有合欢树了。
北京最老的合欢树，我看到书中记载的，大概应属崇效寺，曾经有过一株合欢，为清初吏部尚书宋牧仲手植，五十年后，有合抱之粗，清诗写着：“五十年来重俯仰，当檐一树马缨花。”马缨花，就是合欢花。崇效寺的这棵合欢树起码长了五十余年。
后来，有人对我说故宫御花园、宋庆龄故居的合欢，年头都挺长，长得都不错，花开的时候很好看。这是当然了，那里的树，会有人专门打理，自然比别处的好活，过得滋润了。况且，也不是街树。
再后，读清诗：“正阳门外最堪夸，王道平平不少斜；点缀两边风景好，绿杨垂柳马缨花。”说明种合欢为街树，早在清时就有了，前门大街两旁，当年种的是合欢。
又借到一本芥川龙之介写的《中国游记》，在这本书里，他两次提到了合欢树。一次是从辜鸿铭家出来，朝着东单牌楼他住的旅店走的路上，说是“微风吹拂着街边的合欢树”。另一次是他说：“合欢与槐树的大森林紧紧环绕着黄色琉璃瓦的紫禁城。”后者说明当时北京城的合欢树的茂盛，前者则说明东单大街两旁当时是种着合欢树的。
还看到邓云乡先生的文章，说景山前街曾经种的街树也是合欢。
这样就可以佐证，合欢树在北京是有历史的，曾经一度辉煌，而且作为街树，并非是我童年时见过的孤例。芥川龙之介是1921年从日本来到北京的，邓云乡说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事，也就是说，合欢树作为街树，曾经从清末民初一直到北京和平解放之后，存在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一道美丽的风景，盛放在北京的夏季。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如今被冷落在一旁。
我所见到的合欢树作为街树的街道，除了童年的那条小街之外，就是台基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的眼里，这是满北京城最漂亮的一条街道了。特别是每年六月合欢树开满一树树绯红色绒花的时候，让你感到北京城一种别样的色彩，觉得那是北京整个夏天开放的最漂亮的花了。那时，我家离台基厂不远，去王府井，必须穿过台基厂。走在这样开满轻柔的绒花的树下，斑驳的花影洒在身上，人就像踩在绯红的云彩上面一样，有一种梦幻的感觉，仿佛整条街都在这样一片绯红色的花海中飘飘欲飞。也许，这只是青春期似是而非的感觉吧。
“文化大革命”中，嘈杂喧嚣之中，顾不上看合欢花了。一别北京六年，1974年从北大荒回到北京，重住老院，重去王府井，重走台基厂老街，才忽然发现一街的合欢树竟然荡然无存，一株都不剩了。一下子，心里感到是那样的失落，忙打听，才知道早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街的合欢树就被砍光了，说它们开这么缠绵悱恻的花，是资产阶级的树。这让我分外吃惊。想起景山的那棵崇祯皇帝上吊的古槐，顺治皇帝看着它不顺眼，说它是“罪树”的陈年往事。莫非树之中真的有什么“罪树”吗？仅仅因为花开得漂亮，开得缠绵，就必须得是“罪花”吗？纵观北京林林总总的花木，再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了。台基厂的合欢，和景山的古槐，真是一对难兄难弟，遥望并沉没在三百年的历史长河里。
如今，在北京，不仅街道上见不到合欢了，就是在老院子里，或在新建的小区里，也很少能见到合欢树。
十多年前的夏天，孩子买房时，看中的是小区里有一片合欢树，去看房时正是夏天，满树毛茸茸绯红色的花朵，看得人爽心悦目，让我想起童年和青春时期难忘的合欢树，便替孩子做了主。如今，那一片合欢树，只剩下两株苟延残喘，树干被锯掉一大截，树枝被剪掉的更多，希望能够在抢救中救活。到了夏天，孤零零地开着零散的花朵，再看不到十多年前的风光了。
在离宣武门不远的校场口头条，那是一条闹中取静的小胡同，在这条胡同的47号，是学者也是我们汇文中学老学长吴晓铃先生的家。他家的小院里，有两株老合欢树，不知道如今是否还活着。那年夏天，我特意去那里，不是为拜访吴先生，因为吴先生已经仙逝，而是为看那两株合欢树。合欢树长得很高，探出墙外，将毛茸茸的粉红色的花影，斑斑点点地正辉映在大门上一副吴先生手书的金文体门联“宏文世无匹，大器善为师”。那花和这字，才如剑鞘相配，相得益彰，如诗如画，世上无匹。
不过，这也是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如今，不要说不知道吴先生双棔书屋的那个小院里的那两株合欢树是否健在，就是那座小院、那条胡同是否还在，都让人隐隐担忧了。那么美丽却也柔弱的合欢花，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北京一年四季有花。菊花，是秋天的花。以前，宣武门外下斜街土地庙秋天有庙会的时候，会有从丰台花乡来的花农，挑着担子，专门来卖菊花，“殿春花好压担卖，花光浮动银留犁”，成为颇为热闹的都市一景。丰台养菊之名，一直延续至今。乡野陶元亮式的隐逸者之菊，早已步入都市，成为大众之花。当时下斜街土地庙庙会中的花市成名，难怪朱彝尊会从海波寺街搬家到下斜街，还特别写过这样一句诗：“老去逢春心备惜，为贪花市住斜街”。
《酌中志》中记载，北京秋天，除了赏菊之外，还有茉莉、栀子兰、桂花、秋海棠、玉簪花之赏。可见，秋天的花，虽比不上春天的花开得灿烂，但也足有一番看头，而且，这样秋天赏花的传统由来已久。不过，《酌中志》里所说的这些花，除了桂花和秋海棠是和菊花同时节开之外，茉莉玉簪在夏末甚至更早一些就已经开过了。
夏天里的花，在北京开的品种要比秋天多，而且可以从夏天一开始绵延到整个夏季。《帝京岁时纪胜》一书说：“榴花似火，家人摘以簪头；凤仙飞红，绣女敲打而染指；江西腊五色芬芳，虞美人几枝娇艳，则又为端午佳卉也。”
在这里，把这几种花都统统并之于端午名下，也不确切。确切说，这几种花都是夏天里的花。石榴花，为端午的代言，曾经一度作为女儿花，摘以簪头，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它是夏初之花，五月端午前后盛开，笼统说花红似火，当然可以，实际是有红白紫粉四色之分。只不过，老北京人更喜欢那种红红的石榴花，象征着日子红火，所以，石榴树成为老北京典型四合院的标配，有民谚为人所熟知：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
其实，老四合院里，和石榴树差不多一样多的，还有夹竹桃，和天棚鱼缸一样为标配。民国时有不少竹枝词写有四合院里的夹竹桃，其中一首：“夹竹桃开列中庭，卷篷高覆午梦醒，鱼缸配上数尾鲤，鲜花无语亦清馨。”这是因为那时候的夹竹桃很便宜，而且开花又久。
以前，在我们的大院里，《帝京岁时纪胜》里说的这几种花都有过。凤仙花几乎很多家都养过，或种在墙角，或种在盆里面，甚至种在小碗里，很好活。在我的印象里，凤仙花和喇叭花、扁豆花，是我们大院里种得最多的花了。
江西腊，现在好像种的人家少了，当时，我们大院里有人家专门种这种花，我一直不清楚，为什么叫江西腊？干吗要把一种花和一个地名绑在一起呢？莫非这是来自江西的花吗？江西腊，有点儿像小点儿的菊花，又比那种满天星的小菊花大。花的颜色有好几种，草本，不值钱，很好活。
在我们的大院里，除了江西腊，还有美人蕉、鸡冠花、西番莲，都是夏天晚一些时候开花，都不值钱，都很好活，又都特别好看。也有人家养夹竹桃，是种在挺大的花盆里。大人们说夹竹桃有毒，不让我们摸。当时，我也不知道这话是真的呢，还是故意吓唬我们，怕碰坏了人家的花。天冷了，人家就把夹竹桃搬进屋子里了，到来年天暖的时候再搬出来。
虞美人，名字透着几分艳丽，甚至暧昧，因为这花只养在大院里一位从良的老太太家里。解放初期，共产党把她从妓院里解救出来，她嫁给了一个建筑工人。其实，虞美人就是丽春花，并没有多么特殊，花有单瓣、重瓣两种，只是这种花有点儿难伺候，因此大院里没有别的人家养过。我一直猜想，这种花难伺候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大家不愿意和她一致或相似，下意识中要和她拉开点儿距离吧。老太太死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种花。前几年到法国，专程去巴黎郊外吉维尼的莫奈故居参观，在莫奈花园里，才又看到这种花。想起早已经逝去的那位老太太，不禁感慨命运，命运那么凄苦的老太太，偏偏爱养这种娇艳欲滴的花。
冬天里看花，只能到唐花坞。虽然诗里说是“梅花欢喜漫天雪”，但是，真正到了冬天，在北京室外，是很难见到迎着漫天大雪开放的梅花。要看梅花，只能到唐花坞，看到的只能是梅花的盆景。
当然，这是指我的小时候。自从香山植物园有了温室，自然，可以到那里看梅花。不过，那里太远，不如中山公园的唐花坞近便。前几年，一个中学同学到位于龙潭湖公园西侧的北京教学植物园当园长，邀请我到那里参观，我才第一次知道在北京闹市里居然闹中取静，也有一座植物园，而且里面也有一个温室，比唐花坞还要大。并且早在1957年就在这里了。建国初期，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指示，在这里辟出十一万多平方米的地方，专门给中小学生建一个植物园，让城市里的孩子们认识并接近大自然。现在大门前的“北京教学植物园”几个大字，还是彭真当年亲笔题写的。想起彭真市长，禁不住想起民国初年的市长朱启钤。如果没有这两位市长，也就没有了眼前的这个植物园和以前的唐花坞。
如今，冬天里看梅花，又多了一个去处。
在北京，老院子里种海棠和紫藤的居多。我一直不明就里，为什么对此两种春花情有独钟。
据说，海棠最早最盛，在如今的公主坟。辽代的哪位公主死后埋葬在那里，在坟前种植了一片海棠，逐渐繁殖，越来越茂盛，在每年的清明前后争奇斗艳，成为京都海棠花艳和传说凄美的独一处。
可以说，以后步入园林和四合院里的海棠，都是从公主坟来的。久负盛名的海棠有多处，其中南城有阅微草堂，相传那里的海棠为纪晓岚手植；西城有李释戡院落，在黄羊胡同，原是一座灵官古庙，有海棠两株，年头老矣，花开甚茂，因花命名，李将自己的这个院落称之为双棠馆，后来成为中美文化办事处。
如今，李释戡这个名字显得有些陌生，但说起齐如山来，知道的人更多些。民国时期，李和齐同为梅党，都是梅兰芳的文案，为梅兰芳写过很多新派京剧的剧本。当时，李请陈师曾为他的这个双棠馆题写匾额。这帧书法作品在2007年以三十万元价格拍卖出去。在“双棠馆”三字后，陈师曾还写了几行小字：“释戡所居有海棠两株，犹吾三槐堂也。”让双棠馆和三槐堂为一副有趣的对仗，成一时的佳话。
在老北京的院落里，讲究种植海棠之外，还有讲究种植紫藤的。紫藤和海棠不同，海棠单株而立，紫藤铺展成片，需要搭架，占更大的地方才行。所以讲究种紫藤的，大多出自名人之家，尤其在宣南，似乎更多。所以，龚自珍称之为“宣南掌故花。”
宣南一带，最老最大的一株紫藤，在给孤寺之东一户姓吕的人家。给孤寺的位置在如今珠市口之西，陕西巷南口之东。清人有诗这样形容这株紫藤：“一庭芳草围新绿，十亩藤花落古香。”说其十亩，自然是夸张，但说它是古香，却是实在的。
在宣南，仅我所知道的，就有杨梅竹斜街梁诗正（时任吏部尚书）的清勤堂、虎坊桥纪晓岚的阅微草堂、海柏胡同朱彝尊的古藤书屋、孔尚任的岸堂、琉璃厂夹道王渔洋的故居，这五家的紫藤最为出名，据说这五家的紫藤都为主人当时亲手种植。“满架藤荫史局中”；“庭前十丈藤萝花”；“藤花红满檐”；“海柏巷里红尘少，一架紫藤是岸堂”；“诗人老去迹犹在，古屋藤花认旧门”。这五句诗，分别是写给这五家紫藤的，也是后人遥想当年藤花盛开如锦的凭证。
好多年前，我分别造访过这五处，王渔洋旧居和孔尚任的岸堂已无处可寻，古藤书屋正被拆得七零八落，清勤堂的院落虽然破败却还健在，阅微草堂被装点一新，成为晋阳饭店。前些天，我又去那里一趟，阅微草堂的紫藤，因修两广大街时扩道，大门被拆，本来藏在院子里紫藤亮相在大街上，一架紫色花瓣翩翩欲飞，倚门卖俏，成为一街的盛景。杨梅竹斜街已经改造，焕然一新，只是街东口的清勤堂越发低矮破旧，老态龙钟，大门洼陷下很多，院子里的人家搬空，肯定会被整修，只是不知道会不会补种一株紫藤，再现“满架藤荫史局中”的繁盛。
海棠和紫藤两者皆可食，只不过，一个食果，一个食花。有意思的是，海棠花开得越是漂亮的，结出的果越是不好吃。院子里栽的西府海棠，人们一般都不会吃，落在地上，任其烂掉，或者被小孩子捡起来玩。要吃，吃西山或怀柔密云的海棠树结的果子，被小贩挑着担，穿街走巷卖。以前，有专门卖一种熟海棠的，毕竟再好的海棠也有一点儿酸味，用水煮熟，再加一点儿糖，味道和生海棠大不一样。我还喜欢吃用熟海棠果做成的冰糖葫芦，海棠果压得扁扁的，甜酸之中，还有一种面面的感觉，和山里红不一样。
春末时分，蔷薇谢去，荼蘼开罢，紫藤是春天最后的使者了。紫藤的花期比较长，花开之余，用花做藤萝饼，是老北京人的时令食品。如今，老四合院里的藤萝少见了，藤萝饼，以前在春末时遍布京城，很容易买到，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点心。那是京城春天花事舞台的变幻，是花的精魂另一种形式的再现。当然，也可以说人们从观花到吃花，是浪漫主义到实用主义的转移。春天里热热闹闹的京城花事，到此落幕，最后竟吃进肚子里，一点儿都没糟践。
在北京，有海棠树的四合院很多。其中有一座小院，最让我难忘，便是前辈作家叶圣陶先生家的小院，院子里有两株西府海棠。几乎每年春天开花的时候，叶圣陶先生都和冰心、俞平伯等几位老友约好，到小院里一起看海棠花。一时，这两株海棠树很有名。
我第一次走进东四八条这座西府海棠掩映的小院，是1963年的暑假，我还只是一个初三的学生。那一年，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中，我的一篇作文获奖而得到叶圣陶先生的亲自批改，并得到叶圣陶先生的接见和教诲。那个下午，是叶至善先生站在门口，因为个子高，他弯着腰，和蔼地掀开竹门帘，带我走进叶圣陶先生的客厅。这印象很深。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他从二十四篇作文中选了二十篇给交他父亲，其中有我的那一篇，要不我不会和这座小院结缘。
我和叶至善先生的女儿小沫同岁，同属于“老三届”，“文化大革命”中，都去了北大荒，彼此有信件往来。第一次回家探亲，我和她约好，想到她家看望她父亲和爷爷，因还在“文革”之中，怕给两位老人带来麻烦，谁想到他们欢迎我们的造访。我和我弟弟，还有一位同学一起来到那座熟悉的小院，叶至善先生已经到河南湟川“五七”干校放牛去了。只有叶圣陶先生在，见到我们很高兴，要我们每人演一个节目，老人看得津津有味。时值冬日，大雪刚过，白雪红炉，那情景真是难忘。聚会结束，叶圣陶先生还走出小院陪我们照相，就站在西府海棠的下面。只是那海棠已是叶枯干凋，积雪压满枝头，一片肃然。
1972年的冬天，在北大荒得罪了生产队的头头，我被发配到猪号喂猪，成天和一群猪八戒厮混，无所事事，一口气写了十篇散文，寄给小沫看，她转给了她的父亲。那时，叶先生刚刚从河南干校回来，赋闲在家，认真地帮我修改了每一篇单薄的习作。我们便有了整整一个冬天的信件往来，他对每篇都提出了具体的意见，有的还帮我一遍遍修改，怕我看不清楚，又特意抄写一份寄我，然后在信中写道：“用我们当编辑的行话来说，基本可以‘定稿’了。”如他说的一样，我将十篇中一篇《照相》寄了出去，真的“定稿”了，发表在那年复刊号的《北方文学》上。这是我的处女作，可以说，是叶先生鼓励并具体帮助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四人帮”被粉碎不久，中少社恢复，他重新走马上任，着手《儿童文学》杂志复刊的时候，曾经推荐我去那里当编辑。《儿童文学》杂志的同志找到我，我刚刚考入大学，没有去成。那时我并不知道是他推荐的我，一直到很多年过去了，才知道这件事情，也才体会到他的为人，让我感动的同时，也让我感慨，因为今天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叶先生地位不可谓不高，但他总是这样平易近人、谦和、严于己而宽待他人，替别人想却润物无声。在他家的墙上，曾有这样一副篆字联：得失塞翁马，襟怀孺子牛。此联是叶先生撰，请父亲写的。我想这是叶家父子达观的人生态度和一生追求的境界。
叶家小院，我虽不常去，偶尔还是拜访。前些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走进那座熟悉的小院，又看见了那两株西府海棠。这两株西府海棠很有意思，叶先生说是“很通人性”，“文革”开始时，小沫、小沫的弟弟，还有先生，先后离开了家，海棠枯萎了，后来，家人陆续回来，它们又茂盛了起来。如今的海棠依然绿意葱茏，只是有些苍老，疏枝横斜，筛下斑斑点点的阳光，被风吹得摇曳，似乎将往昔的岁月一并摇曳了起来，有些凄迷。
我的心里有点不安，生怕打扰了叶先生的午睡，小沫招呼我进屋，说我爸爸早就醒了，等着你呢！叶先生从他父亲睡过的床上下来，走出卧室，伏在他家的旧餐桌上，和我交谈。坐在我对面的叶先生已经是银髯飘飘，让我才恍然觉得白云苍狗，人老景老，老人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以前。这些年，他一直疲于忙碌，编完二十五卷《叶圣陶集》，又以每天五百字的速度写父亲的回忆录，马不停蹄地整整写了二十个月，一共写了四十万字。漫说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就是壮汉又如何。在这部回忆录的自序中，他这样写道：“时不待我，传记等着发排，我只好再贾余勇，投入对我来说肯定是规模空前，而且必然绝后的一次大练笔了。”
那天，临别走出屋子，来到院里，我和小沫在那两株熟悉的西府海棠树下站了很久，说了一会儿话。午后的阳光很温暖，能看见枝头上青青的小海棠果在阳光中闪烁。我想起叶圣陶去世之前的春天，叶先生陪着父亲和冰心先生一起在这座小院看海棠花的情景。那天风很大，却在冰心到来的时候停了；那天，海棠花开得很盛。
如今，海棠依旧，年年花开。叶圣陶和叶至善两位老人都已经不在了。
读中学的时候，非常喜欢看花，由此连带爱读有关花的书，其中对苏州前辈作家周瘦鹃很感兴趣。因为他不仅自己莳弄花木，而且是盆景专家，同时他又能把养花的体会和对花卉的介绍融为一体，写成漂亮的文字。我曾经买过他的《花花草草》几本书，爱不释手。
想起周瘦鹃，便想起北京的文人，从“五四”时期起，新老几代，似乎都没有一位如周瘦鹃一样，一辈子独守在他的紫兰小筑里，钟情并致力于花木的养植和书写的作家。以前，看过老舍写的《养花》，只是片言只语；也读过郭沫若的《百花齐放》，每一朵花配一幅木刻画，配一首诗，画不错，诗却近似口号。这多少有些遗憾。大概京派文人，天子脚下，更钟情时代宏观的主题，对这些花花草草，有些看不上眼吧。而周瘦鹃却说：“愿君休薄闲花草，万园衣冠拜下风。”
一直读到蔡省吾的《燕市货声》一书，看到书后附录他的学生李霈为他画的肖像，和为他写的传记，方知道北京居然也有和周瘦鹃一样的奇人。尽管他比周瘦鹃要早很多年，是清末民初的人物。小传说他是清世族，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的时候，逃城未果，不忍屈辱，曾经奋不顾身而拔剑自刎，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
他后被救活，自此越发偏于爱好花木。他家居于城北柏林寺，走半里地，过一石桥，树林旷野豁然，便于隙地“为菜畦花圃，榜其园曰闲园。尝慕晋陶渊明，故植佳菊数百种，每当金风送爽，篱菊飘香，看花人户限穿其，雅人深知也”。还说他一生一无所能，别无他好，唯性爱菊，“佳种恐其不传也，则研丹敷粉，坐东篱下为花写照，虽久暴风日不以为苦，积数年得工笔写真菊花百余页。即一筋之微与原花无少异。并按花名各系一诗，分为四巨册，题曰‘闲园菊谱’。”
后读《天咫偶闻》，里面有一则轶事，提到蔡省吾，便格外注意。说清末时有一个叫德续的镶黄旗人，“少无赖，习市井事，所居与蔡省吾邻。省吾教其为善，且授之书，遂为善事，及闻城破登城持刀作据守状，遂中炮死。”秉承如此善意和爱心与耐心的人，才会对花事这样地倾情相投，由人及花，一样的道理，一样的心思。爱花之人，都是有爱心之人。
蔡省吾又号称闲园菊农，写有《燕市货声》之外，还有一部《燕城花木志》。有此一书，可以填补京城文人没有专写花木书籍的空白，也可以和周瘦鹃的《花花草草》相媲美了。稍稍有些遗憾的是，这本书太薄了些，说是书，其实只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他本可以写得更多些，却只是如此简约，不过，涉及的面却很广，不仅记录花的品种，连同花木的莳弄栽培的方法和注意细节，从种子、分根、压条、培插、粘接、暖熏，都写到了。在此之前，还未曾有人写过京城花事这样的书来。
人们知道更多的是他的《燕市货声》，又叫《一岁货声》，前些年曾经翻印出版，不少谈老北京卖货吆喝的书和文章，都少不了引用这本书中的文字。知道《燕城花木志》一书的人少些，近些年来也未曾见过这本书的出版。
因为是从心底里爱花，又有着自己不辞辛苦的亲力亲为，这本书写得很有意思。比如，他介绍我们常见的莲花有十种，分为苏州白、苏州红、棉花白、莺莺唤红娘、千叶莲、品字莲、锦边睡莲等，并说这些品种“多自外省各府邸购得”。如今，北海公园每年一度的荷花大会，不知还有没有这些品种？
他说蜀葵花色有五六十种之多，论形状，有马蜂窝、一碟肉、馒头朵等；论颜色，有纯白、荤绿、浓淡红粉、深浅藕荷、紫色白边、粉色红边、深浅黄边、金红褐墨等。黑色土中花易变为紫黄色……不厌其烦，格外细致。如今，北京蜀葵很多，我住的小区里就有野蜀葵自生自灭，不知道在哪里还能看得到这样五六十种花色繁多的蜀葵？
他说石榴中有翻心石榴花，其花红白相间；有百子石榴，小盆栽，一株可得石榴十余枚；有榴银红色，其果实最大最甜。如今，小区里种植石榴的很多，但我们确实没有见过他所说的这样几种石榴。市场卖的石榴，大多不是北京本地产的，多是来自山东和云南蒙自。
他说马兰花浅蓝藕荷两种颜色最为常见，黄色、红碧桃色、翠蓝色、上白下藕、上藕下黄、深元青色，难得一见。为求纯白深黑如葚两种马兰花，他要跑南苑旧宫去买回家。不是花痴，谁能做得到？
还有一段文字，蔡省吾写得最为有趣：“予先茔在东郊孙河花梨坎地，名马家村。蔡家坟马氏皆坟丁也。旧产一种异草，名草木笔，叶似牡丹，花艳绝似辛夷，大至二寸许，蕊中俨然如笔。坟外他处绝无，移之数次不活。庚戌春，命侄友梅傍坡处并方圆尺余连根移置盆内携归，连岁皆开，但不敢分根另置耳。又谓之草辛夷。”
这里所说的辛夷，又叫木笔花，即楚辞里说的“朝饮木兰之坠露兮”的木兰，属于古老的名花。所以，他说那花的花蕊俨然如笔。所谓草辛夷也好，草木笔也好，是他自己的命名。这里所说的他的侄子友梅，是民国时有名的京派小说家蔡友梅。如今，孙河这个地方还在，早已经不是一片坟地，而成为高档社区。世事沧桑之中，想一百多年前，为了一朵野花，奔波那么老远，连挖几次回家养不活，又命自己的侄子去连根带土挖出一大片，直接装入盆中，那盆得有多大方才可以将花装下呀！不是骨灰级的爱花之人，谁可以做到如此这般？
民国期间，张江裁先生主持印制蔡省吾著作的时候，在蔡省吾线描绣像后，有张江裁的题词赞曰：静如止水，动若云行；岸然道貌，浑穆心灵；克矜水物，克谨视听；高山仰止，坚贞先生。
想蔡省吾是当得起“坚贞先生”这样的称号。起码在对北京货声和对北京花木这样两方面的研究与书写方面，起到了开先河的作用。我理解的“坚贞先生”，是对一件事物长时间由始至终而非始乱终弃的坚持。蔡省吾活到了七十九岁，一直钟情于此，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的。
读蔡省吾《燕城花木志》，便想起了周瘦鹃的那句诗：“愿君休薄闲花草，万园衣冠拜下风。”
2019年春节写毕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