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洋桥在十号线地铁有一站,已经属于三环内的市区。以前,这里是一片农田。为什么地名叫洋桥?因为此地有一个村子叫马家堡村,清末西风东渐,建起北京的铁路,最早的火车站就在这里,附近的凉水河上自然也得建起能通火车的水泥桥梁,便把这块地方取名叫了洋桥。这个有点儿维新味儿的地名,透露这样一些信息,便是如果火车站真的在这里长久待下去,便会带动周围明显的变化,所谓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现代化标志的火车,肯定会让这一片乡村逐渐向现代化迈进。可惜的是,好景不长,据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逃离北京,从皇宫跑到这里坐火车;而后坐火车返回北京,还得从这里下车,再坐轿子回金銮殿,一路颠簸太远,才将火车站很快从这里移至前门。这里原来是乡村,徒留下一个洋桥这样维新的地名,还有老站台的一块水泥高台。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铁道兵在北京修建地铁后,集体转业留在北京,在这片农田建立起他们的住所,取名叫地铁宿舍,从此这里开始了从乡村到城市化的进程。如果看这一个多世纪北京城市的变化,洋桥是一个活标本,慈禧太后上下火车的一截老站台遗迹还在。1975年下半年到1983年初,我从前门搬家在这里住了近八年的时间,图的是这里的房间宽敞一些,而且,每户有一个独立的小院。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在小院里种了西红柿、扁豆、丝瓜、苦瓜好些蔬菜,自成一道别致的风景。
做饭也在小院里。朋友到家里聚会,是我大显厨艺的机会,小院里,便会烟火缭绕,菜香扑鼻。那时,兜里兵力不足,不会到餐馆去,只能在家里乐呵。艰苦的条件和环境,常能练就非凡的手艺。那时,在北京吃西餐,只有到动物园边上的莫斯科餐厅,谁有那么多钱去那里?我拿手做的西餐,便常被朋友们津津乐道。说来大言不惭,说是西餐,只会两样,一是沙拉,二是烤苹果。
沙拉,主要靠沙拉酱,它是主角。其他要拌的东西可以丰简随意,只要有土豆、胡萝卜、黄瓜、香肠就行,如果再有苹果就更好。这几样,都不难找到。沙拉酱,那时买不到,做沙拉酱,是为首要,最考验这道凉菜的功夫。事过四十多年,我已经忘记,做沙拉酱是我自己的独创,还是跟谁学得的高招了。要用鸡蛋黄(最好是鸭蛋黄),不要蛋清,然后用滚开的热油一边浇在蛋黄上,一边不停地搅拌,便搅拌成了我的沙拉酱。有了它,沙拉就齐活了。每一次,在小院里做沙拉酱,朋友都会围着看,像看一出精彩的折子戏,听着热油浇在蛋黄上呲呲啦啦的声音而心情格外欢快。有好几位朋友,从我这里取得做沙拉酱的真经,回家照葫芦画瓢献艺。
烤苹果,我是师出有门。在北大荒插队,回北京探亲,在哈尔滨转火车时,曾经慕名到中央大道的梅林西餐厅吃过一次西餐,最早这是家流亡到哈尔滨的老毛子开的西餐厅,烤苹果是地道的俄罗斯风味的西餐。多年之后,我到莫斯科专门吃烤苹果,味道还真的和梅林做的非常相似。要用国光苹果,因为果肉紧密而脆(用富士苹果则效果差,用红香蕉苹果就没法吃了,因为果肉太面,上火一烤就塌了下来),挖掉一些内心的果肉,浇上红葡萄酒和奶油或芝士,放进烤箱,直至烤熟。家里没有奶油和芝士,有葡萄酒就行,架在篦子上,在煤火炉上烤这道苹果(像老北京的炙子烤肉),关键是不能烤煳。虽然做法简单,照样芳香四溢。特别是在冬天吃,白雪红炉,热乎乎的,酒香、果香交错,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和感觉。很多朋友是第一次吃,都觉得新鲜,叫好声迭起,让我特别有成就感,满足了卑微的自尊心。
1978年春节,我结婚也是在这里的小屋,没有任何仪式的婚礼,只是把几位朋友请到家里聚会了一次,我依然做了这两道拿手菜,外加了一瓶味美思酒。这种酒,是在葡萄酒里加进了一些中草药,味道独特。
最难忘的一次聚会,是1982年夏天,我大学毕业,专程回北大荒一趟,重返我曾经插队的大兴岛二队。因我是第一个返城后回北大荒的知青,队上的老乡非常热情,特地杀了一头猪,豪情款待。酒酣耳热之际,找来一个台式录音机,每一位老乡对着录音机说了几句话,让我带回北京给朋友们听。回到北京,请朋友来我家,还是在这间小屋,还是在这座小院,还是做了我拿手的这两道菜,就着从北大荒带回来的六十度的北大荒酒,听着从北大荒带回来的这盘磁带的录音,酒喝多,话说多,直到深夜依依不舍散去。送大家走出小院,望着他们骑着自行车迤逦远去的背影,真的很难忘。那一夜,星星很亮,很密,奶黄色的月亮,如一轮明晃晃的纸灯笼,高悬瓦蓝色的夜空,是我在洋桥住过的近八年时光最难忘的夜晚。
前些日子读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人世间》,里面也提到了聚会。小说从1972年逐年次第写到2016年,他们的聚会便也从1972年到2016年。这中间四十年来每年大年初三,在小说主人公周秉义家破旧低矮土坯房的聚会中,彰显普通百姓赖以支撑贫苦生活相濡以沫的友情,让人如此心动。快到小说的结尾,2015年大年初三周家的聚会,没有了原先的风光。尽管周秉昆已经搬进了新楼,不再是贫民窟的土坯房。曾经亲密无间的那些朋友发生了变化,有的死亡,有的疏远,有的隔膜,下一代更是各忙各的,不再稀罕旧日曾经梦一般的聚会。来的有限的人们,在丰盛的年饭面前,一个说自己这高,一个说自己那高,得节食,得减肥,让聚会变得寡趣少味,曾经在贫寒日子里那样让人向往的聚会,无可奈何地和小说一起走到了尾声。
2016年的大年初三,周家的聚会彻底结束,梁晓声只用了一句话写了这最后的聚会:“2016年春,周家没有朋友们相聚,聚不聚大家都不以为然。”不动声色、轻描淡写的这一笔,却让我的心里为之一动,怅然良久。四十余年已经习惯磨成老茧的聚会无疾而终,曾经那样热衷、那样期盼、那样热闹、那样酒热心跳、那样掏心掏肺的聚会,已经让大家觉得“不以为然”。
我想起在洋桥我家小屋的聚会。1975年到1983年,将近八年时间的聚会,也到此画上了句号,比周家四十年的聚会要短得多。
当年,大家下班后,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各个角落奔到我家,蒜瓣一样,围着台式录音机听录音的情景,恍若隔世。如今,很多人自己开着小汽车,没有小汽车,也可以打的或网约滴滴车,但很难再有这样的情景了。
如今,西餐厅在北京再不只是莫斯科餐厅一家,西餐也不再那样稀罕,沙拉酱更是品种繁多,不再用热油浇蛋黄土法炮制,烤苹果更是贻笑大方。也就是1983年初从搬离洋桥起,这样的聚会已经渐渐稀少直至彻底消失,大家再聚会,会到饭店里去了。我的武功尽废,曾经那两道手艺,便再也没有露脸的机会。
记得搬家的那天,是朋友开着一辆大卡车帮忙的。因房子要留给弟弟一家住,他们在青海柴达木一时还没有回京,洋桥小屋,便荒芜了一阵子。但家具一些东西还在。夏天,我回去取一些旧物,推开栅栏门,居然发现小院长满一人多高的蒿草,一下子,仿佛走进北大荒的荒草地一般。后来,一个朋友结婚无房,暂时借住这里,大概嫌放在屋角的一个破旧铁皮箱子碍事,便将其搬到小院里。后来,我发现铁皮箱子的时候,由于雨水的浸泡,已经沤烂。箱子里装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是我中学时代和在北大荒写的几本日记,还有回北京后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厚厚一摞一千多页的稿纸,连魂儿都不在了。
那间小屋,那座小院,连同洋桥那片地铁宿舍,和马家堡村那一截火车站老站台遗迹,全都不在,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高楼大厦。
味美思酒,也买不到了。
2020年12月10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