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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没有他要求得那样强大，这尤其和一般的中国人的生活态度相去很远。单就这一点论，他倒有点像屈原，那精神乃是有点欧洲意味的。
逢巧又是他从小生长在国外，这是一件颇耐人寻味的事。因此有人怀疑到他的国籍上去了，不过我看倒是没有好大问题的，关于他的籍贯的种种记载，我看除了后来太凭想象的以外，大都可信，而且没有冲突。因为现在我们所据的材料，除了他自己说过的话以外，可靠的就是李阳冰的《草堂集序》，魏颢的《李翰林集序》，刘全白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和范传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他自己的话当然是最可信的。李阳冰和魏颢也都是和李白同时代，而且很熟悉的人，尤其李阳冰，乃是李白的族叔，到李白死时，他们还在一块，他这序文，即作于宝应元年十一月乙酉，也就是公元七六二年，这年和月就是李白死的年和月，可见是马上作的了，不会他不知道的事情，隔了多少年，后人却更能够详细起来。刘全白的《碣记》作于贞元六年（公元七九〇），也相隔不久，他是为崇拜李白的当涂县令顾游秦作的，当涂这地方也就是李白死的地方，因此见闻也不会太差。范传正的碑文作得稍后，在元和十二年（公元八一七）正月，不过他也还见到过李白的孙女，他的先人和李白还是朋友，那么他的见闻也不能不算真切了。
李白自己在《与韩荆州书》里说：“白，陇西布衣。”在《上安州裴长史书》里说：“白本家金陵，世为右姓，遭沮渠蒙逊难，奔流咸秦，因官寓家。”又在《赠张相镐》的诗里说：“本家陇西人，先为汉边将。功略盖天地，名飞青云上。苦战竟不侯，富年颇惆怅。”这不但是说他的籍贯，并且还及于他的先人，看语意大概是指李广的，李广正是陇西人。他又有《送舍弟诗》：“吾家白额驹，远别临东道。他日相思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萧士赟关于白额驹有注，说是用凉武昭王的故事，武昭王暠，正是李广的十六世孙。金陵大概是他远祖上偶尔居住的地方罢了。那么，据他自己承认的是陇西人了。
李阳冰、魏颢、范传正的记载也都相同，只有刘全白说他是广汉人（广汉在四川，指唐代的绵州，汉时绵州属广汉郡，现在在成都以北绵阳附近），不过这也没有大冲突，陇西是他的原籍，广汉是他的寄居。在他自己所谓遭难奔流的话，在李阳冰、范传正也都有记载，李说：“……世为显著，中叶非罪，谪居条支，……神龙之初，逃归于蜀。”范说：“隋末多难，一房被窜于碎叶，流离散落，隐易姓名，故自国朝（唐）已来，编于属籍，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条支、碎叶都是现在属于苏俄中亚细亚，楚河（Chu River）的地方。在李白只说奔流咸秦，他们却说到条支、碎叶，我想这一看李阳冰、范传正所谓“逃归”，所谓“潜还”就可明白，大概有多少违犯禁令的意味，因此我们的诗人便不愿意直说了。
我们就现在所知道的事实论，倘若像从前人所认为的李白是纯粹受本国文化教养而生长起来的，固然是粗疏，然而像现代人所猜想他是外国人的，也不免武断，我们现在对他只有一个最近事实的看法，便是认为他是“华侨”。
是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七〇一），李白生于苏俄属的中亚细亚。家庭迁于广汉的时候，他已经五岁，是中宗神龙元年（公元七〇五）了。（生年据宋薛仲邕《年谱》，迁还之年参范、李二文。）我们明白他是华侨，我们就可了解许多事情，例如他后来能够在朝廷作《答蕃书》，证明他精通外国文字了，这在一个华侨的子弟是当然有这种方便的；又如他的小孩子有叫颇黎的，有叫明月奴的，这似乎稀奇古怪了，但我们一看现在华侨家小孩的名字，什么约翰、保罗，也就觉得李白正是这种情形，很平常了。
不管李白远祖上是多么显贵的来历，但到了李白的父亲这里，大概已是迁徙流离，不遑宁居了。李白从来没谈到他的家庭，他亲密的友人也没谈到过，所以我们很少有什么凭借，用以知道他曾经受过如何的家庭教育。他很早就度一种奇异而漂泊的生活，他似乎是没有家，好像飘蓬。从这里也可以发掘他有一种隐痛，使他很深的怀着一种寂寞的哀感，支配他全生。
我虽然不赞成马上武断到李白的国籍上去，但是他这早年生长在外国，有一个华侨的资格的事，已经在他生命史上立下一个不同于普通中国诗人的基础了。他的追求格外强，他的痛苦格外深，都和这有关。
他也未尝没有国家民族的思想，（许多以为他不关怀国家民族的，只是读诗不仔细！）例如他在天宝之乱以后，就有诗道：
俗变羌胡语，人多沙塞颜。申包唯恸哭，七日鬓毛斑。
——《奔亡道中》
不过，他不自觉地对于当时的外国有一种羡欣之感，他很赞成外国人那种野性。
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趫。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鸧并落连飞髇。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垂帷复何益！
——《行行游且猎篇》
同是女人，他便也特别神往于异国的：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少年行》
此外，也还有：“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樽酒行》），“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那种有慕于胡人的神情，都溢于言表。
倘若中国的儒教是相当于西洋的基督教（Christin）的话，则可以一般地说，中国诗人的思想乃多半是异教徒（Pagan）的。这异教徒的色彩顶显明的就是李白了。在别人，无论骨子里是多么反抗儒家的，但很容易披上一层儒教的外衣，我不敢说李白绝对没有，然而即便有，这外衣也是再稀薄再透明也没有了。儒教色彩曾经笼罩了陶潜，曾经遮掩了杜甫，但是却把李白几乎整个漏掉了。
李白对于儒家，处处持着一种反抗的，讥讽的态度，也不止儒家，甚而连儒家所维系，所操持的传统，李白也总时时想冲决而出。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这不用说了。自然，他有时也以孔子自比，例如他说：“我志在删述，重辉映千春”（《古风》），“天未丧文，其如余何”（《雪谗诗赠友人》），或者谦虚了说：“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书怀赠南陵常赞府》），并且有时候他对孔子也颇有同情和敬意：“西过获麟台，为我吊孔丘。念别复怀古，潸然空泪流”（《送方士赵叟之东平》），然而他对于孔子是仿佛处在一个平等的地位，这是一般拘束于儒教思想之下的人所不敢的，他对于孔子，与其说赞成，毋宁说羡慕，只是羡慕孔子的事业和地位而已。孔子在李白的心目中，远不如他所崇拜的谢朓（看本书第五章）、谢安、鲁仲连（看本书第四章）。
你看他对于普通的儒家吧，他一则说：“拨乱属豪圣，俗儒安可通”（《登广武古战场怀古》），再则说：“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茫然坠烟雾。足著远游履，首戴方头巾。缓步从直道，未行先起尘”（《嘲鲁儒》），挖苦得真够可以了，所以他又说：“予为楚壮士，不是鲁诸生”（《淮阴书怀寄王宗成》）。他的态度何等显明！
凡是一个人反抗一种东西，一定是先有另一种东西占据着他才行，在李白也正是的，这就是他的道家思想。关于这，我们不必忙着说（看本书第二章，第三章）。现在所要指明的，是他有一种异国的情调主宰着他的精神，使他对于中国正统的儒家小看着，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