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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值得拥有的，幸福是可期的，美好生活是值得追求的，这是人类存续、发展和自我超越的价值前提和精神动力。这一问题与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密不可分，息息相关。那么，什么样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社会？回答这类问题，既是有趣的思想实验，又是深刻的理论探索，更是鲜活的实践活动。追溯社会主义思想的源头与流变，大略可以用“一座岛屿”“一部宣言”“一声炮响”来描述。
一座岛屿：空想形态的社会主义
随着私有财产产生，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剥削、压迫、奴役等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随之出现，平等、公正、自由的理想社会成为许多仁人志士的执着追求。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千年王国”，中国的“大同社会”“世外桃源”等，均表达了对不公现实的批判，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寄托。这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实验，虽然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但却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关于对社会主义的第一次描述，必须提到“一座岛屿”，即“乌托邦”。
在传说中，“乌托邦”是一座中间宽大、两头尖削的新月形岛屿。这座岛屿被弯弯的陆地环抱，海湾风平浪静，碧波万顷，岛屿的港口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岛屿上花木繁盛，四季如春，凡是到访之客都会对这里的风景一见钟情。岛屿上有50多座城市，形制统一，布局相仿。人们住在带花园的房子里，房子定期抽签变更住户。产品归公家所有，不存在私有财产制度，个人如有需要，到公家仓库领取即可。社会上没有货币，没有商品买卖活动；金银被用来铸造粪盆，或者制成套在奴隶身上的枷锁，穿金戴银会被视为愚蠢可笑。人们的道德高尚纯洁，没有欧洲常见的尔虞我诈、损人利己、坑蒙拐骗、为非作歹等现象。人人热爱劳动，尽可能把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进取……所以，在“乌托邦”，没有阶级分化，没有贫富差距，没有丑恶不公，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生活幸福，人类发展指数极高。
“乌托邦”是一座美丽的岛屿，也是一个理想的国度，它出现在英国思想家托马斯·莫尔的著作《乌托邦》（Utopia）里。1478年2月，莫尔出生在一个富商家庭。他26岁便成为英国议会议员，当过律师、财政副大臣、下议院议长、大法官等，也是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座上宾。那么，莫尔这样一个家境殷实、身份显赫的人，为什么会撰写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呢？
究其原因，有以下三条：其一，莫尔性格刚正不阿，富有正义感。莫尔在担任律师期间，接触了大量涉及社会下层民众的诉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他十分关心和同情社会底层民众，热衷于替遭遇不公的英国下层人士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在伦敦颇有名望。其二，莫尔热爱古典时期的作品，深受人文主义精神的影响。和文艺复兴时期大多数思想家一样，莫尔反对中世纪的神权至上主义和禁欲主义，主张以人为本、相信人的力量、尊重人的价值、满足人对世俗情感和物质利益的追求。但莫尔又不是简单顺应资产阶级需要的人文主义者，他始终对超越时代的理想社会充满好奇。据好友伊拉斯谟
证明，莫尔在青年时期就对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十分入迷。其三，莫尔关注社会现实，富有现实主义批判精神。15世纪末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商路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英国进行对外贸易的地理优势凸显出来。欧洲市场对羊毛织品的需求不断增大，刺激了英国以毛纺织业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迅猛发展，羊毛价格日益上涨，养羊成为十分赚钱的行当。在利益的驱使下，许多贵族地主、教会把自己的领地改造成牧场。当他们发现自家的土地不够用之时，他们便打起了自耕农土地的歪主意，或通过奸计骗取农民土地，或者诉诸暴力，用皮鞭和长矛驱逐农民，把得来的土地用栅栏和壕沟围起来，变成了“羊的乐土”。后来，英国甚至通过国家立法使圈地合法化，对“神圣私有财产”实施了最无耻的凌辱。这场轰轰烈烈的“羊吃人”的运动，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资产阶级的资本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同时也使大量农民无地可耕，有的甚至沦为流民或盗贼。在英国国王的残暴统治下，英国社会刑罚苛烦，流浪、乞讨皆是犯罪，盗窃更是重罪，老百姓动辄得咎，生存与生活十分艰辛。这正是莫尔批判现实制度、描述理想社会的直接原因。
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并没有帮助莫尔找到罪恶社会产生的根源，也未能提供批判社会现实的思想武器。在畅游书海的过程中，莫尔从当时流行的水手和探险家的游记中发现了“新大陆”：美洲的印第安人和印度群岛土著人的生活处于原始公社阶段，他们没有“你的”“我的”这种观念，过着财产公有、共同劳动、生活资料平均分配的生活。莫尔受到启发，惊呼造成“羊吃人”的残忍和不公正现象的原因在于私有制。莫尔借传奇航海家拉斐尔·希斯拉德之口指出：“任何地方私有制存在，所有的人凭现金价值衡量所有的事物，那么，一个国家就难以有正义和繁荣……如不彻底废除私有制，产品不可能公平分配，人类不可能获得幸福。私有制存在一天，人类中绝大的一部分也是最优秀的一部分将始终背上沉重而甩不掉的贫困灾难担子。”
《乌托邦》是1516年莫尔借用亨利八世派遣他出使佛兰德斯
的机会用拉丁文以游记的形式撰写的一本书，原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是莫尔用希腊单词“?χι”（没有）和“τ?πο?”（地方）生造的一个词，合起来就是“Ουτοπ?α”，转写为英文便是“Utopia”。严复按照“信、达、雅”的原则，把它翻译成“乌托邦”。其中，“乌”，即“子虚乌有”；“托”，即“寄托”；“邦”，即“国家”。所以，“乌托邦”就是寄托人们的美好愿望而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国家。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批判了欧洲各国的社会制度，第二部分描述了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金钱、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托马斯·莫尔因此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之父”。
那么，空想社会主义为什么是空想的呢？这是因为，它忽视了技术发展、生产力进步、物质财富增长对于满足人们高品质生活的根本性作用，没有真正超越自然经济、小生产的物质条件，认为依靠一天6个小时的农业劳动，社会物质财富就可以极大丰富，人们就能“按需分配”。很显然，这样的理想社会只能是“空中楼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空想社会主义的实质时指出：“这种幻想的未来社会方案，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态，因而对本身所处地位还抱着一种幻想的时候产生的，是从无产阶级希望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预感的激动中产生的。”
然而，托马斯·莫尔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乌托邦》论证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贫苦大众的生活惨状，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描述了一个人人平等、生活美好的理想社会，这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反思资本主义、设计社会主义的科学蓝图，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和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资源。
一部宣言：走向科学的社会主义
在莫尔的“乌托邦”之后，西方相继出现了闵采尔的“千年王国”、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亚特兰蒂斯”等一系列构想。和莫尔一样，这些思想家观察到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早期的各种不平等现象，并试图批判超越旧制度，建立公正合理、繁荣进步的美好社会。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革命完成，机器大工业逐渐取代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日益凸显，并集中体现为工业资本家和工业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以傅立叶、欧文和圣西门为代表的新一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新奇美妙的设想，甚至将之付诸实践（实验）。但是，由于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根本矛盾，不懂得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他们的社会主义仍然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直到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发表，社会主义才实现由空想向科学转变。
说到《共产党宣言》，就要提到一个组织——正义者同盟。1836年，一群受德国政府迫害而流亡的工人、小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巴黎建立了正义者同盟，其宗旨是使世界上一切人享有自由，实现财产公有制。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魏特林是裁缝出身，沙佩尔是排字工人，鲍威尔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富有国际性和生命力，但由于受魏特林的空想社会主义、普鲁东的改良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社会主义”影响，正义者同盟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他们的口号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体现了其阶级立场的模糊性。他们的行动，要么诉诸布朗基主义，企图通过少数人密谋暴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要么期望唤醒人性中的“爱”和“互助”力量，消灭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正义者同盟的理论和实践都充满了迷津。1847年1月，约瑟夫·莫尔受正义者同盟全体领导人委托，前往巴黎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并改组正义者同盟。1847年6月，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口号也被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明确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任务是消灭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1847年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受大会委托共同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宣言》以深邃的思想、科学的论证和恢宏的气势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既是资本主义的死亡通知书，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出生证明，在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崇高地位，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系统完整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有文字以来的人类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斗争、革命与专政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和全人类的手段，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实途径；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承担着领导无产阶级消灭私有制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使命；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可见，《宣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从唯物史观出发，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组织保障和价值目标。
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其理论始终是开放和不断更新的，具有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品质。在《宣言》中，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全球化的推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爆发世界性的革命运动。1856年，资本主义社会再次爆发经济危机，这次危机和以往不同，它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甚至连军队、政治团体和政府都卷入资本市场的洪流之中。但由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产业调整等一系列政策应对危机，马克思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并未如期到来。在此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和发展。如果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多强调“两个必然”的话——“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那么，这次危机之后的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则提出了“两个决不会”，指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一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这两个著名的科学论断表面看起来相互矛盾，实际上它们共同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两个必然”揭示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规律和总体趋势，而“两个决不会”体现的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所以，不应超越历史发展的现实状况，将资本主义“孕育和发展的痛苦”误认为“垂死的挣扎”。
后来，马克思在创作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过程中，系统批判了资本增殖和积累的机制，指出共产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因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在更加坚固的理论基石之上。晚年，马克思把眼光投向东方，研究了落后的东方社会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极大地拓宽了社会主义的实践空间。
简要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描述，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剥削本性的批判之上的；反对私有制，反对贫富分化，反对阶级压迫，追求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正义和普遍幸福，是其基本价值诉求。而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就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作为动力，以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为最终奋斗目标。
一声炮响：步入成功实践的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后的第一次实践，是1871年巴黎工人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但是巴黎公社只存在70多天就失败了。科学社会主义真正由理论走向实践上的成功在于列宁主义。在列宁看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为垄断资本主义，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必然掀起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发动革命，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简称一战）的爆发为俄国提供了革命契机。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士兵开炮发动起义，这就是“十月革命”。在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20多万士兵和工人进攻冬宫，推翻俄国沙皇的专制统治，随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纷纷失败、前途黯淡的时候，只有俄国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谓“西方不亮东方亮”。“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曾经历三次革命和四场战争，因“十月革命”而一“战”成名。2014年9月21日，117岁的“阿芙乐尔号”被拖往俄罗斯海军部造船厂进行维护和修理后，参加了2017年十月革命100周年庆典。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一声炮响正是“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的大炮发出的。但是近代中国并非一开始就接受了社会主义，而是首先尝试了资本主义道路。在发现资本主义道路并不适合中国之后，中国才最终选择科学社会主义，其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