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超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 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问题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据统计，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有300多种，可以从理想、理论、运动、制度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尽管定义繁多，但是有一点是十分确定的：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批判与超越，是对贫困、剥削、压迫的反抗，是对平等、正义的价值理念的探索。

在一定意义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在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上的不同表达。人具有的个体化与社会化两重取向，借助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便形成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界分和对立，这种界分和对立体现为财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也就是财产的“私有制”和“公有制”。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而以财产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总体而言，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主张特定形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较高程度的计划调控，从而完成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实现人的解放、自由和全面发展。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其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也处于矛盾和竞争关系之中。

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人的个体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之间的距离无限拉大，个体独立、财产私有、市场自由的主张，在理论上表现为自由主义。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为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人性是自私的，分工和交换就是受利益驱使的结果。但是，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交换行为不会使社会关系混乱，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 这就是后来西方经济学中著名的经济人理性假设和市场自发调节理论的肇端。从古典自由主义开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伴随着个人主义精神和自由主义思想。

从历史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经历了古典自由主义到凯恩斯主义，再到以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变迁。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突破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主张把市场的运行和企业活动置于政府的主导之下，形成“镶嵌型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使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大约20年的高速增长期，经济运行周期得到了控制，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0世纪70年代，“滞胀”现象出现，主张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和自由市场理论的新自由主义诞生。新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自由、财产私有、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旨在重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新秩序。新自由主义政策很快在英美等国占据主导地位，并随着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方针被推行到全世界。一些拉美国家也实行了“市场原教旨主义”，从而被纳入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体系。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迅速走向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甚至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也被一些人曲解为学习新自由主义。一时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似乎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由此带来了西方理论界的“高度自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该书承袭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和人类社会具有终点和最后形态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模式已经战胜社会主义，成为普遍适用的具有终结意义的社会模式。

自由主义理论及其发展不同程度地缓解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但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和问题。因此，除了理论内部的自我否定外，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还受到来自外部的批判。

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进行批判，并力图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认为，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充分发展，虽然会带来物质财富的急剧增长，但也会导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紧张：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基本逻辑及其分配原则必然导致个人异化和社会关系物化。个人自由与市场平等只是假象，民主只是资产阶级的民主，社会公正则将被资本主义败坏。马克思通过研究资本的矛盾运动，得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论，并主张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掌握政权、实行专政，然后过渡到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值得关注的是，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就历史地蕴含着生长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可能性。他指出：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应当被看做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当然，这里也间接地说明，只要人类从整体上还不能超越资本主义，资本在推动生产的发展中还发挥着主导性作用，那么，现代资本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就必定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的两种“过渡形式”。

20世纪40年代，卡尔·波兰尼在其名著《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中对以个人主义和自发调节的市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就是获利，自律性市场不过是“乌托邦”。从自然、历史和人道的角度来看，经济活动本身应当镶嵌于社会之中，这样自然环境才能获得保护，人的自由、民主权利、社会公正才能真正得到实现。而资本主义恰恰相反，它将自然和社会镶嵌于经济活动中，将一切事物商品化，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也造成了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丧失。波兰尼区分了两种自由：一种是“好的自由”，一种是“恶的自由”。他指出，自发调节的市场虽然产生了言论、集会、结社等个人自由，但同时也产生了剥削他人的自由、携资潜逃的自由、发国难财的自由，等等。社会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权力或压制，因此这种蒙着虚幻意识形态外衣的自由主义，最终可能导致极权、独裁和反民主，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爆发前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就是如此。因此，与哈耶克抨击以计划经济和集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截然不同，波兰尼对新自由主义信奉和追捧的自发市场理论进行了深入批判。他指出，社会必须从经济活动中“脱嵌”出来，社会主义也将成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取代者：“本质上，社会主义是工业文明的先天倾向，这种倾向试图使自律性市场服膺于民主社会的方法，以超越自律性市场。这一解决方案对产业工人来说是极其自然的，他们看不出有什么不直接调节生产的理由，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要把市场置于一个有用但从属于这个社会这样的地位之上。” 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弗雷德·布洛克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的导论里评论说：“对波兰尼而言，市场自由主义的致命伤就在于其将人类的需求，放置在一个非人性的市场机制逻辑下。他坚持我们应使用民主政治的机制，来控制及指引经济发展，以满足个人及群体的需求。”

在当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大卫·哈维等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主张把契约伦理作为社会关系中的核心，并试图将一切人类行为纳入市场交易领域。它在利用信息网络技术推动全球化浪潮的同时，更以技术创新推动金融创新，生产出形形色色的金融产品和花样翻新的金融衍生品，由此造成一种错觉：似乎虚拟经济可以取代实体经济，成为财富的主要创造力量。但这一过程的最终结果仍然是“两极分化”：经济精英通过货币、股票、证券、基金、期货等的炒作瞬间就可以把数以亿计的资金收入囊中，他们的确获得了巨额财富。但是，劳工阶层则只能维持着低收入、低生活保障，失业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境遇。哈维指出：“新自由主义化的主要实质性成就不是生产财富和收入，而是对财富和收入进行再分配。” 虽然方式不同，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积累，仍不过是一种“掠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这一批判显然具有很强的社会主义思想和价值度。

社会主义思潮的发展，往往以资本主义（特别是自由主义）的批判者和超越者这一形象出现的。换句话说，它是以资本主义“反题”之形式出现的。但是，人类文明的更替和进化绝非绝对否定的过程，而是一个辩证否定和不断扬弃的过程。要建立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的先进文明形态，社会主义必须以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博大的胸怀学习和借鉴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唯有如此，社会主义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使人类文明繁荣发展、提质进阶。 JyFxX8DF64jc7Q49YmuGaHe0UqrEaDWHQDUmCL04uMhCmMN4TUPYfwOqGWhJxK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