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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脚下的小客栈取到我们的行李后，我们走到大路上，等到了下一班往北开的长途客车。这是开往湖南省会长沙市的车。但是我们不会到那么远。我们的目的地是湘潭，距此仅有八十多公里远。因为这条路是连接广州和北京的国道，我们估计一个多小时就能够到达。但是我们错了。这辆车花了两个半小时。它虽然在国道上开，但是像中国的许多长途客车一样，只要路边有人招手，任何时候司机都会刹车让他们上来。这样每次都会多花一分钟。幸运的是，我还有半品脱
威士忌在背包里。酒喝完了，我们到了湘潭站。太阳也出来了。但是现在我的日记里增加了一首关于我们访问中国南方圣山的诗：
衡山香客走小路，
嘶鸣客车爬坡苦。
乞丐大碗高高举，
垃圾满山若无睹。
很显然，我们进入了一个身心俱疲的阶段，急切地需要一些休整。但我们所住的旅馆未能全部满足我们的要求。幸运的是，至少旅馆里洗澡的水是热的。我确信我们是吃了晚饭的。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怎么一点儿不记得吃了什么呢？爬山的疲乏让我们倒在床上，立即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们出发去看湘潭的名胜，或者我不该这么说，在那里我们只有一个东西想看。湘潭是一个很少有游客访问的城市，过夜的人更少。我们去那里的原因是想看看齐白石纪念馆。如同张大千一样，他是中国20世纪最著名的画家之一，而湘潭是他的故乡。
他俩的不同处是：张大千从九岁就开始学画画，而齐白石早年生活贫困，不得不做木匠谋生，直到二十七岁才开始学画画。他早期的作品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到了中年，他离开长沙，开始周游全国，拜访其他艺术家，并一路写生。他仍然保持了一个学生样的好学心。直到他五十三岁定居北京后，才成为一个伟大的画家。突然间，他的画风转向了孩子的视角。他画了些很简单的事物，例如大白菜、小鸡、虾……无论画什么，他笔下的作品总是栩栩如生，幽默风趣。没用多少年，他成为中国最有名望的艺术家。你现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很难找到严肃的中国画画册里没有收入他的作品的。我们所想知道的是，在他的故乡有些什么样的齐白石作品？
事实上，齐白石出生的故乡是位于湘潭城以东六十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他在湘潭长大并生活在这里，直到四十岁才离开。但当我们在旅馆里向人问起，却没有人知道他的纪念馆在哪里。我们想一定是有人知道的。还真有人知道，不过不是在旅馆里。我们走到大街上，向那些看起来对艺术会有兴趣的人打听纪念馆的位置。最后是一个大学生把我们领到市区南边一条通向一片菜田和一个大水塘的小巷。在水塘旁边，是十来个盖着盖子的大缸，里面装着上百升的酱油。紧挨着大缸，有一个提示牌写着“齐白石纪念馆（筹备）”。这个牌子后面是一组低矮的建筑，进到里面，我们见到了未来的馆长汤清海。汤先生说，如果能够找到修建资金，纪念馆可以在来年的12月开馆。他们现在所在的房屋是临时性的。我不禁笑了。因为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我就听到过很多类似的说法，而现在已经20世纪90年代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钱）。我们问汤先生，如果能够找到钱，开馆后会有多少齐白石的作品在这里展出？他说现在还不确定。很显然这是一个敏感点，我们立即转移了话题。
我们问汤先生，他是否画画。他说他画。他诗意地解释说：“画画，就像唱歌跳舞。一旦开始作画，我甚至都顾不得喝一口茶。”我们问能不能看看他的作品。于是，接下来的一小时里，他向我们展示了过去两年里他画的所有东西。他的画大多数是风景画，虽不是齐白石风格，但是画风自由，让人耳目一新。他曾经游历全中国，四处写生，然后回到家里作画。道别前我们仅仅花五十元人民币买下了一幅他的画。这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礼物。这幅画画的是一个诗人在江南的某地饮酒，和我们这趟旅行有关。
汤清海作画
分别时，汤先生问我们下一站去哪里，我们告诉他去韶山。他建议我们去韶山前先去看看湘潭的老会馆。当时我们真是年轻力壮，不觉得时间紧迫，于是决定按照他的指引，去城市东边靠近湘江的地方看看。当地人称这个会馆为关帝庙，因为里面有战神关公的神龛。一千八百年前，关公不仅以他军事上的神勇而闻名，而且以讲义气的品格誉满天下。这个美德使他也受到了商人这个群体的尊敬，所以他们通常在会馆里也修建他的神龛。不过这个会馆里的神龛不是湘潭人修的，而是中国北部山西省的商人们所为。他们把山西的小米和玉米卖到湘潭，再把这个地区的棉花和中草药运回去。外来的商人们需要一个地方谈生意和住宿，而这就是会馆在中国的功能。
不幸的是，当我们最终找到了会馆，那里却大门紧闭。当时已经是早上9点钟了，所以不会是我们来得太早。寻思也许什么地方还有入口，我们就围绕着建筑寻找。没戏。我们回到大门口，然后敲门，兴许里面有人呢。一个老头儿站在旁边看到我们敲门，告诉我们看门的人昨天去世了。那天不是我们的幸运日，也不是那个带着钥匙的看门人的。我们正要离开，突然有个人带着一串钥匙出现了。很显然，他是新的看门人！他手中的铁环一定套着三十把钥匙，因为他试了前面的二十九把，最后一把才打开了锁。大门摇摆着开了。
庭院和周围的花园非常令人愉快。这是一个优雅和安静的环境，我们可以想象对于那些带着钱在这里谈判和交易的人来说，这里是个非常理想的地方。会馆里有一尊巨大的、铸造完美的关公像和一些我们在任何景点都可以看到的石柱，令我们印象深刻。带我们参观的老人告诉我们，这个会馆建于清代，最近正要开始修缮。他说，待会馆修缮完成，会馆收藏的十幅齐白石原作将在这里展出。我们不禁笑了。齐白石纪念馆里的湘潭著名画家没有一幅齐白石原作，而山西会馆却有。我们猜想，只有有钱的商人才买得起。
我们谢过这位老先生给我们今天的参观增添了惊喜。他还帮我们拦下一辆出租车，让我们很快回到了旅馆。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湘潭市西边三十公里处，一个更为杰出、辉煌的湘潭之子的故乡。十分钟后，我们来到客车站，登上了前往韶山的汽车。
湘潭关帝庙
韶山是毛泽东的出生地。他诞生于1893年圣诞日的第二天。后来，他留下了一段简短的关于童年时期的叙述：“我家有两顷半良田，在一场生意失败后欠债抵掉了，后来我父亲想方设法又买了回来。我从六岁开始做一些农活儿。我们吃得不算好，但也还过得去。我八岁开始上学，后来休学帮助父亲从事农计。在学校里我学的是孔夫子的经典，但是我不喜欢这些。我喜欢读历史小说，尤其是那些讲造反的故事。”
尽管毛泽东出身于农家，但他的愿望不是做一个农民。他把自己的角色看成是一个侠客。他在十七岁时离开了家乡，直到二十七岁时才再次回家。但他回来不是来做农夫，而是组织农民开展运动。他还劝说他的弟弟和表妹加入他的事业。他们从此都参加了革命活动。
一个小时后，客车停在了一个大型广场，此地离西面原来的韶山村只有几公里，而这里就是新韶山。广场旁边是一家宾馆，参观者就在这里住宿。但是我们没有计划在这里待很长时间，于是我们走到广场的另一侧，那里是一个纪念大厅和一个毛氏家族祠堂。生活在韶山的人百分之六十属于毛氏家族，他们在这个祠堂里举行葬礼和其他的家族活动。在毛泽东返回家乡时，曾经在这里聚集和动员当地农民，争取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支持。
这里还有一个毛主席纪念馆，但是参观完要花很长时间。馆里的光照条件不大好，绝大部分的展出内容由文件组成。不过，也有一些照片很有意思。还有一辆毛泽东生前用过的已经生锈的老式汽车，顺着廊道陈列在那里。我们回到广场的另一侧，这里有开往毛泽东故居的客车，每十五分钟一趟。
我们等车时，不禁注意到从西南方向俯瞰广场的山峰。它被称为韶峰，以中国古代最有名的音乐命名。韶乐诞生于四千五百年前舜帝巡游草木繁茂的韶峰期间。在汉字中，韶意味着茂盛、丰富，这就是为什么这支由他的一个官员创作的曲子以韶命名的原因。于是，这座山峰和这个镇都因此叫“韶”。两千年过去后，当孔夫子周游齐国都城时，他第一次听到了这支韶乐。他完全陶醉了，以至于后来的三个月里，他完全忘记了他每顿吃的是什么东西。然而一想到要爬另一座山峰，肌肉酸疼的我们立即丧失了吸引力。我们登上了摆渡车，前往毛泽东当年听蛙鸣和蟋蟀叫的地方，也是一个他不愿意待在那里从事农计的地方。
五分钟后，我们到了毛泽东的故居。在停车场下车后，我们沿着一条土路走到了农舍前，毛泽东就是在这里长大的。原来的房子于1929年被国民党毁了，后来根据原样恢复了其土墙、泥土地面和茅草屋顶。毛泽东的卧房在这组建筑的前端，可以看到一口大池塘里从夏天起就有的莲荷。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愉快的地方，环境非常安静。四周都是农田，除此外没有别的什么可看，于是我们回到停车场坐车回新韶山。
毛泽东当然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很少有人能成功地领导如此大规模的革命或造福于如此多的人民。但他也是犯过巨大错误的人。我相信中国人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在毛泽东一生传奇中的这两个方面厘清自己的感情。
说到英雄，毛泽东并非当地唯一的英雄。在他的革命伙伴中，来自同一个地区的还有彭德怀和刘少奇。彭德怀的故乡在从此处笔直往南三十多公里处，而往北同样的距离就是刘少奇故乡。我本以为能够在一天内参观这三处故居，但是这一带交通不发达，没有出租车。所以，我们必须在彭德怀和刘少奇故居中选一处。
几年前我读过彭德怀的自传《彭德怀自述》。他是那种我很有兴趣了解的人。彭德怀在1959年前是中国的国防部长。就在那年他第一次回了自己的家乡，然后到庐山参加庐山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举行的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彭德怀很长时间没到过农村了，在家乡被亲眼所见的当地人的贫困和饥饿的情况所震惊。而在这期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彭德怀根据在家乡所见，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责备造成农民苦难的政策失误。彭德怀因此被撤了职务，换上了林彪。支持他意见的人也被作为他的团体成员受到处理。但那仅仅是个开头。后来的“文革”中，“四人帮”一次又一次地羞辱他，最后，他死在监狱里。
我问开摆渡车的一个司机有没有开往乌石镇彭家乡的车，他说那里没有客车直接开往乌石镇，我们必须换几次车才行。于是，我们只好把注意力转向去刘少奇的家乡。他的命运和彭德怀相似。
刘少奇的家乡位于毛泽东故居东北方向三十多公里，当然这是直线距离。客车司机说有客车在韶山和宁乡之间开行几公里，每天有几班。我们很走运，开往宁乡的车三十分钟后载着我们发车了。我们告诉司机我们要去的地方，他让我们在去宁乡半路上的十字路口下车。下车后在路边又等了三十分钟，我们上了一辆宁乡当地的客车，朝东往长沙开。十分钟后，在车经过刘少奇的家乡花明楼时，我们下了车。在向司机了解到当天还有一趟车后，我们沿着路边行进，五百米后，走到了刘少奇纪念馆。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纪念馆非常新。但是有点太新了。馆舍外面种的草和树看起来就像是很糟糕的假发，它们的根还没有扎进当地的土壤里。但至少它们是真的草和树。根据我们在那里买的一本英语小册子，在彭德怀平反后两年，刘少奇于1980年被恢复名誉。在那个喧嚣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邓小平被冠以中国第二大“走资派”的帽子，而刘少奇则是最大的。
纪念大厅里的陈列比毛泽东的纪念馆做得好些，甚至还挺有趣，并不全是口号和政治姿态。
参观完展馆后，我们沿着通向刘少奇故居的路走了很长一段。他的家和毛泽东的家非常相似。同毛家一样，门口也有一口水塘，种在其中的残荷在秋天的微风中摇曳。
当我们站在那里享受微风的时候，突然想起我们正在错过当天最后一班车！开往长沙的最后一班车经过花明楼的时间是下午2点半，而此时已经是2点半了！我们匆忙往回赶，赶到花明楼已经晚了三十分钟。要是客车也晚点就好了。
还好，那趟车真的也晚点了。我们在路边放下背包等待着。显然花明楼这个地方的人没有见过外国人，很快我们周围围满了人。恰好当地一所小学在此时放学，于是围着我们的人越来越多，而客车仍然不见踪影。终于，警察出现了。人群中有人说我会说中国话，我心里一紧，后悔当初学了中文。实际上，我学中文也是命运中的偶然。当年我从位于圣巴巴拉的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便申请到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因为没有足够的学费，我查阅了可以申请的名单上每一条奖学金项目，甚至是他们所称的“语言奖学金”。这个项目上必须选择学哪一门语言，而我刚好读了一本关于禅宗的书，对中国的禅宗文化充满兴趣，所以我填写了“中文”。那就是我学习中文的原因，纯粹是个意外。而我后悔的原因是又一个意外发生了！四个警察分开人群，指着路边的一个小棚子，要我们到那里去。负责的警官说：“我们到那边去谈谈吧。”但是我不愿意，尤其是跟一个警察谈话，因此回答他说：“如果你要谈，就在这里谈好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客车来了没有。”负责的警官不愿意接受我的理由。他的一个助手把他的公文包伸到我肋下，把我往小棚子那里推。很显然，警察们需要写一个报告说明为什么有大批人群聚集。但我可不想被他们推到棚子里去。我一只手抓住这个警察的手腕，另一只手把他抵在我肋下的公文包拍到了地上。瞬间我意识到自己闯祸了，有麻烦了。就在这时，整个人群叫起来：“车来了！车来了！”真的，那趟客车终于来了！
刘少奇故居
我们仨抓起我们的背包，迅速登上了客车，并朝着“头号走资派”家乡的人群挥手。当我们的车开动时，那几个警察还站在那里，他们没有回应我们的挥手，可能还在苦恼怎么写报告说明人群聚集的原因吧。与此同时，我们仨大声嚷嚷着，说笑着，坐在车上穿过红红绿绿的美丽的湖南乡村，直奔长沙。
到长沙的路并不远，但是客车在好几个乡镇都停了车，因此耽误了不少时间，花了两个小时才走完三十公里的路。最后，在汽车将要跨越湘江上的一座大桥进城之时，我们请求司机让我们下车。太阳已经西沉了，我看到了一家招牌上写着“枫林宾馆”，临时起意，打算住在湘江西岸，这里的景致看来不错。我们谢过司机，跟他说了再见，然后朝枫林宾馆走去。这家宾馆看起来挺舒适的。但当我们走进大厅，前台服务员告诉我们已经没有房间了。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外表：我们仨看起来都不太干净。但如果说我在中国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我知道那里的宾馆里总是有富余的房间的。然而为了住下，需要坚持不懈再加一个善缘，而显然，我们有这善缘。桥的西岸没有看到任何别的旅馆，当我们站在前台想下一步该怎么办时，宾馆的经理路过前台，看见我们一副疲惫的外表，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一个房间终于有了！这就是我们在长沙的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