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山

收拾好行李，下楼退房的时候，值夜班的前台还在睡觉。6 点刚过，3月初的大同依然笼罩在夜色之中，只有东方地平线上泛出微弱的曦光。开往五台山的班车7 点半出发，但我有了一项临时计划。昨晚，我在旅馆房间里的一本旅游手册上看到，大同城北五公里处有一座鹿野苑石窟，又被称为“禅窟”。

中国人说到禅，通常指的是入定冥想的禅修，而不是菩提达摩所开创的禅境。这并不奇怪，禅最初的含义就是入定。也许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在此曾留下足迹？我的好奇并非全无根据。根据唐朝和尚道宣（596 -667）留下的记录，菩提达摩于公元475 年前后从印度南部渡海到达广州。在南中国当时的刘宋朝廷，他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礼遇，于是一路向北行去。如果文献记载无误的话，5 世纪晚期访问中国北方的达摩肯定来过大同，因为此时的大同正是占有整个北方的北魏王朝之首都。直到公元494 年，鲜卑人才将都城迁至洛阳，达摩很可能也在那时随着他们一道去了洛阳。不管怎样，前往禅窟拜谒一番是必要的。

旅馆门前的大街上阒无一人，等了二十分钟，终于驶过一辆出租车。司机虽然听说过鹿野苑石窟，但他从没去过。我们共同掌握的唯一线索是它在城北。于是，我们就沿着城外向北的大路开去。这是一条还没有完全修好的公路，一路上异常颠簸，而且路程显然远远不止手册上宣称的“五公里”——如果它不是谎报军情，那就是从市区最北的边界开始计算距离的。

大约开了十公里，公路在小石子村外分出两条岔路，左边是铺好的公路，右边是土路，我们选了左边那条。路牌显示这条路通向新荣——天知道那是哪儿，连司机都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公路进入了一座山谷，并开始爬坡，我开始担心，照眼下的情形，别说找不着达摩用过的蒲团，连五台山的班车也赶不上了。又开了两公里，路边出现了一个不起眼的标志。停下车仔细观瞧，上写：鹿野苑禅窟。路标后面，就在山路转弯处上方的一道山崖上，立着一座小庙。

司机告诉我，他之所以听说过这地方，是因为有朋友到这儿来上过香。与大多数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一样，司机本人仅有的宗教活动只包括逢年过节时给自己的祖宗上几炷香，烧点纸钱。对他来说，一个人跑这么远来烧香是件不可理喻的事情——干吗不在家烧呢？这是个好问题，但眼下没有时间深入探讨了。我感兴趣的是那座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庙里的石窟。

司机又说，他那些来过的朋友曾经告诉他，石窟在庙后面的山谷里，有的石窟里面有佛像，有的没有。我一面猜想着到底有佛像的石窟是禅窟，还是没有佛像的是，一面从背包里掏出闹钟（我没戴手表，看时间和按时起床都得靠它）。已经6 点50 分了。也就是说，出租车开到这里花了半小时。达摩也许会在这儿停留更长时间，但我必须撤了。我拿出GPS，记下此地的坐标，决定下次再来。回到车上，司机在坑洼的路面上一路狂奔，赶到长途车站时才7 点15 分，去五台山的大巴正在车场里停着。我额外给了司机一笔小费，然后跑到售票窗口，花六十二元钱买了张车票。还有几分钟时间，我又在路边的早点摊上买了张刚摊好还热乎的鸡蛋灌饼，这才跟着其他乘客一起上了车。

司机还在热车，我走过去问他为什么每天只有一班车去五台山。他告诉我说，从4 月到10 月是五台山的旅游旺季，那时候每天有四班车，而这会儿才3月。车上装着大概十名乘客，没有一个人是去五台山旅游的。我在车厢后部一人占了两排座位——一排给我自己，一排放行李。大巴的最后两排座位和中间的过道都埋在了堆积如山的纸箱下面，纸箱里装着素虾、素蟹、素干贝、素鲍鱼、素肝、素糖醋排骨——一切以豆制品和面筋制成的素斋美食应有尽有，它们都来自深圳的一家工厂，是为香客们准备的。

五台山是黄河以北最为著名的佛教名山，也是所有佛教徒朝圣之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站，但3 月显然不是理想的季节。大多数朝圣者选择在夏季造访，而石家庄、太原或者大同则是他们经停中转的主要驿站，五台山与这三座城市的距离都在两百公里之内。也就是说，我乘坐的这趟班车将在中午之前到达——但这只是在途中一切顺利的前提之下。

开车后没多久，我注意到地板上有裂缝，透过裂缝可以直接看到车下的路面。还没出城，两条腿已经冻得失去了知觉，我从背包里掏出羊毛袜套在脚上，总算聊胜于无。几分钟之后，车厢里传来一股燃烧橡胶的怪味，紧接着，靠窗的座位下面开始散发热量。看来是有人向司机投诉过了。然而好景不长，我的脚趾刚开始恢复知觉，暖气就消失了。接着，大巴开始不断抛锚，大概有六七次之多。每次抛锚停车，司机就把驾驶位旁边的发动机罩掀开，在变速箱或者连杆上拨弄几下，我看不太明白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以前在军校里学过的汽车机械常识，自从我逃出军队之后就全忘了。我曾经在佐治亚州本宁堡军事基地的吉普车机械学校当过汽车兵。培训期结束前的一个星期，我们全班接到了被派往越南的通知。所有人都欢呼雀跃。一帮半大小子就要上阵杀敌了，而敌人都是些看起来比隔壁邻居还要安详的人。同学们为此表现出的热情让人难以置信。那是1964年夏天，电视里还没开始出现大批尸体袋被运回的镜头。那年春天，我刚从大学里退学（这已经是我第三次退学了），正好接到服兵役通知。国家规定的服役期限是两年，而我主动要求多待一年，条件是把我派到德国去。在当年，服兵役是可以谈条件的：只要答应多干一年，就可以挑选地点和专业培训项目。结果人算不如天算，突然冒出个越南，之前谈好的一切自然只能作废。第二天，我就离开了本宁堡基地，那天刚好是发饷日。

一名二等兵的月饷在当时是七十八美元。有了这笔钱，再加上头两个月的节余，足够我逃出佐治亚州，搭顺风车横穿美国了。过了不到一个月，在经历了一场车祸、一次拘留和一个女色狼的骚扰之后，我被8月下旬的一场暴雪困在了蒙大拿州的公路上，饥寒交迫，穷困潦倒，风雪中一辆车也看不到。最后，我只好步行至附近的小镇，到警察局里去自首。局里的号子每间有两张上下铺，上铺已经有人了。我在下铺安顿好，转头要跟室友攀谈，结果他那副“尊容”把我吓得差点越狱。那是个已经几乎不成人样的流浪汉，他的脸上和身上布满了划伤、淤青和肿块。铁路警察把他从一列全速行驶的货车上抛了下去，后来，有人在铁轨边发现了他，于是他被送到警察局。医院才是他该去的地方，但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当天下午，警察开车把我送到蒙大拿州东部大平原上最大的城市迈尔斯城。接下来会怎样，我一无所知，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事实上，最坏的情况就发生在迈尔斯城监狱，那里面根本没有床，只有一排铁架子。运气好的话，你能找到几本杂志当枕头。这儿的人都不喜欢流浪汉。过了一个星期，军方才派人来把我领出去。那是无比漫长的一个星期，整整七个寒冷难挨的漫长夜晚——每天晚上你都会被监狱对面射击场上的枪声惊醒——和七个无所事事的漫长白天。我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兼职做枕头的杂志，里面尽是些关于怎样打猎、垂钓和到海底寻宝的文章。我打定主意，如果有朝一日能离开军队，定要如此享乐一番。

带我出去的人来自附近的一处空军导弹基地，他把我送上了火车。因为我是主动自首，所以军方也懒得专门派人过来押解我。四五天之后，我又回到了本宁堡，向我所在的小队报到。军士长问我为什么擅离职守，我一一坦白了我的理由。奇怪的是，他不仅没把我送上军事法庭，反而居然遵守了之前的约定，即使后来我在他手下依然吊儿郎当，他也没为难我。我先是被派到炊事班干了一个月，接着又去接受文职培训，然后就被派往德国的一个医务营总部服役。我的汽车机械知识也就此停留在开小差之前的水平：变速箱、连杆，不是变速箱就是连杆。

司机修着他的车，我胡思乱想着我的往事。在中国，我从不担心汽车抛锚。中国司机能自己解决所有故障。我们这位一开始只是用螺丝刀鼓捣了两下，车就又能走了。后来情况越发严重，他也认真起来，拎着钳子、扳手和一股金属线消失在车轮下面。半小时之后，他钻了出来，跳进驾驶室，车子又继续盘旋在山路上，翻过一座又一座巨大枯黄的山峰向大同东南方向开去。

开进第二道山脉的时候，我们在峡谷里看到了悬空寺。顾名思义，那是一座建在半空之中、悬崖之上的建筑。这里是所有前往山西的旅行团都会停留的景点，我自己就已经来过两次。尽管看起来像座寺庙，它的修建其实是出于军事目的：过去驻扎在附近的戍边军人常到此焚香祷告，祈求上天神灵保佑边疆安宁，免受游牧民族侵扰之苦。我们的车不是旅行团包车，因此并没有停下。从车窗向外看去，悬空寺的空中楼阁在晨曦中凌空危立，不似人间。

继续向前，车子开进了一条隧道，悬空寺消失在黑暗中。从隧道另一端冒出来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座水库。冰冻的水面一片洁白，如同我在黄河源头见过的那些盐湖。冰面上没有轮胎印，也没有钓鱼或者滑冰的人，空寂的群山和肃杀的冰面之间一片苍凉。再往前行去，路边的田野中出现了几个挥着锄头，在去年残留的秸秆之间翻地的农夫，苍凉之气稍减。田边站着几头牛，眼睛正望着农夫，大概在猜想何时会轮到它们上场，开始新一年的劳作。我们还经过了一大群黑白相间的山羊，大概有五百只。羊肉是中国北方的无上美味。

在七十公里界碑处，我们经过青瓷窑煤矿拥有的一座附属矿井。农闲时节，农民们会到矿上挣点外快，还有些倒霉蛋一年到头在这里挖煤。蜿蜒的山路终于把我们送出这道山脉，然后向西进入一条无比宽阔平坦的山谷，那一定是远古冰川运动的杰作。司机突然又把车停下了。他跳出驾驶室，在一个车轮上踹了两脚。那只车胎在慢撒气。但仍然不必担心——中国的道路两旁，哪怕是再荒凉的地方，补胎的小铺子也随处可见。果不其然，前方几百米外的一座土坯房门口挂着块牌子：补胎。

司机找出千斤顶撬起车身，卸下轮胎，一路扶着它滚向土坯房，其他人都下了车，站在路边抽烟、“放水”或者活动腿脚。我跟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人聊了起来。这是个八十多岁的蒙古族老汉。在他干瘪的嘴里，我只发现了两颗牙齿。大概他每天只能就着稀粥吃点馒头了。他以为我是维吾尔族人，我以为他是藏族。互相搞清楚对方的身份之后，他告诉我，他认识五台山上一座庙里的喇嘛。每年春天，他都会去庙里修行一段时间，秋天再回大同去，如此坚持了七年。我跟他打听山上的住宿情况，他推荐了几家比较适合香客的旅馆。

我们正聊着，另一个蒙古族人走了过来，递给老汉一瓶白酒，老汉又递给了我。我笑着把酒瓶推了回去。这么一大早就喝酒太奇怪了，更何况还是在车上。另外，中国白酒是最让我难以接受的酒精饮料，只要想到它，我就能浑身一激灵。把酒还给老汉之后，我走开去和旁边的一名僧人聊天，他一个人站在路边，手里默默转动着念珠。僧人来自五台山的宝华寺，几天前到大同的华严上寺见了一些同修，现在正要返回五台山。宝华寺在北台的山脚下，靠近碧山寺。我告诉他我去过碧山寺，但从来没听说过宝华寺。他解释说，宝华寺里僧人不多，因此也没有多少香客——清静的道场好修行。他邀请我到庙里住上一段时间，但我已经有别的安排了。也许下次吧，我说。

司机回来了。装好轮胎，我们继续西行，开进破烂不堪的砂河镇，从满街的行人身边呼啸而过。每天有两趟从北京出发的列车经停砂河镇，卸下那些去五台山朝圣的香客和游人之后，继续开往终点站太原。1989年，我曾来过砂河，如今十几年过去了，镇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一条大街从镇中穿过，镇上的一切都杂乱无章地堆在大街两边。有人向司机招手，但司机没有理会，继续向前开去。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巴士总是尽可能地多拉客，也不管车上还有没有座位。现在碰上这么一位高傲的司机，让我感到很困惑。我自言自语地嘟囔了几句，被坐在前面的蒙古族老汉听到了，他转过头来为我解惑：在砂河镇坐车的人，只能坐砂河镇的车，这是这儿的规矩。

司机循规蹈矩地开出了砂河，然后转而向南，沿着一条河往山里开去。道路在五台山北坡蜿蜒爬升，路旁开始出现积雪，河里的水变成了冰，再往前，路旁的积雪渐渐扩展到了已经结冰的路面上。每隔十几米就能看见一个沙土堆，大概是用来融雪的。也许本该接受老汉的好意，来上两口白酒的，我心想。就在这时，一辆微型越野车从山上冲了下来，将要会车的时候，它好像突然失去了控制，猛然转了一个二百七十度的弯，堪堪停在落差超过百米的悬崖边上。我们的司机为了躲避来车，也向道路内侧急打方向，一头栽进了路边的积雪堆里。

所有人都下了车，聚在一起察看险情。越野车里也钻出四个和尚，三个年轻的和一个年长的，他们都穿着正式的黄色僧袍。和尚们自我介绍说是竹林寺的，老和尚和其中一个年轻和尚要去砂河镇赶火车。四个和尚一边察看事故现场，一边不停地念着西方极乐世界教主的名号：阿弥陀佛。这是中国佛教徒用以应付一切场面的标准用语。大事不妙——没关系：阿弥陀佛。有好消息——别太激动：阿弥陀佛。一切境由心造，如梦幻泡影：阿弥陀佛。五台山也不例外：阿弥陀佛。开车的和尚钻进驾驶室，挂上倒挡，旁边的六七个人一起帮忙把车推回了路中间。另外三名和尚合掌行礼，向我们道谢，然后上了车，继续向梦幻泡影组成的五台山下开去。

送走了僧人，回过头继续解决自己的问题——人们先试着把车往前推，可陷在雪里的车轮打着滑赖在原地不肯动。我们又把车轮下的雪挖开，垫上沙土，还是打滑。最后，司机挂上倒挡，所有人一起使劲把车往回推，终于动了。我们回到车上，继续赶路。

越往上走，结冰的路面越多，车子开始出现明显侧滑。考虑到路边就是百米悬崖，没有人愿意继续待在车上了。所有人都重新回到路面上，跟在车后面步行，时不时还得推它两把。

结冰路面终于消失了，我们的运气开始好转。没过多久，车子翻过山口，进入冰消雪融的五台山南坡，路况相当不错。一路蜿蜒而下，到了半山腰的五台山风景区售票处，车又停下了。门票七十五块。和尚、尼姑、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以及所有那些在五台山居住和工作的人都不用买票。而车上所有乘客都恰好符合这些免票条款，除了我。卖票的接过我手里的钱，热心地告诉我，再过不到两个月，进入旅游旺季，票价将会翻一倍。二十分钟以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坐落在五个“台”怀抱之中的台怀镇，其时已是下午3 点多。路上一共用去了将近八小时。但不管怎样，总算到了。

室外的空气非常寒冷，呼啸的风声更格外增添了寒意。镇上人迹寥寥，除了三五个匆匆走过的出家人，就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还在坚持营业的当地生意人了。这时节即便有游客，此时多半也已乘车离开，或者钻进旅馆躲了起来。我谢过司机，向大街旁边的小巷里走去，去给自己找个地方落脚。不幸的是，看过的几家客栈都没有带浴缸的房间，而我实在是太想泡个热水澡了。最后，我放弃了在镇上寻找，往东过了一座桥，来到镇外。

与台怀镇隔河相望的山脚下，盘踞着三层楼的金界山庄。这是个二星级的宾馆，拥有上百个房间，门市价四百块。我显然是今天上门的头一个客人，因此即使还价到一百六十块，他们也爽快地接受了。把行李放在房间，我转身出门回到镇上，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关于五台山的书，又去邮局发了封信——邮局居然礼拜天也开门——然后在小巷子里找了个网吧，上网查了查邮件。网吧里坐满了玩游戏的年轻和尚和半大小子们。

出了网吧，我开始到处找饭馆。大街上走过来两名比丘尼，一来二去，跟我聊了起来。年纪大一点的比丘尼告诉我，她们来自中国最著名的尼众学院：五台山普寿寺。至于吃饭的地方，她们推荐了山西饭店，并且主动为我引路。到了饭店，两名比丘尼陪我一起坐了下来。她们已经吃过饭了，但并不介意跟我聊天。我于是拿起菜单，为自己点了一盘蒜蓉菠菜、一盘洋葱木耳炒土豆。

我问两位比丘尼：五台山上冬天如此寒冷，夏天又挤满了游客，为什么要在这儿修行？她们回答说，冷不是问题，多穿些衣服就好了；而游客从来不去她们的寺院，那里相当清静，是个修行的好地方。但这些其实都不重要，让她们选择五台山的最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儿是文殊菩萨的道场。我问她们是否见过大智文殊菩萨本人，她们说不仅见过，还见过两次呢。她们还见过五台山著名的佛光。我问佛光和北极光有何不同，她们解释说，佛光更明亮些，而且它们主要出现在五台山的五座峰顶，尤其是南台。

饭馆的老板娘听见了我们的谈话。当她听说我打算明天上山，立刻插话说她的一个朋友有辆越野车，可以明天一早来接我。包车的价钱她不太清楚，我可以跟她的朋友直接谈。两位比丘尼在半年之前跟随她们的方丈、还有六十五个来自内蒙古的居士一起，步行朝拜了五台山的每一座主峰。但毕竟她们是夏天去的。

吃完饭结账，花了二十七块，就五台山而言，价钱算是相当公道。我在饭馆门口和比丘尼道了别，目送两人穿过大街，消失在对面的一条巷子里。普寿寺在山上，但她们明天一早要搭长途车下山，所以今晚就在镇上的一座小庙里过夜。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西边天际泛起一抹紫色。我顶着满天星光走回了旅馆。

泡澡的愿望泡汤了。水根本不热，我只好简单冲了个淋浴。大概因为整个旅馆只有我一个客人，他们也舍不得把暖气打开。整个晚上，我不停地在把头更深地埋进被窝和钻出被窝透气之间做着斗争。漫长而寒冷的一夜就这样过去，当窗外渐渐亮起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终于熬出头了。7 点钟，我飞快地钻出被窝，穿好衣服，冲了杯咖啡，然后又飞快地回到床上。又过了一个钟头，饭馆的老板娘来敲门了。跟她一起出现的还有司机和一名当地的警察。警察是来保护我的安全的。虽然我并没打算从事任何危险活动，但中国政府向来擅长防患于未然，他们可不想等到一个外国人出了事甚至死掉才来处理后事。

五台山之名其来有自：耸立在台怀镇周围的那五座主峰看起来并不险峻，所以被称为“台”而不是“峰”。每座“台”上都已经修了直通台顶的公路，但眼下天寒地冻，司机说只有东台和南台可以开车上去，而我想去的却是北台。北台不仅是五台中海拔最高的，而且憨山德清禅师（1546 -1623）年轻时曾在那儿住过八年。德清的诗文是我最早接触的禅宗文献之一，因此他不可避免地在我个人的禅宗英雄谱里占据着重要位置。司机说，他可以把我送到离台顶还差一个钟头脚程的半山腰，然后报出了他的要价：一千块人民币——他大概以为我是从火星来的。我狠狠地砍着价，最后讲到三百块，他无论如何不肯降了。这个价钱仍然高得离谱，但我也想不出别的招了。

我们沿着昨天来时的路开出了台怀镇，一路上山，接近山口的时候，又开始碰到结冰路面，这时司机打开了车上的一个电子装置，里面传出“南无阿弥陀佛”的诵经声。过了结冰路面，他又立刻关掉了南无阿弥陀佛，显然是不愿意浪费佛祖的保佑。到了山口，我们拐上一条岔路，沿着山脊向西开去。这条以石板铺就的山路是一名富有的台湾香客捐钱修建的，它的防滑性能据说要比水泥或者沥青路面更好。

不幸的是，我们没机会测试这种新型路面了。刚开出去几十米，路面就被厚厚的积雪完全覆盖。我下了车，想试探一下深浅，结果还没走几步积雪就齐了腰，又费力往前蹚了好久，积雪的深度仍然高过膝盖，看来是没戏了。但我不想如此轻易放弃。和那些在这积雪盈野的山巅修行过的高僧大德们所付出的努力相比，这点困难实在不算什么。我让司机在原地等我一会儿，一小时——最多两小时。警察待在车上没下来，他肯定觉得我走不出多远就会投降。

我在雪中蹒跚前行，终于发现了一条兽道，那儿的积雪才没脚踝。五台山已经被划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山里的野生动物享受着不受打扰的待遇。雪面上到处都能看见它们的踪迹，大一点的兽道像是野山羊踩出来的，小一点的可能是野兔。沿着兽道走了几百米，我来到一处突出的山崖，站在高处，已经可以望见对面的北台。此处海拔超过两千八百米，雪中的艰难跋涉开始让我感觉头晕了。我决定就此打住。

面朝德清过去的道场，眼前群山苍茫。我向北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修行者以及一切修行众生躬身行礼，心中默诵着憨山德清大师晚年写下的一首禅诗：

雪满乾坤万象新，

白银世界里藏身。

坐来顿入光明藏，

此处从来绝点尘。

在五台山参禅的八年时间里，德清已与北台融为一体。他把北台的别名憨山用作自己的别号，从此以“憨山德清”之名行世。北台最初被称为憨山是元朝时的事：蒙古族人以自己祖居之地的同名圣山为五台山的最高峰命名，取的是怀念故土之意。

回到车上，司机主动表示要送我去南台，而且不另收费用，以此来弥补未能带我上北台的遗憾。但我告诉他，我一点儿也不遗憾。我已经做了想做的事，一个台已经足够。下得山来，越野车沿原路开回镇上，在显通寺的山门外，我下了车。

显通寺是五台山上历史最久的寺庙。我在镇上书店里买到的一本书里讲述了它的来历：公元64 年，汉明帝梦中见一金人，向落日飞去。次日，与群臣计议一番之后，皇帝决定派使团出西域查访金人下落。三年后，使团从西方带回了两名天竺僧侣——摄摩腾和竺法兰，随之而来的还有驮着经卷和金色佛像的白马。皇帝将二僧安置在都城洛阳西门外供外国使节居停的鸿胪寺。后来，这里就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

然而，摄摩腾和竺法兰并没有一直待在洛阳。根据一则11 世纪的记录，来年春天官道上的积雪甫一消融，两名天竺僧就离开洛阳，去拜谒文殊师利菩萨所居之地五台山。但与此同时，中国本土的道教信徒也将五台山视为神圣道场，他们将其称为紫宫山。道士们拒绝与两名外来的和尚分享圣山，而作为外来的和尚，他们也别无选择，只好离开。

回到洛阳，摄摩腾和竺法兰上奏汉明帝请求支持。公元71 年，皇帝将和尚和道士召集在一处，让双方将各自的经典投入火中以决高下。皇帝为何选择此种竞赛方式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比赛的结果是天竺僧带来的佛教经典经受住了火的考验。洛阳白马寺里现在还能看见两座被称为“释道焚经台”的土堆，据说是当年比赛双方留下的。既然胜负已分，皇帝就下令准许摄摩腾与竺法兰在五台山修建寺院。

第二年，寺院在五台山落成，取名为大孚灵鹫寺——印度有山名灵鹫峰，是佛陀向弟子传法的重要场所，寺名由此而来。僧人们还在寺旁修建了一座窣堵波，藏佛舍利于其中。在印度，窣堵波本是宗教大师埋骨的坟丘，流传到中国时，已经演化为砖塔的形式。如今中国各地散落的成千上万座佛塔，最初都滥觞于此。

接下来的数百年间，灵鹫寺数度更名，到明朝时方改称显通寺，而寺旁的窣堵波也不断扩建，最后变成了一座约六十米高的巨型舍利塔，雄踞于台怀镇之上。从那以后，五台山就成为佛教徒朝拜文殊师利菩萨和禅宗大德们的圣地。

大孚灵鹫寺建成之时，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典里尚未出现任何关于文殊师利菩萨的记载，人们只是从摄摩腾和竺法兰口中听到过他的名号。到了公元2 世纪和3 世纪，大乘佛经被翻译成中文，《大品般若经》一类的经典开始流传，文殊师利菩萨才作为般若波罗蜜多这种新兴教法的首要发起人，正式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

公元4 世纪和5 世纪初传入的另外几部经典进一步解释了文殊师利菩萨与这种新教法的关系。据《清净毗尼方广经》所言，文殊师利原本居住在遥远的东方一个名叫“宝主”的佛国里，特为拜谒释迦牟尼而来到娑婆世界。听闻释迦牟尼讲法之后，文殊师利决定留下来助他广传教法。然而在此之前，文殊是随宝主佛国的“宝相如来”修习佛法。宝相佛的法门重于“第一义谛”，即不可言说的终极真理。因此，在追随释迦牟尼之后，文殊所传法门仍然保留着原来的风格，并以“般若波罗蜜多”闻世。公元前383 年释迦牟尼入灭之后，文殊师利菩萨仍继续传授他的教法，但最终还是回到了东方，并从此栖止于五台山。他时不时地会在山中露面，但总是以不同的面目示人，而见到他的人也总是事后才意识到自己遇到了文殊菩萨。在我的记忆中，我见过他两次，第一次是他在山口搭顺风车，第二次则是他在帮人修建寺庙。可惜我也跟其他人一样，只有后见之明。

至迟到4 世纪末，五台山已是佛教在中国北方最大的朝圣中心，正是在这个时候，定都大同的北魏政权开始在山中大兴土木营建寺庙。两百年后，五台山上的佛寺数量已经超过三百所，其中当然有不少是规模和僧侣数量都微不足道的小庙，但可容纳数千人的恢宏佛刹也毫不鲜见。直到20 世纪初，五台山的常住僧侣还在万人以上。然而接下来的这一百年，对于五台山来说是段难熬的岁月，只有极少数的寺庙躲过了抗日战争和“文革”两次劫难。而佛寺重光，信徒重新走上五台朝圣，不过是最近三十年的事。

和朝圣信徒一起来到五台山的，还有导游的扩音喇叭和旅行社的大巴。在各处“景点”，导游们喋喋不休地向好奇的游客灌输着寺庙的来历和奇闻逸事。五台山已经不再是一座纯粹的朝圣中心。尽管僧人众多，并且每天都在增加，但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以他们从小学习的唯物主义态度来看待宗教。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说自己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并且乐于承认这一点：他们是游客，而不是朝圣者。但寺院里的僧人还是不加分别地欢迎他们的到来，期待着时间也许能改变这些曾经受过伤害，如今变得无比现实的大众。

我特意选择了旅游旺季开始之前的3 月来到五台山，但仍然没能完全躲开游人。一群从太原来的游客跟着导游穿行在显通寺里，他们在每一间大殿驻足，听导游介绍建筑的年代和其中供奉的佛像，我在每间大殿外等着他们离开。最后，我尾随游客们来到了显通寺北面灵鹫峰上的菩萨顶，在文殊殿里顶礼过文殊菩萨像，然后走出大殿，在庭院里供了三炷香：第一炷给我的老师寿冶和尚，第二炷给憨山德清，第三炷给虚云和尚。

虚云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禅师，也是我心目中的另一位禅宗英雄。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德清，与憨山德清一样。有人说虚云和尚的前生就是憨山德清大师。

1882 年，在朝礼过观世音菩萨的道场普陀山之后，虚云发愿北上五台山朝圣，希望以此举为其父母的来生积累福报。他从普陀山启程，花了两年时间，用三步一拜的方式走完了两千公里的全程。走进河南境内时，已是第二年冬天，由于天降大雪，饥寒交迫，他身染重病，几乎死在了路上，是文殊师利菩萨以化身示现，两次将他救活过来，甚至还帮他担负了一阵行李。多年后，虚云和尚回顾往事时说，这次朝礼五台他历尽艰难，然而令得心生欢喜，并终于了悟文殊师利菩萨所说之法。

文殊师利菩萨讲解般若波罗蜜多法门的经典有不下十部之多，但是禅宗早期大师们参研和引用最多的当属《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在这部经里，文殊菩萨对佛陀说：

世尊，如是修般若波罗蜜，则不舍凡夫法，亦不取圣贤法。何以故？般若波罗蜜不见有法可取可舍。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亦不见涅槃可乐，生死可厌。何以故？不见生死，况复厌离，不见涅槃，何况乐著。如是修般若波罗蜜，不见垢恼可舍，亦不见功德可取，于一切法，心不增减。何以故？不见法界有增减故。世尊，若能如是，是名修般若波罗蜜。

文殊师利的教法正是寿冶、憨山德清和虚云追寻的道路。禅即由此中来。那也是我追寻的道路。

我坐在文殊殿外的阳光下，看着三炷香慢慢变短，变成青烟消散在寒冷的空气中。这时，耳边传来另一群游客上台阶的喧哗声。幸好这不是夏季，而我已经幸运地和我的禅宗英雄们独处了半炷香的时间，可以离开了。

下得灵鹫峰，我在镇上找了家饭馆吃面。正吃着，外面走进一位寺院方丈，他拉着一名比丘尼在桌旁坐下，为她要了一碗面条。比丘尼试图拒绝，她说下面的锅里肯定有猪油。饭馆老板立刻声明，他的厨房里制作素食和肉食的锅是严格分开的。比丘尼只好让步，而方丈立刻又让老板加了两个馒头。这位比丘尼是来五台山朝圣的，方丈说她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不管面条里是否放了猪油，它的味道实在不坏。吃完面，我回到金界山庄，退了房，花十块钱打车去了碧山寺。离开台怀镇，往大同方向开上不到两公里就是碧山寺。上五台山朝圣的僧人大多在此挂单。它始建于4 世纪末，但后世重修过多次。我走进古代的山门，径直向客堂走去。去年我曾来过碧山寺，因此认得寺院的方丈，可他眼下不在寺里。午斋时间已过，知客僧把我带去前院的客房，进了一个六人间。六张床里靠窗的那张正沐浴在午后的阳光下。大概是上午在雪地里跋涉累着了，我在煦暖的阳光里酣睡了两个小时。

醒来之后，我又去客堂看了看。方丈还没回来。信步出了寺院，我沿着一条几乎难以辨认的小径向山上走去，跨过冰冻的溪流，爬上一面陡坡，再穿过一片稀疏的落叶树林。小径的终点立着五座墓塔。去年造访碧山寺的时候，恰是寿冶和尚的诞辰，方丈曾带我来过这里。墓塔是碧山寺的方丈主持修建的，最右边那座装着寿冶和尚的遗骨。

寿冶是最初带我学习佛法的入门师父。我们结识于美国，那时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watermelon”（西瓜）是他认识的唯一一个英文单词，而我的中文也好不了多少。但这并不妨碍他启发我亲近佛法，进入到这个由佛、法、僧三宝组成的世界中去。

那时我对寿冶的来历一无所知。过了很久之后，当我在台湾和大陆旅行时跟人提起和谈论他，才开始慢慢知道他的过去。寿冶在清朝末年出生于大运河边的港口城市无锡，他是家中五个孩子里面最小的。父亲是个小生意人，还没等到他成年便已去世。十二岁时，寿冶被送到上海的铁匠铺里做学徒。那时，他开始对武术感兴趣，还为此专门打造了一根五十斤重的铁棍，每天勤练不辍。

二十岁上，他的母亲为他定了一门亲事。但此时的寿冶已经对红尘世界产生了厌离之心，在距婚期还有一个月时，他从铁匠铺不告而别。大婚之日，新郎踪影全无，只好由寿冶的姐姐打扮成男人，将婚礼勉强应付过去，而寿冶再也没回来。此时，他已决定皈依佛门，并在上海普济寺跟随德松法师出了家。德松把他带到杭州剃度，又去南京宝华寺受戒。之后，师徒二人一道去了五台山朝礼文殊菩萨。据说，当他们来到五台时，山上风雪交加，数日不息。几年之后，寿冶又独自回到五台山，挂单在碧山寺，并自建一座小茅篷，过了一段山中修行的生活。

山中修行的意义对于修行者来说，就如研究生院之于世俗世界中人。修行者首先需要在寺院、道观或者儒家的书院里跟随师父学习，而在此之后，如果他们想发展自己的法门，就会选择入山修行。当然，这种独立的学习可以在任何远离尘嚣的环境中进行，不一定非在山中，也可以隐身于大泽，或者沙漠之中。但入山似乎是所有修行者的第一选择。入山的根本目的是隐居独处。并非所有人都适合独处，但对于那些希望超越教法的字面含义，进入真正领悟的修行者来说，独处是必不可少的。在中国，所有选择隐居修行的人，其目的都不是抛弃其他人，而是通过隐居修行来获得救助他人的方法和能力——自助，而后能助人。在过去两千年里，五台山的冰天雪地比中国其他任何山峰都更受修行者欢迎，这当然并不是因为它的风景格外宜人，而是因为它能带给修行者强大的力量。

在南台隐修了一年之后，寿冶曾短暂地回过一次上海，去接掌德松传给他的普济寺方丈之位，旋即又回到五台山，依止在距离碧山寺不远的广济茅篷。广济茅篷的住持海禅在1888 年出家之前，是中国最负盛名的武术大师之一。自幼习武的寿冶与海禅甚为投机，于是随他继续学习武术。习练了几个月少林功夫和西藏功夫之后，寿冶决定还是独自修行，于是在附近又建了一座茅篷，闭关参研《华严经》。

《华严经》所记，为佛祖成道后于禅定中对上乘菩萨所说之法。他认为这遍摄一切教法的圆满讲授对于普通人来说过于难懂了，因此讲过一遍之后就再不复讲。寿冶迷上了《华严经》，他认为，参研华严妙法的最佳途径莫过于刺血抄经。

1936 年秋天，寿冶开始抄写全文共六十万字的《华严经》。每天他都要割破手指或舌头取血，将之混合于一种植物酒精溶液中以避免血液凝结，然后写上五百到一千个字——那可不是什么蝇头小楷，每个字都足有一元硬币般大小。就这样写了将近四年，他的身体因为失血而变得极其虚弱，但他一直坚持着，终于在1940 年夏天抄毕全经。接着，他又用墨书抄写了三遍。

寿冶的虔诚精进令众僧大为钦服，于是请为碧山寺和广济茅篷住持——其时他年仅三十二岁。五台山上的大多数寺院是“子孙庙”，即住持须经师徒相授的传承制度；只有碧山寺和广济茅篷为“十方丛林”，对一切受戒僧众开放，可以邀请山外名宿住持。因此，朝圣的僧人来到五台山，无论是停留数天还是一住经年，大多选择十方丛林挂锡。其时正值抗日战争的战乱年月，寿冶不仅要维持自己的生计，还要照管避乱于两寺之中数百名僧人的生活。他设法从同样由自己担任住持的上海普济寺转来大笔钱财，帮助山上的僧人渡过难关。

1949 年，寿冶选择了离开。他相信大陆的宗教政策重新开放只是早晚问题，因此并没有像其他高僧大德那样随国民党势力前往台湾，而是在香港和西贡两地间往返居留，并随时准备回到大陆。但形势并没有很快好转。1970 年，他终于接受了一份邀请前往纽约。第二年秋天，在纽约城外北郊的一座寺庙里，我和他相识了。

根据碧山寺的记录，寿冶的血书《华严经》已于“文革”中被毁，另外三份墨书抄经也同时遭劫。然而，在纽约郊外的那次禅七期间，寿冶却从佛坛背后的一个小柜子里拿出了他的血书《华严经》给我看。我完全被惊呆了。他是我平生遇见的第一个和尚，其风度令我深深折服。第二天，我就决定在寿冶门下皈依三宝。

寿冶始终没有学会英语，因此他的弟子大多数是纽约地区的华侨。后来我听说他喜欢上了鸽子，并常在郊外坐车兜风。“文革”结束以后，寿冶回过几次中国。后来我在许多佛教名山都见过他留下的书法。但不知为何，寿冶并没有留在国内，最后还是回到了美国。2001 年，他在纽约圆寂，享寿九十四岁。他走的那夜是农历三月十五，月圆之夜，听说五台山上下了大雪。是山在想念他了。我也是。

我在寿冶的墓塔前坐着，直到日影西斜。墓塔周围的山林开始变暗，提醒我该回寺里去了。我点了几炷香，向我的老师顶礼。西瓜上市的季节还没到，我只能在塔前给他留下几块饼干。我一直后悔没能面谢师父的教诲，他指点我的不仅是经书里的佛法，更是身体力行的佛法，这足以令我受用终生。转身离去的时候，我注意到几只正觊觎着塔前饼干的喜鹊。墓塔周围还有野绵羊留下的足迹。显然，这儿的访客不只我一个，我留给师父的小礼物想必要由这些家伙来享用了。但这又何妨。取予间的因果，岂是因我而定？

方丈回来了。在碧山寺的客堂里，我们久别重逢，正待把手话旧，外面走进六名大同来的居士，他们用大同方言跟方丈聊了起来，我听不太懂也插不上嘴，只好坐在一旁等他们先聊。

方丈妙江是我师兄。他是1952 年生人，老家在大同附近的阳高县。父母皆为笃信佛教的农民。妙江三岁时，他的父母分别出家为僧尼，并把他寄养在当地的一所寺庙里。到十岁上，母亲把他带到大同，让他跟着云冈石窟的守护僧藏通和尚学法。1969 年，妙江在藏通门下剃度，成了一个小沙弥。

不久，“文革”席卷至云冈。妙江被迫还俗回到农村接受再教育，但每日仍暗自坚持修行。他告诉我，那个时候他只用九分钟就能把七千字的《金刚经》背诵一过（我忘了问他现在还能否背得这么快）。大多数人背诵《金刚经》至少需要半小时，我可能要花上一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1976 年，“文革”结束，妙江重新回到云冈。又过了五年，妙江随藏通来到五台山，在其师兄、普化寺方丈藏明门下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

1982 年，五台山佛教协会把妙江派往南京栖霞山中国佛学院学习，两年后归来，他被委以重任，开始主持重建五台山上一批久已荒废的寺庙，恢复僧伽制度。几年后，他又被派往南方，在九华山甘露寺研修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寺院管理课程。再度归来时，妙江被立为碧山寺住持。这是碧山寺历史上的第五代方丈，事情非同小可，他的前任，也就是我的师父寿冶和尚也从美国赶回来参加升座仪式。此后，妙江开始重修碧山寺，力图恢复其昔日的繁盛，与此同时，他还从一片白地上重建了五台名刹竹林寺，并在其中设立专司培养学僧的五台山佛学院。

妙江和大同来的居士们谈论着佛教的话题。他刚从缅甸回来，对那里的南传上座部佛教徒赞美有加。中国佛教徒通常将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称为小乘佛教，与他们自己修持的大乘佛教两相对应。然而，在妙江看来，缅甸的小乘佛教并不见得“小”，而中国的大乘佛教也未必就真的那么“大”。他操着浓重的大同方言滔滔不绝着，而我能听懂的也就这么多。我不知道他的口音出了山西还有多少人能听懂。

4点40 分。妙江终于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吃饭去！”冬春两季，碧山寺行晚斋的时间是下午3 点30 分。已经过了用斋时间，但我们还是跟着妙江一起进了斋堂，在长凳上坐下。两分钟后，桌上出现了几碗蔬菜和馒头，虽粗淡，却足以充饥。用斋已毕，妙江带我出门，上了寺里的越野车，居士们开着自己的越野车跟在后面。向台怀镇西南方向开出去五六公里，竹林寺到了。

据妙江说，竹林寺始建于北魏年间，与碧山寺大约同时。8 世纪末，一位名叫法照的唐朝高僧来到此地，按照神迹的点化扩建道场。扩建后的竹林寺拥有殿阁楼宇一百二十幢，占满了一整面山坡，常住僧人超过七千名，简直就是一座城市。然而到了1992 年妙江住持竹林寺时，这里早已成为一片瓦砾场，中间孤零零地矗立着一座明代的舍利塔。妙江在原址重修了几座佛殿，又新修了一座四层楼的建筑，用作五台山佛学院的校舍。目前学院里有学僧五十名，他说这只是第一期工程。整个学院建成之后，可容纳数百名僧人在此学习。

一名小沙弥引着我上了佛学院的四楼，来到一个朝南的房间，窗口正对着南台积雪压顶的山峦。楼下的院墙外，一辆卡车正在隔壁的院子里卸煤。佛学院的每个房间里都装了暖气，走廊的尽头有淋浴间。新一代僧人的生活环境已非昔日可比。传统寺院里，僧人们每个月只能洗一次澡，并且须按照长幼之序在一个大浴池里集体出浴。

过了一小时，一名僧人来到我的房间，说妙江要见我。下了楼，大同来的居士们也在，还有六七位竹林寺的老和尚。一位居士走过来，送给我一串手珠，他说这是他念阿弥陀佛时用的。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是说了声谢谢。回过头仔细端详，才发现这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手珠：它是用某种果核串成的，每个果核的末端被钻出五个小孔，透过小孔可以看见里面的种子。我还没来得及向那位居士询问果核的来历，就被妙江拉着坐下，开始谈话。他问我有什么问题要问。我想了想，便问他五台山是否还有人修禅。

清朝以来，藏传佛教为西藏人、蒙古人和满洲人普遍奉行，五台山从此成为藏传的密乘佛教的重要中心。现在山上还建有禅堂的寺院只剩下三所：显通寺、普化寺和碧山寺，妙江告诉我。不过另外还有十几座寺庙里有僧尼修禅。他说的是“研究禅”。他喜欢用“研究”这个词。修禅如同做研究，研究此时此地，研究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研究心。“每一念都是修行，”他说，“并不是非要看书才能学佛。一念即佛。思考空和有。研究这些就是修禅。喝茶也是修禅，吃饭也是修禅。禅是一切修行的基础。”我只听懂了这些。我之所以能听懂，还是因为他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下了这些内容。

妙江说了一个多钟头。我最多听懂了百分之五。他的口音是我听过的最难懂的。在这一点上，我并不孤独，我跟许多认识妙江的僧人聊过，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不过他们也指出，时间长了习惯了就会好一些。我的时间显然还不够长。但是已经很晚了，我们都有点疲倦。回到房间，我在床上躺下。南天密集的星斗在窗前低垂，仿佛伸手可及。

在中国和亚洲的其他一些地方，自古以来流传着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盘古左手执凿，右手持斧，在鸿蒙中劈凿了一万八千年，终于开辟出一片天地，而他自己也力竭而死。他的身体化作世上的山脉。我望着窗外出神，心里想着为什么山和山之间还会有名气和等级的高下之分。难道在那些著名的山上看星星更清楚，看月亮更圆？佛陀在不止一部佛经里说过，他可以令十方世界所有声音，都变作诸佛讲法的声音，演出“苦、空、无常、无我”之音。也许这些佛音在名山上听得更清楚？夜色已深。寺院里响起了晚钟，一下一下，历数着堕入轮回的一百零八种苦，助我沉入梦乡。

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我打算坐7 点钟的班车去石家庄，妙江已经安排了司机开车送我去车站。我打点好行囊下了楼，跟着妙江走出房门。越野车还没到，等待的这会儿工夫，他又跟我谈起了禅。一切事物都是禅，他说。但他的口音即使在大清早冰冷的室外也没有变得更容易懂，我竖起耳朵拼命听，依旧徒劳无功。大概听不懂也是禅罢，我心想。司机终于来了。我们互道珍重，就此别过。即使我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内心深处依然对他有种眷恋。我知道我们还会见面的。

回到台怀镇，不幸发现，直达石家庄的班车只在5 月到10 月间运营。想在3 月里去石家庄的话，只能先坐车到太原，这意味着在路上要多花三小时。爱谁谁吧。绝望之中，我差点跳上一辆空无一人、正满街转悠拉客的中巴。妙江的司机很有经验，他告诉我这车不拉满客人是不会出发的。他带我找到一辆已经装了半车人的中巴，送我上了车。7 点30 分，我们终于出发了。

这些中巴是中国改革开放结出的硕果之一。任何人只要能凑够一辆车的钱，就能搞到营运执照，干起公交的买卖。这些私营车主并不从汽车站发车，他们游弋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集市或者重要路口附近，随时停车拉客，不装满人决不出发。而即使在它们终于出发之后，也会寻找一切机会在路上拣人。如此一来，速度自然是快不了，但是对于乘车人而言，这意味着你可以站在中国任何一条公路上的任意一点，等着长途车经过，它招手即停。我现在坐的正是这么一辆私营中巴，前往太原的一路上，乘客们流水般上落。11 点10 分，我们终于到达太原汽车北站。

我向中巴车司机打听去石家庄的班车。他说我得上汽车南站。我忘了先哲“兼听则明”的教诲，闻言直奔汽车南站。南站的售票员一句话又把我打发回北站。北站的售票员告诉我，南站北站都不对，应该去火车站旁边的太原汽车总站。这回总算对了，等我赶到那儿，刚好有一趟开往石家庄的班车十五分钟之后发车。我拿出五十块钱买了车票，上车，车上只坐了一半的人。尽管这是辆国营班车，司机仍然慢腾腾地在城里转悠，试图多拉几个人，直到出了城，开上高速，班车终于飞驰起来，向太行山驶去。我打开日记本，看到一句话：“地不自灵，因人而灵。”这是我从碧山寺里一通15 世纪的石碑上抄录下来的句子。它让我想到，糟蹋、毁掉一个地方的也是人。我起了点小烦恼，随即便放下了。 TdC1FbdG68OYOAJ1XVF0WfkEe35ldOBdpB6HLCNg1sogRXEg52uE89qVODvdq0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