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不见如来

尝试过以语言体悟佛心之后，接下来该试着感受一下具体的形象了。这项任务在北京也能完成，但是我想去见识一下中国人迄今为此所做的最伟大的尝试。

佛祖曾经问他的弟子须菩提：“于意云何？可以身相见如来不？”（《金刚经》）他是在提示弟子注意观照自己的内心。但是对弟子们来说，观瞻佛祖真容远比观照内心要容易得多。面对佛像，弟子们想象着自己仿佛也拥有了种种妙相：金色的皮肤，整齐的仪容，目光清静，光照身而行——对外表的执著不仅令普通人烦恼，也同样烦恼着那些想要从欲界红尘中解脱出来的修行者。佛陀入灭后一千两百年，禅门临济宗的开山祖师临济义玄如此教导弟子：“逢佛杀佛，逢祖杀祖。”这也许是个办法。但我和佛祖没什么过节，我不介意见到他。北京以西约三百六十公里之外，长城脚下的边塞古城大同是我这次打算探访的地方。

我考虑过坐火车前往。但是在中国乘火车总是麻烦多多——并不是火车旅行本身，而是买票的过程，尤其是如果你想买到一张坐票的话。长途汽车的票价要贵一点，但是往往更快，更舒适，班次也更多。北京城里的长途汽车站有六七个之多，我打过问讯电话，找到了正确的那一个：六里桥长途汽车站。但我发现，从泰德的公寓到六里桥，要穿越半个北京城，而且那地方没通地铁。出发前，泰德带我去了趟女人街附近的旧货市场，花八十块钱买了部旧手机，又充了八十块钱话费。跟泰德道别时，我祝他好运——他正打算拍一部关于皮影戏的纪录片——然后奢侈了一把，打车去了六里桥长途汽车站。司机选择走三环，因为这样虽然绕远可速度快。他说的没错，我们开到六里桥只用了半个钟头，但车费达六十元之巨。

车站刚刚翻修过。它的表面被玻璃幕墙包裹了起来，而内部的装修更是气派，售票处已经是电脑联网的了。不到一分钟，我买好了车票，十分钟以后发车，刚好还有时间上趟洗手间，再买瓶茉莉茶饮料、一包花生。开往大同的长途车每小时一班，票价不过八十一块钱。

与车站相比，大巴的崭新程度不遑多让。尽管是周末，车上却只有十来个人。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在中国能遇上一辆空荡荡的大巴实属难得，一辆崭新而又空荡荡的大巴则无疑是稀世之珍。大巴的后排座位都空着，我走过去坐下，几乎有受宠若惊的感觉。然而紧接着，我抬眼看见了前方高悬的车载电视和DVD播放器，更注意到每个座位都安装了微型扬声器，心中大呼不妙。不出所料，我们刚一出发，电视里就开始播放电视剧，但总算老天有眼，司机把音量开到足够低，随着车速越来越快，公路上传来的噪音迅速淹没了它。

大巴从三环的西段开向北段，然后拐上通往张家口的高速公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就是在张家口拍摄的。出城不久，高速公路进入山区，开始蜿蜒起来，八达岭长城在窗外闪现。旅游部门统计过，八达岭每年接待的游客都在四百万到五百万之间。如果把这些游客全都抓了壮丁，让每个来访者为长城添一块砖，只需一块，就可以迅速重新修建一道东至大海、西抵大漠的长城。我在车里胡思乱想着。经过过去几天的奔波和一场小感冒，我的身体还没从疲劳中恢复。大巴驶过八达岭出口，我试图读一本中国佛教造像史方面的书，但很快便告放弃。最后，我拿出国航赠送的小枕头，靠在车窗上睡着了。

没有人知道佛陀的追随者何时开始为他们的导师造像。根据一部被许多人认为是佛教早期大众部传本的佛经记载，佛陀成道后，曾升至须弥山顶的天界，为他的母亲说法3 月。在此期间，附近的两位国王命令手下工匠造佛像两躯，以此稍解弟子们内心因佛陀的短暂离去所带来的空虚与不安。两座佛像均与佛祖等身大小，一座以牛头旃檀木雕就，另一座为黄金铸成。（《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八）

佛陀入灭于公元前383 年 ，而《增一阿含经》修成于此后的二三百年间，其中所述事迹真假难辨，但不管怎样，我们仍能由此看出佛陀的形象对于他的追随者而言有多么重要。从已知的考古资料来看，最早被用来象征佛陀的并不是他的肉身形象，而是那些暗示其存在的事物：佛陀于菩提伽耶成道时为他遮阴的那棵菩提树，说法时趺坐其上的狮子座，象征佛法“八正道”的有着八根辐条的法轮，装有佛骨舍利的窣堵波，或者象征他已出离尘世的脚印等等。直到公元前1 世纪，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的工匠们才开始逐渐从这些含蓄的象征转向直接刻画佛祖肉身形象，大夏（今阿富汗）和秣菟罗（今印度北方邦）的工匠们也在公元1 世纪和稍晚些时候分别步上犍陀罗的后尘。

在这些最早的造像中，佛陀头盖骨中部的隆起被刻画为螺发盘旋的肉髻，耳轮模仿年幼大象的特征，双臂颀长宛如猩猩，眼廓的形状则像莲花瓣一般。佛陀穿着通肩式的袈裟，他通常站着而不是坐着，右手施无畏印，仿佛在跟众生打招呼。学者们至今仍在争论这类人性化艺术造型的文化渊源（是印度本土的还是源自希腊？），而在此之前，印度次大陆的造像仅限于刻画地方神祇。尽管《增一阿含经》这类早期大众部经典中记述了为佛陀造像的事迹，但在佛陀最初的教导中，教法是比导师本人更为重要的。我们在另外一些早期佛经，比如南传五部经之一的《相应部》之中，就可以读到这种对偶像的回避态度——佛陀对弟子跋迦梨说：“见法则见我，见我乃见法。”（南传上座部巴利藏经《相应部·犍度篇·八七·第五·十三》）

然而佛陀还告诉弟子，在他入灭后五百年，佛法的追随者们就会从教法本身转向对形象的痴迷。他说对了，而且他们并没有等那么久。仅仅到了公元前1 世纪，犍陀罗和大夏地区的印度希腊王国以及贵霜王朝的统治者就在他们的棺材和钱币上浮雕了释迦牟尼的形象。随后的两个世纪里，秣菟罗地区又涌现出更为精致的石雕佛像。

这一切并非偶然。大乘佛教就崛起于大夏、犍陀罗和秣菟罗所在的这片土地，这一派的佛教徒倡导通过积累功德，而不是寂寞艰苦的修行，最终达到超凡入圣的境界。当地的统治者和商人很快开始资助这种新兴的、向世俗开放的佛教运动，佛陀的形象也随之变得典雅高贵起来。到了4、5世纪，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神，而是作为宏伟而万能的超级偶像出现了。如今，阿富汗巴米扬的大佛已经化为齑粉，佛教徒早年为佛祖树立的巨大造像，也就只有在大同还能一窥究竟。我一路向着它飞驰而去，直到售票员把我从梦中叫醒。

开出北京两小时之后，大巴停在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让乘客下车“放水”。尽管中国的石油工业已经向民营资本开放，中石化仍然基本垄断着华北市场，不过它的加油站总算也开始提供抽水马桶了。在过去，厕所的全部只不过是一道墙围着一条沟。同车的乘客们都抓住机会向厕所冲去，我换了个姿势，打算接着做梦，但没能成功。通常，长途汽车中途停车，会至少给乘客留出一根烟的时间，可是人们刚刚从厕所冒出头来，这辆车的售票员就大喊着把他们赶回了车上。于是我们继续赶路。

快到宣化出口的时候，我们离开京张高速，进入宣大高速往西南方向驶去。在中国的路牌上，高速公路对应的英文是“expressway”，而不是“freeway” ，因为一切重要的交通线在这里都是收费的，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得以如此迅速地建成完善的道路系统。无论收费几何，我相信物有所值。当然，那些超载的大货车一刻不停地摧残着这些高速路，而普通公路的状况更糟，常常满布陷阱。以前在中国乘车旅行，平均时速能达到四十公里我就谢天谢地了，如今有了高速公路，大巴轻易就能开上九十公里，而私家车常常时速超过一百公里。虽然高速公路让旅途少了几分探险的乐趣，但同时也的确让长途旅行变得更加靠谱。

继续前行，公路将泥河湾盆地干枯而广袤的地表撕开，横穿而过。在最近几年里，这里成了古人类和古生物学家的乐园，对于学者们来说，泥河湾已成为比周口店更为重要的地点。就在这距离北京一百二十公里的高速公路旁边，考古学家将中国境内早期人类活动遗迹的出现时间前推至一百七十万年前，比周口店早了一百多万年，从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人类起源地之一。

高速公路与路旁的景致同样荒凉。路上甚至看不见一辆大货车。一片死寂。偶尔，窗外冒出一两条河流，它们出现在这不毛之地让人感到惊讶。河水还没化冻，黑白两色的喜鹊在冰面上蹒跚跳跃，寻找着冰层的裂缝。在一条河中央，有个老头儿把冰面凿了个洞，坐在马扎上垂钓。过去曾经啸聚于这片土地的游牧民族对于开春的第一场渔获非常重视。吃了一冬天的羊肉，这时候能来条鱼当然是打牙祭了。

除此之外，枯黄的视野里仅有的变化就剩下去年秋收之后农田里残留的秸秆和随风飘散的塑料袋了。进入大同之前，我们终于看见了一点绿色的东西。那是一片绵延数公里的松树林。它看上去简直不合时宜。驶过松林，我们又重新回到枯黄的世界。

自从印度板块向北漂移切入欧亚板块，将中亚抬升起来之后，季风就再也没有光顾过这片土地。它变得一天比一天更为干旱，但这并不是一片沙漠，或者至少还没变成沙漠。它位于一片曾经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最南端，游牧民族曾在这里逐水草而居，同时觊觎着附近那些居住在土黄色城市中的居民拥有的财富。中国的早期历史就是这两群人的关系史。

游牧民族并不是由新石器时代的采猎者演化而来，他们形成于成熟的文明社会，或者至少是在文明出现之前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学会了驯化动物，开始豢养家畜，而马、牛和羊这类家畜的饲养需要广阔的草场放牧，游牧民族由此出现。农业文明与游牧社会长期处于紧张关系之中，但他们却又互相依赖。游牧民族需要文明世界出产的谷物和诸如织物和金属器具一类的产品，文明世界则渴望获得游牧民族拥有的马匹和皮革，但他们更渴望得到的则是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游牧民族正是靠着他们的军事才能，才从农业居民那里掠得物品和财富，而定居在黄河流域的农业居民也同样依赖游牧民族的军事技术与敌人抗衡——他们的敌人不仅来自北方草原，也来自农业文明内部。

公元前3 世纪，当中国在秦帝国的统治下第一次结成统一的政体，它的游牧邻居也缔造出了第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匈奴。随着中原王朝的兴亡，草原上的部落联盟也经历着分分合合——匈奴之后是鲜卑，鲜卑之后还有突厥……大多数时间里，中原的王朝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拓跋鲜卑首次打破了这一局面，他们不仅攻破了农业文明的防线，并且征服了中原，在公元386 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汉王朝——北魏。拓跋氏的鲜卑人早已湮没于历史，但在其故地，鲜卑人的遗产依然有迹可循。离开北京四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拓跋鲜卑王朝的故都。

走出大同汽车站之前，我先在车站里找人打听了下一个目的地——五台山的发车班次。先把退路找好，这是我老早就养成的习惯。售票窗口里的女士说，每天只有一趟去往五台山的班车，早晨7 点30 分出发，上车地点在另一个车站。我把这些都记在小本上，出了车站，把背包扔进一辆等在门口的出租车，告诉司机：给我找间像样的旅馆。旅途才刚开了个头，我的内心正豪迈得不行。

大同已经完全变了样子。我上次来访时还是1989 年，那会儿的人们如果要乘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在马车和公共汽车之间做选择，它们的共同之处是车身上都刷着“在党的领导下阔步向前”之类的大字标语。

出租车司机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我的经济实力。他带我去了花园大饭店——他眼里的“像样的旅馆”。这家四星级酒店一晚住宿的价格是四百二十元人民币，大大超出了我这名“老外”的支付能力，两位年轻的前台小姐对此大感惊讶，不过她们依然热心地帮我联系了云冈宾馆——三百六十元，还是太贵。最后，她们带着几分不情愿，向我推荐了泰和春，但又忧心忡忡地指出，那只是一家三星级宾馆。她们几乎要为让我如此“屈尊”而感到羞愧了。泰和春一晚只要二百元，而那正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价格，它位于大同城的东边，不过反正城市也没多大。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办完入住手续，我回到车上拿我的行李，然后跟司机商量包他的车。最终谈好的价格是一天一百六十元，大约相当于北京的三分之一。

二百块的房间相当超值，连地毯都是干净的，一个烟疤也没有。饮水设备已经和中国的大多数旅馆一样，不再是从前的暖瓶，换成了电热水壶。恭喜过自己之后，我用水壶烧了点开水，一边等水开，一边打开行李，拿出茶具：一只橘子大小的陶壶，两只小瓷杯——一只给我自己，一只留给客人，或者两只都给我自己。茶叶是一包台湾乌龙。除此之外，还有我从西雅图对面的班布里基岛上一家两元店里淘来的圆形手工木托盘。盘底上刻着一座山，山上立着一间俯瞰瀑布的小亭子，还有一首到现在我也没看明白的日文诗。做这只托盘的人大概和我一样，总在幻想另一个世界。这是我在旅馆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我尽情享受着眼前的奢华。

第二天早晨，为了通便，我改喝了咖啡，并准备好去见识拓跋氏鲜卑人的成就。和许多游牧民族一样，鲜卑人的宗教信仰中充斥着萨满的成分，但是也像其他征服了定居居民的游牧民族一样，作为征服者的鲜卑接受了被征服者的信仰。拓跋氏尤其看重佛教。他们不仅支持佛教僧侣的活动，更宣称“皇帝即如来”，以此牢牢控制了笃信佛教的子民。

但这种安排也有不利的一面。僧侣和寺院因为免于征税，成了许多人逃避赋税的避难所，而那些没有选择逃避的人则因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终于，在公元446 年，北魏太武帝忍无可忍，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灭佛运动。寺院被捣毁，没来得及逃走的僧尼被强迫还俗。然而就在452 年太武帝去世之后，他的孙子，即位的文成帝立刻掉头开始修复那些被他祖父毁掉的寺院。他还在都城西面的砂岩峭壁上启动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佛教艺术工程。这片名叫云冈的山崖被当地人视为圣地，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寻找神迹的地方。文成皇帝则在这里用石头雕刻出了自己心中的神迹。

最初的方案由文成帝指派僧人昙曜负责筹划，这一方案包括开凿五座洞窟，每窟中供奉不同的佛像，以此象征佛祖拥有的五种智慧：法界体性智、大圆满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和成所作智。因为石窟由皇家出钱开凿，于是窟中的五座佛像分别按照拓跋氏已逝的四位皇帝和文成帝没能当上皇帝的父亲的容貌雕刻。正所谓“皇帝即如来”，这些造像用石头重申了鲜卑人的主张。根据皇家的记录，有超过四万名工人参与了工程，招募的工匠来自丝绸之路沿途各地，甚至远达印度。工程开始于460 年，到了全部完工的524 年，云冈的峭壁上已经被凿出五十多个洞窟，里面雕满了五万多尊佛像。到了唐朝，来自中原的工匠又为云冈增添了一些佛像，但除了其中的一尊巨型阿弥陀佛造像，其他的都无法与拓跋氏的成绩比肩。

司机张先生的车停在酒店门外，等着带我去云冈石窟。他把女儿也带来了。张丽丽今年二十三岁，在本地的师范学院读书，平时她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而今天是周六，张先生觉得这个学英语的好机会不容错过。我接受了这个意外的安排，同时暗自提醒自己，不要失礼地盯着女士乱看。这可真是个挑战。

张先生问我有没有吃早饭，我说已经喝了咖啡，于是他二话不说带我去吃饭。我们去的是他的最爱——一家看起来很是高档的面馆：落地的大玻璃窗，铺着地板砖的地面一尘不染。落座的时候，张先生跟老板招了招手，三碗面条一分钟之后便出现在面前：大碗宽条，上面堆着香菜、萝卜片和肉末。张先生坚持埋单，虽然没多少钱，但这是老张的待客之道，这也是我在中国一再收获的礼遇。在美国，没有人会特别待见我，而在这里，我总是被细心照料，甚至看护，我不得不怀疑自己上辈子做过什么大好事。

吃完面条，我们上车朝城西的云冈开去。十几公里的路程，二十分钟即到。云冈石窟是著名旅游景区，但眼下并非旅游旺季。景区大门外，足够停放上百辆旅游巴士的停车场里，只停着一辆车。由此可见，3 月是造访云冈的好时机，尽管天还有点凉。门票六十块一张，我给丽丽买了张票，并邀请老张加入，他拒绝了，他说他要看好他的车。

为了不辜负如此重要的佛教胜迹，我决定再奢侈一把，多花八十块请一名导游讲解。售票处隔壁的旅游服务中心里坐着大约四十个无所事事的导游，他们的生意至少还要等一个月才会上门。我从容挑拣一番，选中了会讲英语的蒋小姐。既然丽丽要学英语，英文导游应该对她的胃口。巧的是，蒋小姐居然是丽丽的校友。两位姑娘开始热烈地谈论她们共同的母校。

我们从断崖东端的洞窟看起。洞窟都被编了号，最东边的第十六至二十窟是云冈年代最早的“昙曜五窟”，开凿于460 年。洞里面的温度低得惊人，我不得不拉上大衣的拉链。导游说，这里一年四季温度都很低，即使外面是四十多度的酷暑，洞里依然寒气逼人。

昙曜五窟中的佛像只有一尊从洞外就能看见，这是因为那座洞窟的前壁在一次地震中坍塌了。其他四座洞窟都保留着一个前室，从前室继续深入，里面是岩壁凿空后形成的巨大洞穴，其中供奉的佛像或站或坐，高度在十三到十七米之间，与美国拉什莫尔山的石雕总统头像尺度相当。不同的是，洞中佛像身前的空间极其狭窄逼仄，观看佛像必须引颈后仰，如此设计，让每一个来访者顿生自身渺小之感。

每座洞窟的外墙上都开凿了一孔高窗，光线从室外射入，恰好照亮佛祖的面颊，仰头看去，佛祖的头颅仿佛脱离了躯体，悬浮在空中。我注意到，佛像背后与岩壁相连的部分，都有明显的渗水迹象。此地的岩石质地疏松多孔，而大同地区的雨水特点是不下则已，一下雨便如瓢泼。正是从中国西北这片光秃贫瘠的土地上，夏季的暴雨为黄河带去巨量的泥沙，使它的浑浊程度数倍于世上任何其他河流。

所有尺度巨大的造像在人体比例上都会失真，云冈的佛像也不例外。也许这只是因为观者的视角太靠近地面，从而造成透视变形，也或者是因为当时的工匠技艺还欠娴熟。在此之前，从未有人类试图制作如此巨大的人形雕刻。巴米扬大佛在昙曜五窟落成后的一个世纪才开始动工。云冈的某些洞窟里，由于佛像过于巨大，工匠只好把胁侍菩萨作为立柱，让主尊的双手落在菩萨身上，共同支撑大佛的体重。

一千五百年前的佛教信徒走进这些洞窟，看到如此宏伟的造像时，敬畏之情想必油然而生，对于那些等同于如来的皇帝，虔诚恭顺之心也必瞬间高涨至无以复加。穿行在五座巨窟之中，我突然意识到，昙曜五窟的造像并不是什么纯粹的艺术，也与佛教徒脱离苦海的目的无关，它们的目的就是让人敬畏，进而服从。来到这些“石头超人”面前，信徒只会强烈地感到自己与佛祖之间的鸿沟无法逾越。在它们面前，会有人敢于设想自己也能成佛么？才怪。

接下来的第九至十三窟开凿于昙曜五窟之后的数十年间，出资造像的供养人是北魏贵族。可以看出，这批佛像强调的不是令人敬畏的尺度——虽然它们的体量依然庞大——而是设计和工艺的精美程度。蒋小姐向我指出那些源于波斯和拜占庭的装饰母题，以及明显带有希腊-罗马风格的造型特征。每一个洞窟都像是一枚经过繁复切磨的宝石，在洞中行走，就如不停转动一只万花筒。每一寸墙壁都被佛像、天神、佛传故事或者繁复的纹饰所填满，而且，佛教并不是唯一的表现主题：中国的乐器有许多来自波斯和中亚，在一个洞窟里，我看到墙壁上刻满了奏乐的天神，他们手中的某些乐器我从未见过。

这组洞窟还因为造像全部彩绘而被称为“五华洞”。佛窟完工后过了一千多年，某个清朝人在佛像外表敷了一层草泥，然后施以彩绘，将满墙朴素的砂岩造像变成了一台色彩浓郁的浮华戏剧。尽管有些地方表层的敷泥已经剥落，露出内部用来固定草泥的木骨，但整体效果依然绚烂夺目。与昙曜五窟不同的还有五华洞的内部格局：前者的空间呈圆形或椭圆，就像一座巨大的茅篷，伫立其中的佛像面无表情，仿佛是在入定时化作了石头；后者呈方形或长方形，看起来就像皇宫里的一间大殿，佛祖姿容也像是正在为前来拜谒的人讲授佛法。很显然，五华洞更为精美的制作反映的是修建者态度上的不同：他们看重艺术，而不是敬畏。

我们继续前行，来到第五至八窟，释迦、多宝并坐说法的造像开始出现。这组洞窟的供养人来自拓跋贵族阶级和上层汉人，二佛并坐的形制象征的是供养人夫妇。此处的佛像也被施以彩绘。第六窟尤其精美，四壁满布着超过三千尊大小不一的佛像。这些稍晚的北魏洞窟的另一个特征是，中央佛龛周围的岩壁被完全凿空，在洞窟里形成一个中心塔柱，礼佛的信徒可以围绕中心佛龛周行拜谒，这种布局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意义重大。与昙曜五窟类似，这组洞窟也在前壁上开凿了高窗，站在洞外很远的地方就能从窗口看见佛像的面目。看人先看脸，这是人类共有的习惯，胳膊、腿和躯干相比之下没那么重要。我们总是通过脸来认识一个人。所以禅宗大德们总是教导弟子，要现出自己的“真面目”——每个人出生之前就已经拥有的面目——而不是真胳膊真腿。

从第五窟出来，蒋小姐的任务就完成了。她让我们去西面的洞窟自己随便看看。拓跋鲜卑离开云冈许多年后，这些洞窟在唐代（618 -907）被开凿出来。唐朝的佛像已经变成汉人模样，与鲜卑人的艺术相比，它们更为柔美，更多些人间烟火气。继续往西，是一些由本地权贵出资、开凿时期更晚的洞窟，里面的佛像已经漫漶不清，它们见证着大同的辉煌终于告一段落。

离开之前，我在外壁完全崩塌的第二十窟前面，给幕天席地的释迦坐像拍了张照片。在我试图感受佛陀形象的短暂访问中，这尊宏伟的造像当属意义非凡。如此规模的伟大艺术品，能够亲眼目睹是我的荣幸。但我还是忍不住会去设想，这样的象征物对于那些奔走在解脱之路上的人们到底有多大帮助，甚至也许恰恰相反，它们只会让信徒们更深地陷入感官的泥潭。我又想起佛陀对须菩提的提问：“可以身相见如来不？”须菩提回答说不可以，因为“如来所说身相，即非身相”。佛陀又接着补充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金刚经》）我刚刚看到的，都是如来的身相。要见诸相非相，还得再等等。

我和丽丽走出景区大门，叫醒了正在车里睡觉的张先生，上车回城。开出去没多远，就看见路旁一座拱门，门口树着晋华宫煤矿的牌子。这是大同地区最大的煤矿之一，听说矿上有对公众开放的井下作业参观项目。我请求张先生把车开进矿区，下了车，找到矿里负责宣传的干部。不幸的是，他们发现只有我一个游客，而我又多了句嘴，告诉他们我正在为写书收集素材（我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于是他们干脆地拒绝了我的参观要求。

回到大路上，我们继续往大同方向开，没走多远，张先生主动把车停在了另外一座名叫青瓷窑的煤矿门口。他告诉我，他的父亲以前是矿上的工人，他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到矿里来，有时候会和父亲一起下井，有时候就在尘土飞扬的地面上和其他矿工子女玩耍。显然，老张在这儿人头很熟。我们到达的时候已是中午，在两小时的午休时间里，办公区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于是张先生熟门熟路地领着我去了主矿井所在的建筑。

屋里光线很暗，可以依稀看到六七个矿工正准备把一批钻探设备运往井下。眼睛稍微适应了黑暗之后，我走过去问他们下面有多深。工人们回答说，作业面在井下一百六十多米处，坐升降机下去大约要两分钟时间。他们的身体被煤灰严严实实地覆盖着，只有脸上还能看出点模样。

突然之间，工头出现了，他大声吆喝着，催促工人们加快速度。他们上了升降机，向我们微笑着挥了挥手，消失在井下。他们要在下面一千四百万年前的侏罗纪沼泽地里度过这一天，带一些可以燃烧的石头回来。

矿井外面，一列货运火车刚好驶进矿区，车厢里高高堆放着松木。张先生说这些木料会被用于搭建矿井上方的棚盖。我突然想起来大同时，在大巴上曾经看到城外有一片松林，于是恍然大悟。上了车，接着往回开，我们和几辆驴车擦身而过。张先生告诉我，在小型煤矿上，毛驴车依然是煤和采矿设备的主要运输工具，而且不仅在井上，井下也是如此。我仿佛听见后脑勺响起皮鞭破空而来的声音。不知道谁更可怜，驴还是人？矿区周围的山坡上密密麻麻立着上千座土坯房，那就是矿工和他们的家人居住的地方。在云冈，人们过去臣服于看起来像佛祖的石头，而今臣服于能燃烧的石头。

回到大同城，张先生热情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他把车停在南城的某条胡同里，带着我们一起爬上了三楼的家。张太太已经站在门口迎接了，她请我换上一双与我的脚相比堪称迷你的塑料拖鞋，然后带领我们走进水泥地面的房间。这是一个朴素到极致的家庭，屋里唯一算得上有美学追求的陈设是墙上的一幅挂历，展示着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张家还有一个已经上高中的男孩，不过没在家。学校离大同两小时车程，为了省钱，他周末也待在学校的宿舍里。

张太太给我们包了饺子，味道如何不必去提，反正是吃饱了。饭后甜点倒是很特别：张太太从冰箱里拿出几个柿子，这是张家过年的时候买来招待客人的。她把柿子顶端切开，我们每人一个，起劲地吸着里面的果肉。这大概是最纯粹的水果雪葩了，而且味道非常不错。享用完甜品，张太太去洗碗，我们其余三人转移到张家兼做客厅的主卧室里，张先生歪在大床上，丽丽和我在两把椅子上就座。

有件事我忘了提：在我们三人共度的半天时间里，张先生一直没完没了地批评丽丽的胆怯。“说英语！”他不停地命令她。丽丽从没跟外国人讲过话，所以有点害羞，我用英语和她交谈的时候，她总是不自觉地用汉语回答我。然而她父亲最严厉的批评还不是关于胆怯的。最让张先生不能接受的是，女儿考大学时选择了师范学院，在他看来，当老师简直是断送前途。丽丽眼里闪动着年轻的活力，她一定对未来有自己的憧憬。我对她说，别理你爸爸，他当然也是为你着想，但生命如此珍贵，怎能让他人替你选择生活方式？

我还提议，丽丽即使读了师范，毕业后也可以选择其他职业，比如蒋小姐就去云冈石窟当了导游。但导游也不是什么好工作，张先生说。这时，丽丽突然找到了勇气，她插话说，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是好工作，关键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我对此说很是赞同。张先生这时意识到自己寡不敌众，而且面临着怠慢客人的风险，于是换了个话题。他告诉我，大同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大人物们从煤矿上赚了钱，都拿到北京、天津花去了。最后，他感叹道：这日子，过了今天，不知明天啊。

但不管怎样，今天过得确实还不错，而且时间才过了一半。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告诉张先生，我还想去参观城里的一座寺庙。它是继鲜卑人之后，另一支占据过华北的游牧部落所建造的。拓跋鲜卑建立的王朝崩溃之后，中国重新在隋唐两代取得了南北统一。然而随着唐朝走向灭亡，一系列游牧部落联盟又一次控制了北方，并在接下来的五百年时间里维持着这一局面。

这五百年始于契丹人。他们来自东北的辽河上游，在其起源传说中，一位驾着青牛车的仙女和一个骑着白马的勇士相遇，结为夫妻，成了契丹人的始祖。骑着白马的这位显然是个牧人，而坐着牛车的应该来自农村——契丹人的起源传说恰当地概括了农业和游牧社会的关系，也一般性地说明了游牧文明的起源。这对夫妻育有八个儿子，由此繁衍出的八个部落，形成了契丹人的部落联盟。

契丹人建立了辽王朝（907 -1125），当时它最大的都城“南京”就是今天的北京，而陪都之一“西京”则是今天的大同。大约与“征服者”威廉入侵英格兰同时，契丹人在大同城里兴建了气势恢宏的华严寺，将其作为举行皇家仪式的场所。华严寺及寺中的佛像都保存到了今天。

华严寺坐落于大同老城的市中心，它的规模如此巨大，因此被分成了上下两院：上华严和下华严。华严是一部佛经的名字，它译自梵语 avatamsaka 一词，原意为“花环”。汉传佛教的重要流派华严宗正是以《华严经》为根本经典，在大同南面的五台山上发扬光大。《华严经》是一部内容深邃而绚烂的大乘佛典，记录了佛祖成道后第一次说法的内容。由于当时他不能确定普通人是否适合听闻佛法，所以这次说法的听众只是包括文殊、普贤在内的一众上乘菩萨。佛陀向菩萨们讲述了他证悟到的众多不同的世界——足以说明人类所理解的现实世界是多么片面。华严寺里至今保存有描绘着这次说法的辽代佛教艺术，以规模之大和年代之古而论，它们都是整个中国范围内顶尖的作品。

张先生把丽丽和我放在华严上寺的门口，然后到街上找地方停车去了。寺院的大门朝东，而不是通常所见的坐北朝南——这是因为契丹人崇拜初升的太阳。穿过空旷的院落，我们朝面前两座巨大的殿宇走去。殿内的光线比青瓷窑煤矿的矿井好不到哪儿去，但正是因为光线暗淡，保存在大殿里的彩绘艺术品才得以色彩不失。

上华严的主体建筑大雄宝殿始建于11 世纪，其后的数百年间，殿内的壁画和塑像都在朝代更迭引发的无数次战乱中遭到了严重破坏，到了15 世纪时，大殿内部被翻修一新。黑暗中，目力所及，仅能勉强看到佛坛的后排供奉着五尊端坐于莲座上的巨大鎏金佛像——和云冈的昙曜五窟一样，它们代表着佛陀的五种智慧。相比之下，此处的佛像更加人性化，表情也更为安详。排列左右的是二十尊护法天神，身形有真人两倍大小，全都保持着前倾的姿势，仿佛是在期待佛法的教诲。周围四壁绘满了佛传故事和听佛说法的五千弟子像。

佛像和壁画都很精彩，但时间有限，隔壁的下院里还有更多的东西要看。我们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上院的晚课正要开始。晚课被限制在大雄宝殿后面新建的佛堂中举行，以免僧俗群众对古建筑和殿内文物造成伤害。尽管如此，上院至少还掌握在僧人手里，而下院则已经完全看不到僧侣的踪影，它现在由文保部门管辖。

下院的主体建筑——薄伽教藏殿前，有个人在抄录一通辽代石碑的碑文。我走过去跟他聊了几句，他提到，僧人们曾经试图重新回到下院，但最终没能如愿。具有文物和历史价值的古代遗迹出于保护的目的被清场，这在如今已是很常见的现象。我反倒觉得政府居然允许僧人占据上院挺不可思议的。大概政府找不到更合适的解决方案，但又总得给他们找个安身之处吧。

工作人员说他们马上要关门了。剩下的时间只够我在薄伽教藏殿里匆匆扫一眼。这也是一座建于11 世纪的建筑，但和上院的大雄宝殿不同的是，它在后世的战乱中得以幸免，至今仍完好保存着11 世纪的辽代彩塑原作。眼前所见令我目瞪口呆：三十一尊包括三世诸佛、四大菩提、胁侍菩萨、弟子、天王和供养童子在内的佛教造像极其完美，全都比真人还大，围绕着佛坛中央的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错落排列。我造访过中国的数百座寺院，它们拥有的所有造像，以设计构思和雕塑水准观之，都无法和华严下寺所藏相提并论。米开朗基罗若能有幸目睹，也必流连不去。其中的一尊菩萨像曾给历史学家郭沫若（1892 -1978）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被他称为“东方维纳斯”。

我只能后悔自己没有一大早就赶来，只有那个时候，旭日会从大殿朝东的巨大门框外直射进来。而现在已是黄昏时分，太阳早已沉入大殿身后，而工作人员正急着回家。那感觉如同在卢浮宫里待了十分钟就被赶了出来。不过至少我已经看到了我想看的。美酒虽好，但也不必贪杯。我和丽丽一道离开下院，回到她父亲的出租车上，向旅馆开去。又美又满的一天已经接近尾声，收获可谓极丰：我看到了足够我回味好几辈子的佛像，而且全都令人赞叹不已。然而，一首12 世纪道川禅师的诗作却在心头萦绕不去：

泥塑木雕缣彩画，

堆青抹绿更妆金。

若将此是如来相，

笑杀南无观世音。

回旅馆的路上，我们刚巧路过大同的九龙壁。尽管5 点已过，九龙壁的院门却还开着，于是我请张先生把车停下来看一眼。看门人的表大概慢了十五分钟不止。我花了十块钱，向他买了两张门票，带着丽丽一起走进大门。一道四十五米长、八米高、两米厚的超级巨墙孤零零地树立在这空旷冷清的院子的南端，它的表面以五彩琉璃拼砌了九条龙。紫色、蓝色、绿色、黄色和橙色的巨龙在须弥山顶的云水之间翻腾跳跃着，景象很是壮观。

大同九龙壁是为朱桂（1374 -1446）建造的，他是明朝开国皇帝的第十三个儿子。契丹人占据中国北方之后，这片土地在游牧民族中间不断易手：取代辽王朝的是女真人建立的金王朝，接下来则是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当朱元璋带领汉人重新回到北方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五百年。明太祖发誓要永远守住这片土地。1392 年，他把朱桂派往大同，专司镇守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北方边疆，大同九龙壁就在这一年开始修建。在此之前，朱元璋所立太子刚刚病逝未久，九龙壁或许体现了朱桂内心觊觎皇位的某些企图。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就开始崇拜龙，并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中国人的远古祖先——伏羲和女娲都以半人半龙的形象出现。女娲（诺亚）将人类从大洪水中拯救出来，她的兄长兼丈夫伏羲则是先天八卦的创造者。

龙被中国人视为阳物之首，九则是阳数之首，两者皆代表最高权力。朱桂造出这九龙壁来，可谓胆大包天了。1392 年的朱桂刚满十八岁。几年之后，另外两座类似的九龙壁也在北京建造起来，但它们的规模都不及朱桂这座。九龙壁的正面朝北，正对着朱桂那面南背北，模仿皇宫而建的王府大门。而今除了九龙壁还在，一切都已灰飞烟灭。

看门人在远处大声吆喝：关门时间已到。我们回到出租车上。一分钟之后，旅馆到了。我邀请丽丽和她父亲共进晚餐，他们谎称晚上还有事，礼貌地拒绝了。和父女两人道别之后，我走进旅馆，开始为一个人怎么点菜而发愁。我不记得都点了些什么，唯有一道菜令人难忘：那是一盘双色的，一半白色土豆泥、一半橙色南瓜泥组成的沙拉金字塔。在那之前，以及之后，我都没见过如此宏伟的吃法。它看起来就像一座须弥山。我从山脚下饿鬼所居之所开始吃起，一路向人和神的领域吃过去。没有人注意到，我吞下了整个宇宙。 QE4qRUW2S/lzoxXdUqT0aYFdDSVN8QSk42o05CXlbRNwko1otley77HpmUgHlT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