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领导者，多年来我始终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一直认为，我所从事的工作，带来了这种抛头露面的生活，而我也一直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游离。对我来说，前者是公平的游戏，后者则不是。

这个观点第一次出现动摇是我和乔希·拉莫会面带来的——最后证明这一动摇是写这本传记的第一步。1997年，我被《时代》杂志评为年度风云人物，该刊派乔希写一篇我的传略。他对我的青年时代非常感兴趣，因为他确信那个时期对我成为什么样的人起着关键的作用。起初，我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就像以往拒绝这方面的尝试一样。然而，乔希说服了我。可以看出他真的对我的故事很感兴趣，而且，通过我们在一起度过的几个小时，他赢得了我的信任，令我向其敞开心扉。我欣然向他讲述我的青年时期，而这让他写出了一篇极好的传略，通过这篇传略，我向外界抛出了第一根橄榄枝。所以，我应该感谢乔希，是他让我开启了这个过程。

在《时代》杂志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的几年里，更详细地讲述我人生经历并汇集成书的想法反复出现。我妻子埃娃也鼓励我写，我们相识于我21岁那年，这些年里她听我讲述过我在那之前的经历。她提醒我，等我们的孙子辈长到能够理解我的故事时，他们可能就没机会听我亲口讲述这些故事了。她鼓励着我，成为我的意见反馈者，积极帮助我回忆过往的经历，整理写作素材，在故事不断展开的过程中，还担当了吹毛求疵的编辑这一角色，为我把关。

我的草稿一完成，诺姆·珀尔斯泰恩便起了关键性作用。因职业关系，诺姆和我已经认识了20年左右，但是当他同意编辑我的书时，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以另外一种形式展开。他沉浸在我的故事里，并且指出我不愿企及的地方——可能是因为有些沉痛的记忆仍然令人不适，不愿忍受那种痛楚。诺姆系统地分析了这些地方，令我比最初的设想走得更远——说得更多。他的努力令我的故事更完整、更真实。

最后但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十分感谢凯瑟琳·弗雷德曼，她在帮助我完成那本商业战略方面的书——《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之后，迅速转变文风，以迎合我讲述孩提时代的故事的需要。她保持着敏锐的编辑直觉，还就一些关于背景、地点和情绪方面的细节问题向我发问，进行深入的挖掘。正是凯瑟琳对细节的这种追求，令我的记忆更加鲜活，也令我的故事远比我想象中的丰满。

我很幸运，因为像上述四人那样对我前20年的生涯有着浓厚兴趣的人还有很多。如果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