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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记住，只在极少数的部门中，重大改革是由那些熟知实际操作细节的人实施的。发现瑕疵和缺陷的，往往是那些没有因为长期接触它们而对其丧失敏感性的人。” 1
这些话是某人在1837年所说。这是一位雄心勃勃的管理顾问的早期宣传？当然不是，管理顾问作为一种职业要到将近1个世纪之后才会出现。实际上，这些话出自罗兰·希尔
，他自告奋勇，主动要为英国邮政系统提供顾问服务。
希尔当时是一所学校的校长，他和邮政系统的唯一交集在于，他是一位对其服务极不满意的用户。并没有人要求他提出一份彻底改革的详细建议，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调查，写出了一份分析报告，并私下寄给了英国当时的财政大臣，天真地以为：“只要我的计划能被看懂，它就一定会被采纳。” 2
他很快在人性方面被上了一课：如果一个人的职业完全维系于某个系统，那么无论这个系统的效率如何低下，这个人都不一定会欢迎某个局外人跳出来，对其缺点进行翔实的诊断并提出改进建议。时任英国邮政总局秘书的马伯里上校怒斥这份报告“完全是一派胡言……极其荒谬”；而邮政总局局长利奇菲尔德伯爵又加上一句：“非同一般的……胡说八道。” 3
看到自己的建议被财政大臣抛在一边，希尔改变了策略。他自掏腰包印制了题为“邮政局的改革——其重要性和实用性”（Post Office Reform：Its Importance and Practicability）的小册子，并广为散发。 4 他为这本册子添加了序言，阐述了为什么恰恰因为他在邮政服务方面毫无经验，才使他有能力发现其“瑕疵和缺陷”。他并不是唯一对英国邮政系统满腹牢骚的人，每一位读到他的宣言（并且不是邮局雇员）的人，都认为他的建议完全合理。《旁观者》（The Spectator）开始行动起来，大力推动希尔的改革。 5 人们递交请愿书，实用知识传播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也专门为此做了说明。 6 三年后，政府迫于公众压力，任命了新的邮政总局最高领导人——罗兰·希尔本人。 7
希尔都发现了哪些问题？那时候，寄信的时候无须付费，收信时才要花钱。邮资的定价公式极其复杂，而且往往非常昂贵，普通人无力负担。举例来说，假设你住在伯明翰，某天邮递员敲开你家的门，手里举着一封来自伦敦的三页纸的信，而你只有在乖乖掏出2先令3便士之后，他才会让你读这封珍贵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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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价钱基本相当于当时人们的平均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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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整封信的重量可能还不到1/4盎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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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情况，人们想出了各种变通之道。当时，议员可以寄出免费信件，如果你碰巧认识一位议员，他可能会卖个人情，使你的信件“免收邮费”。邮资免费的特权被大量滥用——到了19世纪30年代，议员们每年寄出700万封免费的信件，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 11 另一个常见的伎俩是通过信封上地址和收信人的小变化来传递编码信息。例如，你和我可能会事先约定，如果你寄给我一封写着“蒂姆·哈福德收”的信，那说明你身体很好；如果你写的是“T.哈福德先生收”，我就会明白你需要帮助。这样，当邮递员敲门时，我就可以看一眼信封，然后拒绝付款。
希尔的解决方案是一项大胆的两步改革。首先，要求寄件人而非收件人支付邮资；而且邮资费用低廉——对于重量最高为半盎司的信件，无论距离多远，邮资一律为1便士。希尔认为，亏本经营邮政系统是值得一做的行为，因为“能够以低廉的价格邮寄信件和其他文件”……将会非常有力地刺激全国的生产力。 12 同时，他还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指出这样做之后，邮政系统的利润实际上会增加，因为如果寄信更便宜，人们就会寄出更多的信件。 13
经济学家将在后来证明希尔试图回答的问题：需求曲线有多陡峭？如果降低价格，需求将增加多少？希尔对需求曲线一无所知，首个需求曲线图发表于1838年，即他提出改革方案的第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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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很善于讲故事：有一对兄妹分别居住在雷丁和汉普斯特德，两地相距大约40英里
，但他们30年来从未联系过，然后，一位友善的议员向他们提供了免费邮寄的帮助，于是他们频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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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他们相互联系的，显然仅仅是高昂的邮资。
几年前，出生于印度的经济学家普拉哈拉德
曾表示，如果满足他所谓的“金字塔底层”人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和中下阶层）的需求，将会赢得一笔巨大的财富。他们每个个体都没有很多钱，但是将为数众多的他们汇聚在一起，则会积少成多，积累巨额资金。罗兰·希尔比普拉哈拉德领先了超过一个半世纪。他提出了一个论证，当时，大量穷人向政府缴纳的小额款项：“麦芽酒和烈酒税”（毫无疑问，其主要的消费者是比较贫穷的阶层）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葡萄酒税”（富人的饮品）。希尔略带轻视地总结道：
与朋友交流的愿望可能不如对烈性酒的渴望那么强烈，或是那么普遍，但是我所了解到的事实表明，如果不是考虑到高昂的邮资，人们本来会寄出很多封信，那么就会有许多人满心欢喜地收到它们。而现在，无论是真金白银，还是珍贵的友情，都受到了损害。 16
1840年，在1便士一封信政策开始实施的第一年，寄出的信件数量翻了一倍以上。在10年之内，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 17 希尔最初预计，邮资已付的信封会比邮票更受欢迎——但是“1便士邮资已付”（Penny Mulready）的信封逐渐淡出市场，而“黑便士”（Penny Black）邮票则走向全世界。瑞士和巴西紧随英国脚步，仅仅在三年后便发行了邮票；邮票进入美国花的时间略长一点；到1860年，全世界9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了自己的邮票。 18 希尔已经证明，金字塔底部的财富就在那里静待开采。
当然，廉价的邮寄服务也给世界带来了一些公认的现代问题：垃圾邮件、诈骗和人们对即时响应不断增长的需求——在希尔开启1便士邮寄服务半个世纪之后，伦敦的邮政投递频率已经达到了每小时一次，而且人们期望通过“回邮”获得答复。 19
不过，1便士邮寄服务是否有助于传播有用的知识，从而激发生产力呢？经济学家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雅各布·莫斯科纳（Jacob Moscona）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美国提出了一个巧妙的设想，并对这一想法进行测试。他们收集了19世纪邮局分布以及全美不同地区专利申请数量的数据。数据显示，新邮局的设立确实带来了更多的发明创造，就像希尔预测的那样。 20
如今，被人们戏称为“蜗牛邮件”的邮寄服务似乎正走向寿终正寝。人们拥有很多其他方法来取悦朋友。各种表格和银行对账单已经可以在网上处理，甚至连垃圾信件的数量也在下降，因为在线向人们发送垃圾邮件成本更低、效益更高：发达国家邮寄信件的数量以每年百分之几的速度逐年下降。 21 而与此同时，一位普通的办公室职员每天都会收到100多封电子邮件。 22 我们不再需要各种协会来促进有用知识的传播——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来提炼其精华。
但是阿西莫格鲁和他的同事们认为，19世纪的邮政服务至少在下面一点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经验：“政府的政策和机构设计拥有支持技术进步的力量。” 23 相应地，目前在这些领域存在的瑕疵和缺陷是否可能正在阻碍进步？我们需要罗兰·希尔的接班人来告诉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