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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参议院的一次听证会，美国一家大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是普通工人的100倍左右，并且今天，我们的政府还通过对高管薪酬实行税收减免来奖励这些超额收入，而不管它们到底已经有多高。这是错误的。如果公司想对其高管支付超高薪酬，而不是投资于公司的未来，那是他们的事，但他们不应该从山姆大叔
那里再得到任何特殊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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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话是比尔·克林顿在1991年竞选美国总统时所讲。当然，他最终赢得了大选，并很快就兑现承诺，开始解决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
通常，公司支付的工资被视为成本，会从其应税利润中扣除。克林顿修改了法律：公司仍然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支付薪酬，但超过100万美元的工资将不再享受免税待遇。 2 这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2000年克林顿卸任时，首席执行官的薪酬与工人的薪酬之比已不再是100:1，而是变成了……大大超过300:1。 3
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我们可以回到古希腊的橄榄林中，从那里开始着手探讨这个问题。
有人曾讲过一个故事，说古希腊哲学家，米利都的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受到挑战，要求他证明哲学的价值。他被问道：如果哲学如此有用，那为什么泰勒斯如此贫穷？这个故事的讲述者是亚里士多德， 4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个问题问得极其愚蠢：哲学家们当然都很聪明，足以让自己致富；但他们同时也足够明智，根本不想成为富人。我们可以想象泰勒斯叹息着说道：好吧，好吧，我去挣钱发财——如果必须这么做的话。
当时，哲学家的工作还包括观察星象以预测未来。泰勒斯曾预测到橄榄将会丰收。这意味着镇子上橄榄压榨机的租用需求将变得很高。于是，泰勒斯向所有压榨机的拥有者提出了一个建议。亚里士多德没有详细说明提议的具体内容，但提到了“保证金”一词——泰勒斯或许与机器主人商定，给对方一笔保证金，以换取在收获季节使用压榨机的权利；如果到时候他反悔了，这笔钱就归压榨机的拥有者所有。
如果故事所讲是真的，它就是我们今天所谓期权的第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 5 如果那一年的橄榄收成不好，泰勒斯的期权将毫无价值。但是，无论是运气使然还是他确实懂天象，他的预测完全正确。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泰勒斯“以他满意的条件租用了压榨机，并因此赚到很多钱”。 6
期权的概念贯穿历史，从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
到荷兰郁金香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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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许多期权在金融市场上被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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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相信苹果公司的股价会上涨，我可以直接购买苹果公司的股票——或者我也可以购买一份期权，在未来某一天以特定价格购买苹果公司的股票。
期权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和更高的回报。如果到时候股价低于我买入股票的期权价格，那么我将损失全部投资。如果股价高于买入期权价格，则我可以行使期权，转售股票并获得更大的利润。
不过，股票期权还有另一个用途，那就是试图解决经济学家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principal-agent problem），即“委托人”拥有某些东西，需要雇用一个“代理人”来为他们管理。
想象一下，我是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你拥有苹果公司股票。这样一来，你就成了委托人，或是委托人之一，而我则是代理人，为你和其他股东管理公司。你需要相信我正在为维护你的利益而努力，但是你并不能清楚地知道我整天都在忙什么。也许我实际上是通过咨询占卜师（但并不是像泰勒斯这样的聪明人）来做决策，而且我总能找出某个合理的借口来解释为什么利润停滞不前。
但是，如果我得到股票期权，可以在几年内购买新发行的苹果公司股票，情况又会怎样？我将可以从股价上涨中受益。当然，如果我行使了期权，那会稍微稀释你的股票价值——但是，只要股票的价格一直在上涨，你应该不会介意。
这一切听起来非常有道理。而在1990年，经济学家凯文·J.墨菲（Kevin J.Murphy）和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就这个问题发表的一篇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们写道：“在大多数上市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的薪酬实际上与绩效无关。”难怪首席执行官们的行为更像是“官僚”，而不是追求“价值最大化的企业家”。 9 因此，当克林顿总统制定针对高管薪酬的税收减免时，他豁免了与绩效相关的奖励。反对这一豁免的克林顿顾问罗伯特·赖希（Robert Reich）解释了这样做的后果：“这只是令高管的薪酬从薪金转换成了股票期权。” 10
在克林顿任职期间，美国顶级公司授予员工的期权价值增长了10倍。 11 不断上涨的股市甚至意味着，即使是那些昏庸的首席执行官也获利丰厚。大老板和普通工人的薪资差距迅速膨胀。一位克林顿时代的国会议员指出，这项法律“理应在好心办坏事的榜单中占据一席之地。” 12
但等等——如果期权能够激励高管们创造更好的业绩，那肯定不是一件坏事，这难道不对吗？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这中间有一个问题：期权真正激励的是在给定日期实现公司股价最大化。如果你认为这等同于好好经营一家公司，那么我这里有一些安然
的股票可以卖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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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彻头彻尾的欺诈行为之外，股票期权还带来诱惑，让公司对可能影响股价的新闻不那么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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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股票期权不是奖励业绩的最佳方式，公司董事会难道不应该热衷于寻找替代方案吗？从理论上讲，是的，因为董事会的职责就是代表股东与首席执行官们谈判。但实际上，这是另一个委托——代理问题，因为在决定谁成为董事以及董事薪酬等问题上，首席执行官往往拥有话语权。很明显，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双方互开方便之门。
卢西恩·伯切克（Lucian Bebchuk）和杰西·弗里德（Jesse Fried）在其著作《无功受禄》（Pay Without Performance）中指出，董事们实际上并不关心将薪酬与绩效挂钩，但他们必须在股东面前“掩饰”这种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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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薪酬”（stealth compensation）对“肥猫”
来说是最好的薪酬形式，而股票期权似乎成为实现它的一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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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股东们还需要另一个代理人，由其来监督董事们如何奖励首席执行官。这里有一种候选者：许多人不是直接持有股票，而是通过养老基金持有股票；有证据表明，这些机构投资者可以说服董事会成为更强硬的谈判者。 17 当大股东能够主张某种控制权时，高管薪酬和高管业绩之间就有了更为真实的联系。 18 只是可惜，这种联系似乎极其罕见。 19
高管薪酬经常成为头条新闻，即使在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距不像美国这么大的国家也是如此。 20 考虑到这个问题如此受到关注，有一点颇为令人惊讶，那就是人们对到底什么情况算是合理的并未形成定论。 21 对于如何评价CEO的工作，人们的意见不一。 22 回望20世纪60年代的老板们，他们工作不那么积极，是因为他们的薪水只有普通工人的20倍吗？ 23 这似乎不太像是实情。另一方面，执掌一家大公司时，如果做出英明决策，的确要比昏庸决策带来更大的价值。因此，也许这些首席执行官确实值得8位数的薪酬。也许吧。
但即使这是事实，它也并不被选民或普通工人所接受，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对克林顿总统当时所讲的“超额收入”感到愤怒不已。 24 也许，首席执行官们应该向泰勒斯学习，虽然足够聪明，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但同时也足够明智，会思忖自己是否应该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