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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历史第一个主角当属郑庄公。郑庄公这个人，身上集合了政治家应该具有的所有优点，也存在政治黑缸里的所有缺点。
为了权力，郑庄公可以不顾亲情，抛弃手足。郑庄公名叫寤生，顾名思义就是逆生，足先出生下的孩子。郑庄公的母亲姜氏难产生下了长子，所以给他取了这个奇怪的名字，并且非常厌恶他。寤生之后，姜氏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段
。段长得漂亮，人又乖巧，很得姜氏喜爱。寤生先被立为太子，但地位始终受到弟弟段的威胁。
好在父亲郑武公不愿意废长立幼，寤生得以顺利在父亲死后成为国君，是为郑庄公。
郑庄公的母亲姜氏还是没有放弃拥立段为国君，取代郑庄公的计划。她强迫郑庄公把京城（叫作京的城池，而不是国都的意思）封给段。京城是仅次于都城新郑的重要城池。郑武公在世时规定京城永不分封。郑庄公很容易就屈服了，将段封到京城。段到京城后，仗着母亲的支持，招募勇士，整治城郭，储备粮草，训练甲兵，加紧扩张自己的势力，行分裂国家之实。郑庄公漠然处之，段更加肆无忌惮，野心昭然若揭。郑国的大臣们都感到忍无可忍，力劝郑庄公早做准备，以免祸起萧墙。其中，以大夫祭仲劝的次数最多，也最坚决。郑庄公这才吐露真心：“段虽不道，但叛逆尚未明显。我若骤加诛灭，百姓不明真情，难免议论纷纷；姜氏必定从中阻挠，那我就陷入不友不孝的指责中了。我现在置之度外，任其所为；段恃宠得志，罪行就会日益明显，等他公开造逆的时候，我们再明正其罪。那时，国人必不敢助，姜氏也就没什么话可说了。”可见郑庄公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段这个弟弟，还引着他走向不归路。
段显然没有哥哥这般心机和谋划，只知道与母亲姜氏合谋，做着里应外合篡权夺位的美梦。段开始命令西部和北部的地方官听从自己的命令。大臣公子吕劝谏道：“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如果国君不留恋国家，就请把王位让给叔段，并请允许我去侍奉他；如果国君还想保留君位，那么就请允许我去攻杀叔段。请不要再让大臣和百姓有其他想法了。”公子吕的劝谏很直接，也很尖锐，表明春秋时期的君臣关系还相对平等。
郑庄公就喜欢这样的臣子。他将公子吕收为心腹，开始暗地里准备剪除段的军事部署。一无所知的段见郑庄公没有反应，便进一步将西部和北部地区吞并为封邑。公子吕说：“现在可以动手了。段的势力已经很大了，会逐渐得到民心的。”郑庄公还是不急：“段谋反肯定不能号召人，势力再大也会崩溃。”前722年，姜氏和段都被憧憬冲昏了头脑，段亲率甲兵万人准备袭击新郑，姜氏计划打开城门接应他。郑庄公很轻松就截获了消息，从容地对公子吕等人说：“该收网了！”他随即公布了段的罪状和截获的一系列密报、证据，公子吕率兵车二百乘讨伐段。京城等地百姓闻讯纷纷叛段。段很快就兵败逃亡了。
郑庄公母亲姜氏是兄弟相争的幕后推手，不仅偏袒小儿子段，还怂恿段发动政变。在兵变事实和铁一般的证据面前，姜氏无话可说。郑庄公厌恶母亲。段死后，郑庄公发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他将姜氏从新郑迁徙到一个叫颍的地方居住。
史载：“庄公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发兵伐段，克段于鄢。”一个“果”字暗示事态的发展完全在郑庄公掌握之中。郑庄公在内乱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对段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就认为郑庄公故意养段作恶，以塞姜氏和百姓之口，是千古奸雄，还作诗曰：
子弟全凭教育功，
养成稔恶陷灾凶。
一从京邑分封日，
太叔先操掌握中。
权力巩固后的郑庄公很快就后悔了，因为他感到了国内的道德压力。
春秋初期的宗法统治秩序虽然开始动摇，但余威仍在。郑庄公将其母幽居在颍，国内难免对他指指点点，其他国家也议论纷纷，说郑庄公不孝和郑国内乱的都有。如此一来郑庄公就觉得没必要把武姜公开地迁居别处，还不如照旧安置在新郑，不见就行了。
但是郑庄公已经立下了“不及黄泉，无相见也”的誓言，断然不会主动认错，去见姜氏。
就在郑庄公发愁的时候，有个名叫颍考叔的颍谷封人求见，称有野物献给郑庄公。郑庄公就留他吃饭。席间，颍考叔将肉装进袖子里。郑庄公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么做。颍考叔回答说：“小人家有老母，都是吃小人做的饭菜；老母没有吃过国君的美味佳肴，请国君允许我带些回去给老母品尝。”郑庄公感叹道：“你有老母亲，就我没有！”颍考叔说：“国君何出此言？”郑庄公将前因后果告诉了颍考叔，也说了自己的悔意。颍考叔建议道：“国君不用担心，向地下挖掘就能见到黄泉了。您只要挖个隧道相见，就可以了。到时候，谁又能再说国君什么呢？”郑庄公就依颍考叔的计策，掘地见母，平息了舆论纷争。
这样看来郑庄公并不是一个道德君子。
但是政治与道德无关。道德品质的欠缺并不能阻碍一个人参政执政。相反，心思缜密、虚伪狠毒可能是从政的必要条件。郑庄公就具备这种条件。作为开国的第三位国君，郑国也需要他这样的国君。
郑国国君的始封祖是周厉王的小儿子友，原封地是郑（今陕西华县）。友就是郑桓公，他在周幽王时入为周朝的司徒。当时周王室已衰，戎狄强盛，郑桓公怕自己的国家和周王室同归于尽，就问周朝的太史伯请教避祸之计：“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分析了天下大势后建议道：“独有洛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该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太史伯的意思是济、洛、河、颍四水之间的虢、郐两国所在的地方最稳固；让郑桓公先把妻子和财物寄存在那里，有事的时候可以把那里占为己有。郑桓公就按照他的话去办，占领了东方的虢、郐地区，举国迁移到了东方。
西周灭亡的时候，郑桓公殉难。他的儿子郑武公因拥立周平王有功，依然做周朝的卿士。郑武公干脆放弃了旧地，将新郑作为新国都，并逐步占有今河南省中北部一带，成为周都洛邑以东的重要诸侯。郑武公先后灭掉了东虢、郐、鄢、蔽、补、丹、依、厵、历、莘、胡等国，将其地纳入郑国版图。他在位的二十七年，郑国国力迅速增强。
在宗法制和道德尚未泯灭的春秋初期，郑武公就实行了相当务实的现实政治。郑武公对邻国胡国觊觎良久，一心想要吞并胡国。但他还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胡国国君，先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在国内，郑武公问大臣：“我要用兵，应该先攻击哪个国家呢？”事实上，郑国君臣都想吞并胡国，大臣关其思就斗胆说：“攻打胡国，兼并人民土地。”郑武公大怒，立即将关其思推出去砍了头。他公开宣称：“郑胡乃是兄弟之国。你竟然要攻打它，是何居心？”胡国君主听说后，认为郑武公推行的友好政策是真心的，也就对郑国君臣失去了防备之心。就在胡国毫无防备的时候，郑国趁机偷袭胡国，一举吞并了它。郑武公不惜以大臣的性命，吞并自己女婿的国家，其奸诈狠毒可见一斑。
郑武公选择郑庄公为继承人，极可能是看中了郑庄公也是和自己一样轻道德、重实利的政治家。
每一位有作为的君王都是幸运的，因为历史为他们的大展宏图准备好了各方面的条件。
郑国的前三位君主在位时间都很长。郑庄公在位四十多年，前人的基础和长寿为他在外交舞台上施展拳脚提供了有利条件。
郑国虽不大，但在半个世纪里积累了雄厚的国力，正寻找爆发的出口。郑国迁移到交通便利、基础雄厚的中原腹心后，便利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春秋初期各国经济都取得了发展，为市场供应各自的商品。如齐国盛产鱼、盐、铁器、文彩布帛；晋国的矿产、畜产品和池盐丰富；楚国提供祀梓、皮革、鸟羽、象牙等。郑国地处中原中心，是各国商业往来的中转站和转销人。郑国充分利用了有利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势，以发展商业为立国之本，齐、楚、晋、秦、东周王室及其他国家所需要的别国的货物，往往由郑国的商人转输买卖。郑国境内商旅往来频繁，过境商品的税收、商人所缴的市税不断增多。郑国虽然国小新立，但商税收入却使国家富裕起来。
在郑国举国东迁的时候，商人起了重要作用。郑桓公打破了“工商食官”的惯例，也就是说废除了国家管制商业，以商人为奴的制度，给予商人相当的经营自由，解除了商人的奴隶身份。这个盟约在春秋时期是一直起作用的。郑国对商业的这种依赖，使郑国统治阶级给商人以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人身自由。郑国官府还与商人签订了盟约，规定“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规定只要商人不背叛统治者，统治者就不强买强卖；商人有利可图，国君也不得与闻。商人有了制度保障后，就安心在郑国经商，努力追求利润。郑国商人往来各城邑，足迹东到齐国、鲁国，西到秦国，南达楚国，北至晋国、燕国。郑国从中抽取商税，每每获得大量财政收入。
在这里，笔者插一句话。人们似乎总以为古代中国是个“重农抑商”的社会。其实那是秦朝以后的政策，春秋时期的商业是相当繁荣的。商业推动了许多诸侯国的兴起，商人群体在春秋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商人所贩卖的货物，包括丝、布、谷、米、牲畜、木料等一般人的必需品，也有许多珠、玉、皮货等珍贵物品专供贵族所需。商人在春秋时被看成不可缺少的社会成员，贵族阶层就有“商不出则三宝绝”的评价。
郑国是春秋时期第一个受商业发展恩惠崛起的诸侯国。庄公与段内战时，郑国能够轻易调动二百乘兵车，估计其总兵车数在千乘以上。当时郑国拥有三军，此外还有徒兵
和临时添置的军队，总兵力接近十万。其中，有六万兵力聚集在都城，由郑庄公直接指挥。
郑国崛起的第二个有利条件是优越的外交环境。
从周王朝东迁算起，之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因为史料异常缺乏，致使我们对当时的外交局势不能做出详细而准确的分析，还以为当时的国君们都在关注内政，喝酒行乐。最大的可能是，周王朝猛然倒塌，周天子式微，诸侯们一时还没有彻底转换角色，适应不了。这才在周王室东迁后的近半个世纪内没有大的外交举措。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外交暗流的涌动。
黄河中游地区最为发达，地理位置最为重要，外交争霸首先发生在这个地区。当时西方的秦国还在与蛮族争夺王室赏赐的土地；渐渐兴起的南方楚国正在侵略申国、吕国、许国等诸侯国，它们的势力还远没有涉足中原腹心的黄河中游地区。北方强大的晋国不幸分裂了，分为翼和曲沃两个国家，内乱不止。东方齐国还没有强大起来，正在专心于内政。剩下的就只能看黄河中游地区基础比较好的各诸侯国玩儿了。
东周王朝初期真正的屏障只有郑国和虢国。虢国随周王室东迁，迁徙到了现在的河南陕县附近，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要，抵御西戎的侵略。国小事忙，没有参与中原的争霸。那么剩下来的大国就只有郑国和宋国，次等的当属鲁国和卫国。宋国是“三恪”中最强大的国家，国大爵尊。春秋初期，宋国的东南面是力量较为分散的东夷和淮夷，对其构不成威胁；南面的陈国、蔡国势力更弱，北面的鲁国、卫国实力也不强，只有西面的郑国国力较强，使之倍感压迫，所以春秋时期，宋、郑两国矛盾较大。鲁国和卫国的力量比不上郑国和宋国，但它们的取向决定着中原争霸的走向。与卫国相比，鲁国比较超脱。因为它正困于和齐国之间的恩怨。
郑国的国力比这三国稍强一点，同时它还有一个政治优势。郑国国君的出身很好（周天子弟弟），还担任朝廷重臣（司徒，王朝卿士）。这就使得郑国国君天然具有了意识形态上的优势，能够以周天子的光芒向对手给予打击。这种打击有的时候是实实在在的，因为郑庄公继承了家族的司徒职位，能够指挥周天子尚存的军队。
需要提醒注意的是，当时郑国的国力并没有取得压倒性优势。外交的成功和实力关系密切，但不一定要取得绝对实力优势才能取得外交胜利。绝大多数情况下，实力就像是投资者手中的本钱，关键要看他怎么将并不雄厚的本钱和风云变幻的局势相结合来获得最大的利益。外交成果是从错综复杂的局势中获得的，而不是单凭实力产生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郑庄公是如何带领蓄势待发的郑国参与争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