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在洛邑宴请晋国的使节。
周景王指着席上鲁国赠送的酒壶对晋国的使节说：“各国都有器物送给王室，为什么唯独晋国没有呢？”晋使的随从籍谈回答说：“晋国受封时王室就没有给我们器物，所以晋国现在没有可送的器物。”周景王愤怒地历数了之前王室赐予晋国的土地、器物加以反驳，使籍谈无言以对。籍谈的家族在晋国世代掌管典籍，对晋国与王室的关系非常清楚，周景王于是讽刺他是“数典忘祖”，而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
天真的是变了。以前，像籍谈这样的诸侯卿士能够见到天子，就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现在他竟然公然顶撞天子，而且是否认事实地顶撞。如果是在周武王时期，籍谈马上就会被推出去砍头。而现在，周景王还要亲自出面与籍谈辩论，证明他的顶撞是错误的。整件事情背后暴露出王室尴尬的处境：不仅没有能力惩罚顶撞的臣下，而且公然向臣下讨要进贡。周王室的财政情况已经窘迫到了不得不向诸侯要钱的地步了。可以说，周景王遇到的顶撞，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取其辱。
东迁后的周王室经济状况越来越糟糕。经济窘迫的周王室曾派人去鲁国“求赙”
“告饥”“求金”。这原本是诸侯国对王室的“贡礼”，现在却要王室反过来去求取了。到周襄王即位后，甚至连乘坐的车子都没有，只好又派人去鲁国索取。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只拥有现在的河南西北部地区，方圆六百里左右。其后，周王室又将北部地区赐予晋国，虎牢以东地区赐予郑国，陕西赐予虢国，而允姓的戎族又占领了南部地区。如此一来，东周王室直接掌握的地区也就在方圆一二百里，相当于一个中等的诸侯国大小。
土地虽然缩小了，但周王室依然是“天下共主”，维持着名义上统治全国的政府机构，需要有与天子相配的仪仗、饮食、出巡和参加各种各样的典礼。这笔开支是非常庞大的。在王室权威强盛的时候，诸侯定期向王室进贡财物珍宝，“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支撑着这一套机构和礼节。东迁后，周王室权威大减，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诸侯不再按礼向王室述职纳贡。洛邑周边地区的经济支撑不了庞大的王室用度，周王室的财政状况随即陷入了危机。
为了体现仅存的权威，王室的架子不得不摆。如果连王室的架子都没有了，周王室还算是“天下共主”吗？
于是，周王室就陷入了恶性循环。在春秋时期，周王向诸侯“要钱”的情况很常见。史官们照顾王室的面子，称为天子“聘问”诸侯。整个春秋时期，鲁君朝见王室只有两次，到达洛邑的只有一次，鲁国大夫朝见王室四次。但鲁君去了齐国十一次、晋国二十次。而这还算是被称为“礼仪之邦”的鲁国的情况。相反，周天子“聘问”了鲁国七次。
除了出去“要钱”和之后少数几次被霸主所利用，周天子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了洛邑周边地区。东都洛邑在今洛阳市涧河和洛河交汇地带，是周成王时期开始营建的都市。洛邑其实是两个城市。周平王居住的城池被称为“王城”，里面有王室的宗庙宫寝。在王城的东边，是周公时期参加过“三监之乱”的商朝遗民聚居的地方。这些人被称为“顽民”，从东方迁徙而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在王城东郊发展成了一座新的城市，这个新的城市因为地处洛水之北而得名“洛阳”。由于王城和洛阳都建于周成王时期，又合称为“成周”。
公元前520年，在周敬王即位的时候，东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朝争位，他和党羽控制了王城，周敬王只能搬迁到“顽民”所居住的洛阳城里。十年后，晋国出兵出力，在东边的狄泉为周敬王修筑了新城。至此洛邑自西向东出现了王城、洛阳、新城并立的情况。
到了战国时期，狭窄的洛邑发生了分裂。周王室一分为二，称为“西周”、“东周”。王城就成了西周国君所居之地。
可见周天子在洛邑也没有闲着，要钱、逃难和内斗，忙得“不亦乐乎”。
周王朝的先祖为了防止王权旁落，曾经设计了自以为“万年永续”的政治制度。
周朝在疆域内实行成熟的封邦建国制度。周朝一建立就分封王室、贵族和功臣为诸侯，加上原来存在的各诸侯，构成了围绕天子的统治格局。周朝分封制的基础是宗法。国君的嫡长子继承君位，其他各子称为“别子”或“公子”。别子分出去自立家族，成为新的家族中嫡长继承系统的始祖，称为“大宗”。别子的别子再行分立，称为“小宗”。小宗围绕大宗，卿、大夫拱卫国君，诸侯藩屏周王。这一切构成了封建制度的血缘基础。各国的国君通称为“公、侯、伯、子、男”。这五等人对周王室担有进贡、护卫、协同征伐等义务。
天子直接治理的地区称为“王畿”；全国以王畿为中心，扩散到王朝势力所及的边缘，划分为若干服，合称“畿服”。不同的服不仅代表地理关系的远近，更是宗法关系疏密的表现。王畿和各诸侯国又分国、野。王或诸侯所居都城及其近郊称为“国”，郊以外称为“野”。居住在国中、与贵族有宗法血缘关系的士阶层和工、商或其他一些平民被称为“国人”。他们有议政的权利，有义务参加国家组织的田猎、力役，还是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君主把野的一部分分封给卿大夫，由卿大夫去统治。士在国人中属于主体部分，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野中的居民称“野人”“庶人”“野者”，属于具有自由民身份的平民阶层。春秋前期，野人的社会地位较低，不服兵役，仅承担缴税和服徭役等义务。到了春秋晚期，野人地位有所改变，也开始服兵役。各国的统治集团由国君的宗亲或少数异姓贵族组成，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次子则分封出去成为小宗的始祖。由于其贵族身份世代相传，又称为“世族”，并享有封邑和田地。卿大夫在其封邑上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统治机构，这类都邑实际上是侯国的一个缩影。
这是一套以血缘为基础，以宗法制为纽带，以周天子为中心而形成的固定的政治制度。
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万年不变，万世永续。
周朝政治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日渐衰落，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崩溃的原因很多。首先，这套制度是以周王室的实力优势为基础的。周王室地位最高，从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最具有维持制度稳定性的可能。但是随着周王室实力的衰落，整套制度就缺乏强大的维护力量了，难以应付针对制度稳定性的挑战。这种情况在王室东迁后越来越明显。其次，整个制度设计缺乏灵活性和流动性。也许是先祖们过于关注政治稳定，他们将能考虑到的方方面面都设计好了，却忽视了给后世的实际变化留下调适的空间。就拿宗法制来说，嫡长子、大小宗的设计固然是好，但谁又能担保每个家庭都世代团结和睦呢？谁又能保证其中没有人会产生私心呢？另外，在国与野的分化中，万一野地发展超过了国城，又当如何呢？这些问题在实际发展的过程中都出现了。所以说，西周开国政治制度设计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设计的制度并不完善。
事实上，带头破坏周朝宗法制度的就是周宣王。他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强迫鲁国国君废长立幼。
西周礼制，诸侯即位之前要先素衣朝见天子，天子按照即位者家原来的爵位赐予衣冠和礼器，所谓天子“赐命”，诸侯“受命”。这一赐一受虽然只是仪式，却表明诸侯权力由周王室而来。周王室东迁后，诸侯即位都不再去国都“受命”。但千古的制度又不能轻易废除，因此诸侯们就派人去向周天子“请命”，也就是要求对自己的任命。周天子也很无奈，只好派大臣将册命送去。最后，在鲁桓公即位时，连表面功夫都不做了，根本不理会天子的“赐命”。鲁桓公死后，鲁庄公即位，这才去周王室为已经死去的鲁桓公“请命”。周王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将承认鲁桓公为合法国君的册命送到鲁国。而当时鲁桓公早已入土多时了。
至此，西周开国设计的政治制度在春秋时期土崩瓦解，成了各国争雄的背景点缀。
在封邦建国制度瓦解的同时，诸侯国国内政治也脱离了宗法制的制约。
越来越多地位低微甚至与国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进入了权力中心。比如，孔子就是“少而贱”的出身，一度做到了鲁国的司寇，掌握国家治安大权；晋国的六卿大多不是公室宗族，朝堂上，世代公卿的卿大夫身边并列着异姓异国的政治家。
春秋时，各国之间的人才流动非常频繁。他们凭借勇气、智慧和才华南来北往，东征西讨。如孔子率徒数十人曾游于齐、宋、卫、楚、蔡、郑等国，游说各国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孟子游历天下时，“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农学家许行到滕国，也有“徒数十人”。有一个成语叫作“楚材晋用”，说的就是楚国的臣子逃到晋国被晋国起用的情况。其实晋国也有伯州犁等人跑到楚国做事的情况。
其中，最传奇的人物当属五张羊皮换来的大夫百里奚。相传，百里奚是楚国宛人，平民出身，家境贫苦。成年后，自信满满的百里奚本想去齐国谋事，结果后来去了周王室，给王子颓做侍从小官。见王子颓志大才疏后，百里奚去虞国做了大夫，不想虞国被灭，转而成为晋国的俘虏。晋国出嫁公主的时候，百里奚成为陪嫁奴隶，逃往楚国养马。秦穆公发现了百里奚的才华，用五张羊皮的价格赎回他的时候，他已经七十岁了，被秦穆公用为大夫。
春秋时期，在自由宽松的氛围中，齐人去魏，魏人入秦，燕人南下，楚人北上，人员四处流动基本上没有什么限制。有才能的人择主而事。谁赏识他们的才干，谁给的报酬待遇高，他们就为谁效力。合则留，不合则去，“朝秦暮楚”成为很平常的事情，也不会被看作道德上的缺陷。这就使春秋时代的人们往往根据社会的需要、行业的冷热、个人的能力及喜好，或从事游学，学习诗书；或掌握技艺；或任侠为奸，不事农商，不拘一格。
简单地说，春秋是一个“跳槽满天飞”的时代。
和东周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经济挣脱羁绊，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这时代的初期，零星所见的夫耕妇馌的自耕农民，待到后期成群结队出现了；田里不鬻、死徒不出乡，变为可以卖宅圃，弃田事而‘仆赁于野’、自由迁徙了；由政府虞衡之官垄断的山林川泽，逐渐可由民间交税开发了；‘工商食官’演变为‘百工居肆’，个体手工业独立开业了，出郑入周，浮海入齐，治产巨万的私商出现在通都大邑；从前人烟稀疏、聚族而居的邑落之间有了异姓杂处的城市。”
凤鹤翔舞、荷莲出水的自然风采装饰着的青铜器，开始向那些雕铸着饕餮夔龙鼓睛舞爪的神秘、严肃的礼器挑战。之前被人轻视的“野人”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和郊区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们在春秋中后期不仅能够参军作战，而且多次成为国内政变和决策的主导力量。如果把春秋城邑比作城邦，那么野人所在的郊区就是沃野。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在沃野中发展出了新的城池。那些新生的城池没有旧贵族的身影，没有宫殿，更多的是普通市民的乐园。
在周王朝受伤的躯体上，新的社会因素正在萌芽生长。待到一切尘埃落定时，周王室已经逐渐没入历史的深处，新的帝国开始隐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