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春秋是我们祖先书写的一段特殊历史。

为什么说春秋历史特殊呢？司马迁在写到这段历史的时候，第一句就是：“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避）戎寇。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政由方伯”四个字恰到好处地点出了春秋历史的特殊之处。天子做不了主，对天下失去了控制。在天底下吆喝来吆喝去的是那些兵强马壮的诸侯。谁强大，谁就掌握天下大权。这些诸侯原本应该是对天子俯首帖耳的奴仆，有些人（比如秦朝的始祖）原本就是天子身边的马夫、杂役。因此在封建礼法中，残酷的现实简直是上下颠倒，令人痛心！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第一卷第一段中写了理想的封建制度：“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孔子是最讲究“礼”的，他认为正常的政治状态应该是：“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五千年的中国历史，绝大多数时间都处在孔子、司马光等人规划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社会中。这样的社会保守、僵化，故步自封，人们规规矩矩，读书人则沉浸在自己营造的山水诗词的“童话世界”中。比如，南宋时，临安的读书人热衷的是评选“西湖十景”，欢宴聚会，顺便狎妓嬉戏，醉生梦死，“直把杭州作汴州”，忘记了国仇家恨。而春秋社会却是一个铁血横飞、激情澎湃的社会，人们东奔西走，寻求功名富贵，统治者尔虞我诈，整天想着如何攻城夺地。比如，秦国的将领始终忙于征讨西方的戎狄少数部落，努力突破晋国营造的封锁线，寻找东进争霸的道路。

春秋时代是一个没有权威、不讲规则、弱肉强食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了这么一次。

我们心中都有一个“春秋情结”。

只要我们搜索一下自己的记忆，就会从中发现有关春秋的记忆。对于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个有关传统、礼仪和保守的情结；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能让心情不再平静的情结。不管差别如何，“春秋情结”都是一个有关成功、纷争、奋斗和激情的情结。春秋大幕一拉开，就是著名的“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的故事。这个“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实在太有名了，以至于后人一讲春秋，就是从这个故事开始。千百年来，“春秋”这个词也超越了其本义，在后世泛指历史，如“甘洒热血写春秋”。进而，“春秋”一词进一步抽象化，成了历史这门学科的通称。春秋史官们耿直刚硬，冒着杀头灭族的危险也要真实地记载历史。当然，他们不是莽撞地去“撞枪口”，而是间接、委婉地保留真实的碎片，留待细心的后人挖掘真相。一部春秋史，有太多的蛛丝马迹。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令人敬佩，也是后人学习的对象。

然而，春秋的那些事儿千头万绪，看得人眼花缭乱。从古至今，解读春秋历史的人很多，《剑锋春秋》一书选择了从“春秋外交”的角度来讲春秋的外交人物和政局，进而表现春秋的历史和社会。有读者可能会问：“春秋时代也有外交吗？”有。春秋时代有外交，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而已。周恩来总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把外交学中国化”的要求。可惜直到改革开放，中国再次面对西方世界的时候，我们脑海中依然是西方主导的外交。我们发现了一个以古希腊、古罗马和中世纪的欧洲历史为理论根源的外交学系统。当代外交学基本上是西方外交学。美国学者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干脆把外交称为“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正是因为我们对古代历史缺乏梳理，没有从中提取出中国特色的外交案例和外交理论，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在春秋时期，我们的先辈就已经用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去分析当时的外交。西方的霸权、权力、超级大国、两极、多极、一超多强、多边外交、国家利益等西方外交概念或理论都可以在春秋时期找到回响。而中国特有的“远交近攻”“王道”“霸道”等名词和齐桓公、管子、秦穆公、孔子、子产、伍子胥、文种、范蠡等外交人物，还等着我们重新去审视其价值。春秋外交既有与现代外交的共同之处，更有自己的独特光芒。

如果您脑海中也有“春秋情结”，如果您不嫌我啰唆，如果您想看看本书中所写的春秋是什么样的春秋，那么就请您翻过这一页，进入正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