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辛亥革命

1908年11月，幼年溥仪登基。按照中国王朝的习俗，为他的统治选择了一个年号——宣统，因此，特别是洋人，都习惯称他为“宣统皇帝”，就好像这就是他的个人名字一样。这样称呼确实很方便，因为在中国，皇帝的个人名字或名讳（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受洗时所取的名字”）是一种禁忌，在他的一生中，没有人直呼其名，而是尊敬地叫他“皇上”（相当于我们国家的“皇帝陛下”）。甚至在皇帝死后，人们也不能叫他的名号，只是给他起个“庙号”，按照祭祀祖先的仪式悼念他。他正是通过“庙号”被载入史册，且被人适当提及。宣统前任皇帝（光绪）的名讳（未被使用的名字）叫载湉。“载湉”的第二个字——“湉”是个禁忌，需要避讳，公众不能使用，甚至在朝廷上也不能使用。他的“年号”是光绪（当然没有任何禁忌），他死后被授予的“庙号”是德宗。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圈子里，提起“光绪皇帝”，他们往往会贴上粗心或无知的标签，甚至觉得他有一点缺乏教养，其实他的准确称谓是“德宗皇帝”，就像外国人通常知道的乾隆的准确称谓是“高宗”一样。

新王朝的头衔直到前皇帝去世后的第二年初才会改变，因此，大致相当于1908年的一整年都是光绪三十四年（最后一年），1909年才是宣统元年。

摄政王醇亲王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除袁世凯的一切职务，并恩准他告老还乡养病（袁世凯当时假装有腿疾）。袁世凯在1898年的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背叛了皇帝对他的信任。从此以后，他自然在皇太后面前一直很有威望，直到她的统治结束。1901年，袁世凯成为直隶总督，1903年受任练兵处会办大臣，1907年担任外务部尚书，同年成为军机大臣。他肯定知道，他的仕途生活（也许是物质生活）依赖于他的庇护人慈禧太后的权力，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义和团风波之后，他极力反对慈禧太后退位和光绪复职。

对光绪来说，不幸的是，袁世凯在洋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因为他从一开始就看穿了义和团的虚张声势，并在1900年利用自己山东巡抚的身份保护了全省的洋人。此外，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自己的原则以适应环境。由于他清楚地意识到慈禧太后与义和团结盟反抗列强是愚蠢的行为，而且他自己又是一个思想比较开明之人，所以很有可能——如果不是因为1898年的不幸事件，以及无法从他曾背叛的君主那里获得宽恕的绝望——他会利用自己对外国势力的巨大影响力来达成和解，其中包括皇太后的退位和皇帝的复职。事实上，他的命运与老太后的命运密不可分，在竭尽全力保护她的利益的同时，也在保护他自己的利益，这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满足感。

袁世凯与皇帝之间不仅没有和解的可能，而且袁世凯与“戊戌变法”幸存者之间也存在着无法磨灭的永恒仇恨，康有为和他的朋友们不仅理所当然地认为袁世凯背叛了皇帝，还深信袁世凯就是当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后处决“戊戌六君子”的主要责任人。另一方面，袁世凯还担心，如果准许康有为及其同人在中国继续活动并在朝廷获得一席之地，他自己会遭到报复。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即使在慈禧皇后亲自主持的一项新的改革政策开始实施之后，康有为及其同仁们也未曾被邀请参与新政策的制定，他们的“昔日罪行”也从来不曾获得过宽恕。

相传，光绪死后，在他的公文中发现一份文件，上面写着一道命令——立即处决袁世凯。某些皇室成员认为这是一个神圣的遗愿，而他们自己也以嫉妒和不信任的眼光看待袁世凯，他们认为应该服从光绪最后的命令。醇亲王犹豫不决，几经踌躇，决定饶袁世凯一命，但又罢免了他的官职，命令他回乡养病。

醇亲王在处理这件事上的行动非常鲁莽和愚蠢，因为袁世凯对强大的“北洋军”和新编的“模范团”的影响非常大。这位摄政王应该预见到，像袁世凯这样有活力、能力和影响力的大人物，绝不会满足致力于研究佛经或练习书法艺术的余生。尽管如此，他还是服从了命令，没有低声抱怨，也没有片刻耽搁。这个问题的解决迅速又平和，这本身就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它表明——即使在王朝存在的最后10年，最高级和最权威的官员仍然在遵守王权的命令。如果这件事发生在15年或20年之后的民国时期，袁世凯被解职后，他可能会“宣布独立”，并发动一场毁灭性的内战。袁世凯对北洋军的影响力无疑是非常巨大的，北洋军是当时帝国训练最好的作战组织；但是，军队还没有成为指挥官们的私人财产，还没有成为他们个人野心和扩张的工具。事实上，君主制仍在继续，皇帝仍然在位。

然而，皇帝的统治没有持续多久。这个悲惨的故事很快就到尾声了。摄政王发现自己被远超自己能力所及的困难压得喘不过气来。出于和平的考虑，他想取悦所有人，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原因之一是他必须应付一位新太后——光绪的遗孀兼慈禧的侄女。光绪的遗诏中有一条规定，大意是：在任何重要的事情上，摄政王必须征求新皇太后的意见，“听从她的指示”。据推测，这一规定是有人故意添加的，目的是维护和加强叶赫纳拉家族的地位；虽然这可能是真的，但这条规定中没有任何与中国正统原则相抵触的内容。正如上文所解释的，皇太后仅仅因为与皇帝有亲情关系而享有各种权利和特权；即使遗诏中没有提到她，她也有可能使自己在影响未成年小皇帝的事情上，甚至在国家的日常事务中占据上风（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这并非不合法）。慈禧不仅是皇帝配偶的姑母，还是皇太后。此外，光绪皇帝继位之后，就成了她的养子，她还享有与皇帝的母子关系，并可以行使母亲的权力。

宪政改革运动继续取得进展。事实上，这场运动已经深入推进，贸然阻止它进一步发展会很危险，醇亲王及其对手隆裕太后都不愿冒不必要的风险。1909年初，朝廷颁布了一项法令，声明朝廷正在积极努力建立一个宪政政府，一些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官员被撤职或受到了惩罚。载洵（皇帝的叔叔之一）担任海军事务调查团团长，被派往英国去考察，以期为中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舰队。他曾在欧洲待过一段时间，并常跟我谈起他几次对爱德华的皇宫的愉快一瞥。他的兄弟载涛担任类似任务的代表团团长，被派往德国去考察军事事务，他受到了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款待，从此，他一直是德国人的朋友。这两项任务都是代价高昂且徒劳无功的，因为中国在重组国内行政机构和建立健全财政制度之前，试图为自己提供现代化的舰队和军队，这是毫无用处的做法。然而，人们希望，欧洲最强大的海军和军事强国会对中国高调张扬地将其推崇为榜样而颇感满意。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纷纷向北京递交请愿书，敦促承诺的议会早日开幕，并成立一个负责任的内阁。鉴于这些压力，1910年11月4日，摄政王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缩短原定的准备时间，议会将在新皇统治的第五年开幕，也就是1913年。该法令还宣布，应在议会开幕之前准备好宪法、指导上议院和下议院成员选举的规则和条件，以及与宪法改革有关的其他一切必要事项，并使其生效。

同年，孙中山的弟子汪精卫企图刺杀摄政王，但以失败告终，不过，醇亲王希望和解，将他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汪精卫后来成为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主要成员。1911年，隆裕皇太后颁布诏书，委派三名帝师，小皇帝（当年6岁）将受教于毓庆宫。毓庆宫是紫禁城的建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被用作皇家书斋。在这些帝师中，有两位后来成了我的同事，以后会有更多的介绍。

整个1910年和1911年，全国各地都能听到反叛的“嘀咕声”。王权对自由思想做出的让步，建立议会宪法并将独裁政体转变为君主立宪制的承诺，这些都没有平息骚乱，反而加剧了动荡，因为叛军认为，这一切让步都不是朝廷诚意的象征，而是朝廷软弱的迹象。广州爆发了一场起义，摧毁了总督衙门，起义的领袖就是后来著名的革命将军黄兴。黄兴被打败后逃往香港，就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革命者一样，他在英国国旗的保护下，继续密谋反对朝廷。

随后，摄政王试图或多或少地按照西方模式任命内阁，以安抚他的敌人，但立即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内阁中包含了太多的满族亲王，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在清朝末年，这也成了抱怨清廷的一大借口——听起来极其严重也极其正当。满族亲王们被提拔到他们根本不称职的高位，仅仅是因为他们属于皇室，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贪婪或无能，或两者兼而有之，给皇权蒙上了奇耻大辱。与通常的假设相反，皇族远没有堕落（包括几个有才能、品行端正的人），但不幸的是，在这两位——隆裕皇后和醇亲王——的领导下，并非总是或通常是皇族中最有能力和最优秀的成员获得高级职位。

将中国铁路系统置于一个统一的中央控制之下的不幸尝试——虽然在原则上是合理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通常被认为是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无论如何，1911年，9月在四川爆发的保路运动和10月在武昌爆发的起义，只是其他几个革命中心起义的重演，不过规模小一些。武昌成了革命运动的大本营，几乎纯属偶然（由于偶然发现了一个阴谋），黎元洪将军被迫担任起义军的总司令。

北京政府在无知无能的隆裕皇太后和“软弱无能”的摄政王的统治下，很快就陷入了低能的状态。醇亲王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已经铸成大错，现在又要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决定——或者被人说服——重新任命一个对他最危险的敌人，就是三年前被他贬损和羞辱过的那个人——袁世凯。

毫无疑问，这是袁世凯重新回到政坛的一个绝佳理由。他在中国唯一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普通士兵中仍然声名赫赫；他对各政治团体的影响仍然很大；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个颇有才干的领袖和头脑冷静的政治家；他在洋人中的威望很高。最后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镇压叛乱将是一项代价高昂的工作，而且除非事务负责人得到外国使馆的信任，并且在外国货币市场上享有良好声誉，否则筹集外国贷款的可能性很小。大约在武昌起义爆发前一年，也就是1910年12月17日，《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精彩但阴郁的文章，描述了中国所处的困境，同时呼吁将袁世凯召回，因为他是唯一能够挽救局面之人”。这确实是当时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都持有的观点；但是，醇亲王对袁世凯性格的了解（或者早该了解的）要比外国人预期的要多。此外，外国人对维护这个王朝也不是特别感兴趣；相反，当革命来临时，他们几乎都在欢呼，将它视为中国和平与繁荣的辉煌新时代的曙光，他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与4亿心满意足的中国人分享他们对兰开夏棉花日益增长的渴望。然而，醇亲王不仅要考虑他的王朝，还要考虑英国人和其他洋人所期待的风平浪静的商业活动和悬而未决的鼎盛时期。他应该知道——即使外国人关注，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袁世凯是最不可靠的满族王座之救世主。

针对北京朝廷的恳切邀请，袁世凯的第一次回复带着一种不祥的讽刺。他说很抱歉，他现在不能服从皇上的召唤，因为三年前他奉命回家护理的那条腿，现在还在折磨他。但他的这种态度并没有保持下去，结果只是让可怜的醇亲王更加尴尬了。

袁世凯一到北京，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掌握了局势。他可以提条件、加筹码，并确信没有人强大到足以挡他的路。他要求罢免某些亲王的职位；他自己则任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新内阁总理。随后，他开始着手处理军事事务，迅速扭转了长江中游革命军的战局。武昌对面河流北岸的汉口和汉阳，也从革命军手中夺回了。袁世凯打得够狠，足以显示他不容小觑，在革命问题的最终解决中，他的观点必须得到尊重；但他没有尽力发动攻击，也没有继续维持最初的军事胜利规模，对此，全国各地的效忠者既困惑又愤怒。袁世凯显然是在奉行自己的政策，很快，所有观察家都恍然大悟——袁世凯行动的主要动机并不是效忠皇权。

我的目的不是讲述一部革命的历史，因为有英语和其他语言的详细记载。我将继续讲述1911年年底和1912年年初在上海举行的和平会议，一方是革命者，另一方是朝廷。朝廷的代表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代理人。他是广东人（家在澳门附近），当年袁世凯东渡朝鲜的时候，他曾任后者的秘书。1900年，袁世凯任山东总督期间，又与他有了联系。后来，他担任过诸多职务，比如，1904年担任驻西藏特派员；1906年担任中国特使，负责与英国谈判《西藏公约》；1907年，徐世昌被任命为满洲总督时，唐绍仪在后者手下任奉天巡抚。

我们记得，多年来，唐绍仪与袁世凯的官场关系甚为密切，他们之间是师徒关系（在中国是一种有约束力的关系），袁世凯委托他担任皇家代表，与起义军商讨和平事宜，这是一项微妙而负责的使命。我们可以肯定，他也拎得清，不会在会议中发表己见，以免他在北京的庇护人倒胃口。袁世凯在唐绍仪出发去上海之前给了他什么秘密指示或忠告，我们不知道；会议期间他们之间有哪些秘密通信，我们也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唐绍仪在那次会议上公开宣布改信“共和”，这让所有忠于朝廷的人都感到惊愕。这样的声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很难堪的，这是对皇权的羞辱，此后，唐绍仪辞去朝廷代表的职务，随后的谈判在北京和南京之间进行得拖拖拉拉，令人不满意。

这一切的结果是，谈判各方达成了一项不同凡响的妥协——除了中国，任何国家都可能认为这种妥协太过荒谬，不值得认真考虑。接着，帝国发布诏令：建立共和政体；皇帝本人宣布退位；共和国保证，应允许他保留各种特权（包括保留完整的皇帝称号），以答谢他所声称的“顺从民意”；此外，确认他拥有自己的财产，每年还能获得一大笔津贴，继续维持宫廷生活的开支。我将在下一章介绍这一特别安排的细节。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颁布诏书，宣布皇帝退位，建立共和国。下面是该诏令中的部分内容：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因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我将诏书的大致内容翻译成英文，并对此做了评价：“中国皇帝的退位伴随着民国的建立，这个共和国仍然需要证明自己值得一位爱国者献身。”之后我写下了下面的话：

退位诏书一定会引起政治学学者的兴趣。皇座本身被改造成一座桥梁，以促进从君主政体向共和政体的过渡。皇帝始终是绝对存在的，而涉及他从政治存在中消失的共和制宪法，是由皇帝在其最后的官方发言中规定的。从理论上讲，共和国不是由反对皇权意志的武装民族建立的，而是由皇帝为其子民的利益而以威严仁慈的方式建立的。愤世嫉俗的人可能会对这种表示完全自愿退位的透明企图一笑置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东西，而不仅仅是为了在灾难时刻体面地退位而发明的一种“挽回面子”的手段。

也许法令的最大利益集中于它在呼吁国家贤者的智慧，并接受他们关于政治主权的最终所在地的理论。当起草者写下象征皇权投降的文字时，他的心可能会畏缩，但孟子的精神指引着他的手。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末代皇帝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所遵循的古代智者之教导，不会被他的共和后继者所轻视。让皇帝们记住，那些智者不仅在治国方略和君王统治方面有智慧。他们在成为政治理论家之前，就是道德导师和人类性格的缔造者了。让新中国的建筑师们记住，他们也将不得不在遵守和违背“古代圣贤的训诫”之间做出选择——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而且，他们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福祉可能取决于他们行使其选择权利的方式。

在同一篇文章里，我简要提到了不幸的醇亲王：

在我们的记忆中，醇亲王19岁时是一个彬彬有礼、举止文雅的年轻人，他在西方君主的朝廷上承担了国家的耻辱，标志着他进入了公众生活，他短暂而不幸的尘世伟大生涯在耻辱的灰烬中结束了，对此，我们不会吝啬我们的怜悯。他是一个傀儡皇帝的兄弟，这个皇帝的人生被一个女人对权力的贪欲摧毁了；他是一个皇帝的父亲，这个皇帝的三年统治生涯在六岁生日之前就结束了。这位前摄政王现在必须拜倒在他帝王祖先的神龛前向亡灵忏悔，并在皇家的废墟中分担一份责任。埃德蒙·伯克曾说过：“一切朝代的源头都要蒙上一层神圣的面纱。”有时还需要在朝代的尽头画上一层神圣的面纱。

多年后，一直忠心耿耿的辜鸿铭喜欢向他的朋友们讲述他和其他一些人第一次听到皇帝退位的消息时的情形。当时他们在上海著名学者沈曾植的家里举行宴会。他在一份对该事件的公开报道中说：“仆人送来了一份在街上买的晚报，上面有皇帝退位的消息……大家都同时站起身来，面朝北方，双膝跪地，哭泣着把头磕在地板上……之后，深夜，临走之前，我对沈先生说：‘灾难已经来临，我们还能做什么？’他又用双手抓住了我，眼里含着泪水，用一种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声音对我说：‘世受国恩，死生系之。’”

当北京和南京发生这些大事的时候，我正在威海卫，这是几位杰出的中国保皇派在英国国旗下避难的地方，但我们发现，要让这片土地上的18万中国居民相信，皇帝确实已经退位，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儿。几个星期以来，他们的态度都是一种沉默的怀疑。孔子家乡的那一小片地区完全缺乏革命的热情，大概不到50人对“共和国”存有一丁点儿的概念。他们也没有表现出任何想要了解一下的欲望。尽管自1930年10月1日以来，他们已无须继续在英国“帝国主义”的鞭笞下呻吟，而且现在已成为“共和国”公民，但是，其中可以定义“共和制”者，有没有达到区区500人？这一点仍值得怀疑。

威海卫人民的无知（恰当地说，是冷漠）与广大同胞的无知（或冷漠）是一样的。我已经引用了一篇写于威海卫的文章，内容如下：

事实上，中国人民与少数在国外受过教育的改革者截然不同，前者是否真的相信共和政府能够适应这个国家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尽管皇帝退位的诏书承认了共和制，但“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的说法当然没有得到证实。也许这样说更接近事实——对于共和制的含义以及建立将如何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和财富，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了解，因此对于共和政府的利弊也没有强烈的意见。

然而，如果在革命之前的日子里，有个中国人问我什么是共和制，我想，我会觉得有理由告诉他——用他自己的眼睛去观察一下他周围的环境。至于中国是否需要共和制的政体，我们可以看看列国的情况。在君主制存在的时候，一位研究中华文明的权威人士 就曾著书称“中国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不坚持过于狭隘或死板地定义这个词，那就对了。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一个君主政体下的共和制国家。

如果可以这样说，中国人民并不需要一个西方意义上的共和政府的话（自1924年以来，中国就没有“议会”，似乎也没有人表现出对这个以不光彩的方式结束的革新实验有任何焦虑），那么，同样可以说，尽管人们对政府的软弱不满，但对满族人并没有普遍的“仇恨”。革命者发明的反清口号很快就被广大中国人接受，他们对自己在做什么、说什么没有清晰的概念。正如“鹦鹉学舌”，他们学会了高呼“打倒满族”，就像无数学生和其他人学会了高呼“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英国、打倒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或者，打倒某个特定的将军或政客——根据当时的流行模式和紧急情况，视剧情而定。1911年，无数中国人感染了“革命病菌”，突然变得狂热地反对满族统治和君主制，他们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却一无所知。据我所知，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事后都为自己的冲动行为感到羞愧难当，并承认当初跳进政治旋涡的一刹那，确实是丧失了理智。我们在世界其他地方也看到过类似的现象，这只能提醒我们，“人性共通”——中国人和我们一样，也都是肉眼凡胎。我们已经在当代欧洲看到了类似的东西，我们不应该自以为（尽管有些人就这么认为）英国人在性格上不可能产生类似的疯狂举动。我记得笛福说过，在他那个时代，英国有成千上万的壮汉准备与教皇制度决一死战，可他们根本不知道教皇是人还是马。 ^[1]

中国人有句谚语：“墙倒众人推。”中国近代史已经千百次证实了这句话。除了中国以外的很多地方也都证实了这一点。

1911年，中国革命者把各种想象中的美德都归于先于满族王朝的明朝。而德国著名汉学家理查德·威廉这样描述那个王朝的开端：“明朝最初的特点是专制君主政体，其建立必然伴随着残酷和流血。”只要有一点点怀疑，就要株连九族，通常会处决数以万计的人。人民已经锁定了明朝的标准，因为他们正在扫除令人憎恨的异族人（蒙古人）统治，但他们很快意识到专制主义的压迫更严重了——糟糕透了。人们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纷纷涌向共和制的标准”，因为他们被巧妙操纵的宣传煽动起来，投身于“扫除令人憎恨的异族人统治”的崇高工作，但是，打那以后，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异族人”（满族人）统治这片土地时更差了——“糟糕透了”。

毫无疑问，这个王朝已经跌入了噩运，在诸如“老佛爷”和摄政王这样的统治者，以及那一大波贪得无厌的、对王朝命运施加恶劣影响的宫廷官员手中，王朝是否还拥有恢复的能力呢？这一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质疑。然而，欧洲人的普遍观点（由受过外国教育的中国绝大多数反清主义学生所倡导）是中国人民憎恨这个王朝，这与事实相去甚远。这是一位能干的西方作家所充分认识到的，他摆脱党派偏见的自由增加了他判断的价值。欧文·拉铁摩尔先生说：“只是随着统治阶级的衰落，南方叛乱势力的增长，以及人们希望找到替罪羊并将中国的一切弊病都归咎于之的愿望，最终煽动了人们对满族人的‘准种族’仇恨，这种仇恨被永久地写入了教科书和政治学说中。”

鉴于后来发生的事件，建议读一读美国学者威尔斯·威廉姆斯博士在他半个多世纪前首次出版的经典著作《中世纪王朝》中经过深思熟虑的评论，非常有意思。他说：“在中国政治中，最值得注意的莫过于对皇帝的无限崇敬，而每个人都抵制不公正的税收，并参与杀害或驱逐专制官员。”也许给威尔斯·威廉斯博士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们对皇位的崇敬之情远胜于对皇帝本人的崇敬，因为没有一个普通人了解皇帝的性格和个性。然而，天子的身份被人们接受，是理所当然的事，就像自然的力量一样，人们从远处看待天子，怀有一种宗教敬畏之情。也许威尔斯·威廉姆斯所说的“崇敬”并非用词不当。

同样令人震惊的是罗伯特·哈特爵士的证词，他在使馆遭围攻期间写到，当时，无论在外国人眼中还是在中国人眼中，皇权的威望至少和太平天国时期一样低。“这个异族人的政府——清王朝——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三百年来，中国人不再讨厌皇帝了，就像英国人不再讨厌女王一样。”这完全证实了中国著名作家文庆的说法。而辜鸿铭的著述充满热情，近乎狂热，表现了对王朝的忠诚与奉献——他的忠诚和奉献精神，即使是外国教育也无法撼动。

尽管有人指控这是反清宣传的一部分，该“异族人”王朝践踏了人民的权利，奴役了这个国家，但哈特注意到，“他们都享有自由，真正切实的自由”。H.A.贾尔斯博士的证词也有同样的效果，“每一个在中国生活过并留心观察的人，一定都注意到，即使是天子最卑微的臣民，也享有很大程度的个人自由”。事实上，在革命之前，外国访客和旅行者常常震惊于这样的事实：中国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拥有更多的个人自由——政府对人民的干涉更少。当革命结束，伟大的反清革命家孙中山无须继续向同胞们灌输“我们曾是异族暴君的奴隶”的思想的时候，他本人也完全承认了这一事实。在革命后的那些日子里，他抱怨说，在过去的日子里，他的同胞们，远不是自由太少了，而是太多了。以下关于这一点的评论摘自著名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倡导的革命纲领，在他的崇拜者心中，这蕴含着政治智慧的精髓。

中国人从来没有直接遭受暴君之害……中国人因为自由过于充分，便不去理会，好比房中的空气太多，我们便不觉得空气有什么重要……中国人为什么是一盘散沙呢？使得我们成为一盘散沙的，正是过多的自由……今天的中国是十几个列强的奴隶，中华民族毫无自由可言。

以前中国人享有了过度的自由，这话也许不假。关键是，孙中山先生自己的言论表明，谴责满族奴役汉族并使他们受外国暴政蹂躏的宣传是多么的毫无根据。他坦率地说，反对满族人的起义并不是为了赢得自由，在这一方面有别于西方国家的革命。他说：“说白了，我们的目标与欧洲人的正好相反……我们反抗是因为我们的自由过度，我们没有凝聚力，没有抵抗力，我们只是一盘散沙。”

孙中山留给国家的组织（国民党）已经明确表示，在这种自由过度的问题上，不应再有任何抱怨的理由。很难找出中国历史上哪个时代的人民如今天这么没有自由；然而，限制自由本身是否会带来所期望的凝聚力，还有待商榷。

中国人缺乏“凝聚力”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凝聚力”却是该种族最强烈的特征之一。正如一位著名的中国事务权威人士给出的真理性结论——“中华文明亘古不变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无论如何，中国人民不太可能通过遵循《三民主义》的某些杂乱无章，有时甚至自相矛盾，而且通常幼稚可笑的“建议”来增加民族的凝聚力。有可喜的迹象表明，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并认识到《三民主义》的作者并不能取代他们的祖先曾经尊崇的圣贤们。

然而，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关心的是最近的过去，而不是悬而未决的未来。随着退位诏书的颁布，清王朝的太阳已经落山了。近300年来，它的10位君主并非总是低效或不明智地统治着这片广袤的土地，现在却迎来了一个黑暗和风暴的夜晚。但是，日光似乎不愿意从紫禁城的大厅和宫殿里完全退去，我们将会看到，夕阳之后，仍有余晖。

[1] 1933年5月28日，《泰晤士报》中关于希特勒对德国的影响的一篇文章指出，德国是“一个对大众建议特别敏感的国家”。近年来，中国人对大众建议极其敏感的说法也屡屡得到证实，尽管有一种古老的理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异常沉着冷静的民族，但已被现实打败。戴遂良神父在讨论中国民众狂热危机时给出了以下建议：“阅读伊波利特·泰纳的《现代法国的起源》，每天如此。”正确！不仅在中国，任何国家都得提倡实证主义史学。

如果我们想要一个与笛福对教皇制度冷嘲冷讽的现代比喻，让我们看看诺曼·安吉尔爵士在其著作《公众心理》（伦敦：1926年，第108页）中讲述的一个美国小故事。琼斯说：“史密斯，我怎么听说你不相信门罗主义呢？”史密斯反驳道：“这是个恶毒的谎言。我从没说过我不相信它。相反，我相信它，并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我不知道门罗主义是什么意思。” utRuYWjHjxnU8jeLPuWXZhyLZAX8L2uu7psrQ7UboOO/APMc4aSqp//sa9qvvr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