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慈禧太后

如果我在上文中的判断大致正确，那么，显而易见，八国联军在1901年起草和平条款时犯了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没有坚持将慈禧太后排除在积极的政治活动之外，并坚决要求光绪皇帝复辟。如果有人反对说，这种政策只要传出一点风声，光绪就会立即被处死，那么，我给出的回答是，尽管这种危险也许不可避免，但可以通过即时声明而降低，比如由八国联军向慈禧太后发表一份庄严的声明，让她保证交出摄政权，以免遭受任何其他惩罚，但要求她本人负责光绪皇帝的安全，直到他重掌皇权。

当时，许多目光如炬的中国人都希望光绪能够重掌皇权——前提是光绪在如此可怕的监禁条件下还没有精神崩溃。不言而喻的是，康有为及其同道中人都殷切希望皇帝复位。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打算引用康有为的话，而是提请大家注意1901年出版的书信集《中国内部之危机》中的一些段落。作者署名“文庆”，众所周知，这是中国著名教育和社会改革先驱林文庆博士的笔名。

皇太后必须放弃摄政，除非八国联军能找到皇帝本人，并恢复其实际统治者的地位。如此，皇帝只需一挥“朱笔” ，就可以剥夺皇太后干涉国家事务的一切法定权力……反动派在中部和南部省份非常不受欢迎，数百万人将欢呼皇帝重新掌权。皇帝若想建立权威，真的没什么困难，因为这是整个帝国公认的民意……最进步的中国人会走上前线，在列强的协助下，光绪的新政府一定会突飞猛进。毫无疑问，如果不恢复光绪的皇位，改革派就会变成革命派，不久，一场巨大的革命就会席卷全国，给中国大地带来无穷无尽的苦难，给世界贸易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现在，一场大革命的种子在中国遍地萌芽，而八国联军现在有办法避免这一灾难，但他们会看到迫在眉睫的危险吗？

可惜！八国联军没有看到，十年后，文庆的预言得到了证实。

乍看之下，我引用的段落似乎包含了一个致命的矛盾，因为作者在一句话中说皇帝的权威“是整个帝国公认的民意”，而在另一句话中说“一场大革命的种子在中国遍地萌芽”。其实这并不矛盾。文庆的意思是，如果政府仍然掌握在像慈禧太后这样的反动派手中，“一场巨大的革命就会席卷中国”。但皇帝不是反动分子。正相反，据我们所知，他热衷于改革。让他恢复被反动派强行夺去的皇权，世界就不会再听到中国革命的声音了。这是文庆以及许多仁人志士的观点，我相信这就是真理。

也许会出现反对意见，表示慈禧太后在流亡西安期间已经努力成为一名改革家，而且各种改革都得到了她的批准，此外，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也以一定的力度推进了改革，然而，这个国家最终还是没有免于革命的浩劫。但是，正如上一章中所指出的，很少有中国人像许多外国人那样认真对待慈禧太后和她新生的改革热情。西方作家宣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和“朝廷回归北京”之后，慈禧太后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改变心意”，她显然真诚地渴望与洋人发展友好关系，并采取改革政策。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中国人（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人）说过或相信这句话。没有“改变心意”，只有“改变头脑”，如果要阻止文庆所说的“改革派”成为“革命派”，就必须既改变心意又改变头脑。此外，无论是在“改变”之前还是之后，慈禧太后都不会拥有天赋异禀的大脑。这是一个内部没有智慧之光且没有胆识借用外部希望之光的笨脑瓜。

某个颇有成就的作家宣称，1900年以后，慈禧“采取了西方路线的现代化政策，纯粹凭借品格的力量，让一部分人不由自主地服从她的命令”。而我认为，更确切地说，在义和团运动后期，她只是跟风，而不是带头。她明智地接受了比她更聪明者的承诺，后者坚持说，她所憎恨的改革一定会来临，对于她所憎恨的西方化，她也不能再全盘排斥了。就像英国的查理二世一样，她不再钟情于计划“旅行”（流亡）的念头了。严酷的事实和荣禄、李鸿章等人的谆谆告诫使她明白，不是靠“拳头”（指义和团运动）就能把洋鬼子赶出中国的。然而，她既没有忘记也没有原谅那些胆敢在1898年违抗她的人。她既没有宽宏大量的慷慨胸怀去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没有主持公道的正义感来竭力弥补自己犯下的罪行。康党（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派）仍然在她的黑名单上，康有为本人也会被判处死刑，如果他已经在她的掌握之中，也许不需要任何审判的借口了。皇帝仍然是她鄙视和憎恨的囚徒，她对他的辱骂和侮辱从未停止过。事实上，皇帝提出了一项改革政策，而现在她自己却不情愿地被迫赞同并付诸实施，这加剧了她的嫉妒，使她的仇恨之火更加炽烈。

关于慈禧的统治者地位，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她拥有政治家才干的完美天赋，在朝廷失去“天命”之后仍能维持很长一段时间；另一种观点认为，她应对清廷覆灭负主要（或大部分）责任。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中国权威人士持有前者的观点，但该观点在西方学者中很常见。例如，史蒂芬·金·霍尔告诉我们，“一个女人的天才延缓了王朝的垮台”；而卡梅隆博士说“在太平天国运动危险地接近尾声之后，只有她顽强的精神维持着王朝的生命”；如果不是她摄政，“清朝衰退的速度会更快，而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在持相反意见的人中，可以引用一个英国权威和一个中国权威作为代表。W.E.苏斯希尔说，由于1898年维新运动被破坏，慈禧太后“拆掉了摇摇欲坠的王座的最后一根支柱”。而有一位中国作家早在1900年就引用了文庆的话，称慈禧多年来一直“将帝国推向毁灭的边缘”。

在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中，我认为第二种观点比第一种更接近事实，尽管它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应该强调的是，慈禧只是一个无知的女流之辈，她不应该为她所做的错事或“以她之名，她却未干”的一切事情负全责。

在四位美国作家中，第一位将她描述为“世界上最卓越非凡的女君主和最肆无忌惮的独裁者”；第二位的话有点儿令人质疑，“说她是最近半个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也不过分呀”；第三位则宣称她是“历史上很少记载的坚强人物之一”；第四位说她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

在加入满族宫廷并获得更多信息的前几年，我曾这样描述皇太后，“那些无可匹敌的好机会都让她给滥用和糟蹋了，她必须对最古老皇权的屈辱和垮台负主要责任”。我现在应该用“大部分”来取代“主要”；我应该补充说，作为一名道德行使者，她的责任受到这样一些事实的限制，即她处于一个邪恶的制度之中，而这一制度不是她自己创造的（不仅存在于她的时代之前，还存在于清王朝之前），况且，她还受到腐败传统的束缚，而她又是这些传统的继承人。然而，如果她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之一”“近半个世纪最伟大的女性”或者“世界上最卓越非凡的女君主”，那么，她就可以摆脱这种邪恶的束缚，从这些腐败传统中解放出来。她既没有坚强的性格，也没有刚毅的意志，而这些都是成就如此伟业的必备特质。

假设，正如一些西方的仰慕者所言，这位“伟大”的慈禧太后是一位具备政治家才干且睿智爱国的统治者，那么，1894年的中日战争“绝对绝对”不可能发生；绝对没有必要在1898年把港口和租界让给外国列强；朝廷和政府绝对不会反对维新改革；帝国绝对不会默许义和团之流进行暴力运动，没有围攻使节之事，没有赔款，没有革命，没有“共和”，没有法律和秩序的崩溃，没有失去蒙古、新疆、西藏、热河和满洲的憾事。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可能早已经双方协议而得以废止，也不会损害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当今中国可能正在领导一项伟大的使命，将人类从经济、民族主义和其他危险中拯救出来，而现在，整个世界都不幸沦陷其中。

毫无疑问，猜测所有这些“早该发生却未遂心愿之事”，纯属徒劳。再则，责怪慈禧没有天赋异禀，也是不公平的。她没有被赋予伟大的政治家才干，这不是她的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没有理由无缘无故地向那些载入史册的“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统治者”们表示钦佩和艳羡。

西方画家苏姗·汤利女士曾经描述义和团战争结束后在圆明园对慈禧太后的一次采访，并对后者进行了令人颇为费解的评说——“这个和善的小个子妇人，长着一张和善的意大利农民的棕色面孔”，她就是“那个神秘而威武的独裁者……她故意贬低和贬损坐在她身边的不幸皇帝！她就是那个怂恿义和团做出无端暴行的女魔头！”她在最后的总结中诘问：慈禧“究竟是真的要为这一切负责”，还是“仅仅是咄咄逼人的命运之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

我的回答是，慈禧确实是一颗棋子，但她是自愿的，咄咄逼人的不是命运之手，而是爱国但偏执的保守派，他们就是一群满汉混混和傻瓜组成的腐败团伙之受害者。他们发现慈禧可以帮他们实现野心；正如我在上文中解释的，她在国家和朝廷上的地位使她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合适工具；她所受的教育、她所处的环境，以及她自身性格和智力的局限性，使她轻而易举且几乎必然成为他们名义上的领袖和实际上的保护者兼被愚弄者。

她有很多小性格，其中，虚荣心是最明显的特征。如果她不能从别人那里得到自己渴望的一切恭维话，她会毫不犹豫地自吹自擂，而比肯西尔德勋爵喜欢为了一己私利而把她吹捧得天花乱坠。于是，她对德玲公主说：“你知道吗？我经常在想，恐怕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女人，别人都望尘莫及啊。”我们可以认为，无论是德玲公主还是宫里的其他人，都没有胆量或意愿去反驳她吧。

不过，她虽然喜欢听恭维话，但也很精明，知道别人也喜欢听恭维话，而且她对人性的了解也很透彻，这使得她接待过的许多使馆夫人都为之倾心。她讨厌那群女人，但是，看到她们欣然接受她充满爱意和尊重的信誓旦旦，她觉得很有趣。在使领馆被围困之前和之后，她曾多次招待外国使馆夫人。据记载，有一次，她对每一位外国全权公使的夫人轻声细语地说：“我们都是一家人。”她送她们回家时，她们对她的优雅和魅力充满了钦佩，并为她装模作样的深情款款而备感欣喜。不久之后，正如一位美国传教士所洞察的，她颁布诏谕，命令她的军队屠杀所有触手可及的洋人，只留下了满汉两族的“一家人”。

从流放地返回后，她对洋人的仇恨可能比以前更加强烈。难道他们没有让她丢脸到永远都不能被人遗忘或原谅的地步吗？1900年以后，她与外国使领馆的公使夫人们重新建立了友谊，尽管有些女士带着孩子般的喜悦听着她的闲聊，但她的友谊官宣中没有一丝诚意。也许是因为，“亲爱的”公爵夫人如同“迷人的”皇后嫔妃，一开始就以相当不公平的优势争夺人气。

她喜欢听人把自己和维多利亚女王相提并论，当然，前提是这种比较要慎重。然而，更恰当的说法是，拿她跟伊丽莎白女王“不那么伊丽莎白”的时候做比较，会更贴切的。有些讲述“老佛爷爱慕虚荣”的故事可以与苏格兰公使讲述的“伊丽莎白女王逸闻”相媲美。苏格兰公使在回答伊丽莎白的一个敏感问题时只好如实说，伊丽莎白女王的身高不及苏格兰女王。伊丽莎白女王说：“可见，你们的女王太高了，因为我不高不矮刚刚好。”尽管伊丽莎白女王可能从来没有当面下令砍死皇帝的配偶，更不用说扔到井里淹死了，但我们知道，伊丽莎白在公开场合毫不避讳地打过朝臣和侍女们的耳光。应该有人给“老佛爷”讲伊丽莎白打耳光的故事，这会逗她开心的。

她不仅喜欢把自己比作女王，还喜欢把自己比作神灵。她在颐和园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假扮观音——佛教菩萨，外国人称之为“玉观音”——从莲花池中优雅地浮现，将爱和慈悲的甘露送给受苦受难的人间。在这些欢乐的时刻，侍候她的“天使们”双手合十地站在她身旁，表示喜悦和崇拜，这些人就是她忠实的走狗和亲信，比如总管太监李莲英。

她喜欢自诩为佛教神明，这与她经常被冠以“老佛爷”的称谓毫无关系。“老佛爷”对应的外国词通常是“年老的佛陀”，我更喜欢翻译成“可敬的佛陀”。因为在汉语中，“老”字（尤其是和“爷”连用时）含有“令人尊敬”之意，而在英语中，“老”字是没有这层意思的。这是一种恭敬的称呼，实际上是那些屈尊于王座脚下的人们对着皇太后口头致辞时的尊称，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对慈禧老前辈的某种尊敬，那就错了。“当今佛爷”是所有皇帝最流行的称谓之一。19世纪早期寄居中国宫廷的里帕神父对此的看法如下：“光绪皇帝在全中国备受尊崇，以至于他经常被冠以‘佛’的称号，这是满族人和汉族人普遍崇拜的民族神灵。我自己经常听到他被称为‘活佛’。”显然，这位虔诚的耶稣会神父并不知道“佛”是中国（北京风格）作品中的“佛陀”，也不知道“佛”是中国皇帝的通称。授予帝王人物的另一些广为流传的尊称包括：万岁、国主、陛下、天子。我在满族朝廷居住期间，这是太监和其他宫廷仆人在谈到皇帝的贵妃或遗孀时常用的称呼。

尽管朝臣们谈及慈禧太后或与之交谈时都使用恭敬的语言，但她并不是中国文明鼎盛时期的典型产物。她的举止并不总是儒家伦理所赋予的“人类文明之花”，或是奠定了中国文化基础的皇家圣贤。1897年，她罢免了一位名叫林秀川的高级军官，仅仅因为他在觐见时下跪慢了，她对这种不端行为的反应与我们在官方史书上读到的督府的故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史书记载，有个人没有恭敬地朝着某位总督鞠一躬，就被带到后者面前接受惩罚。但总督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下令处决这个人，而是说：“放他走吧。他没有礼貌，这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这表明我没能教化那些需要我统治的人。”也应该有人把这个故事讲给“老佛爷”听。这虽然不会逗乐她，但也许会让她有所反思吧。

罗伯特·洛雷恩先生最近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翻开历史的篇章，就会发现那些杰出的女性——维多利亚女王可能只是个例外——都是典型的“虎猫型”人格。我认为，慈禧就是那种类型的女人，但出于对中国皇家尊严象征的尊重，也许说她是“龙型人格”更可取。

我说过，慈禧太后喜欢扮演“观音菩萨”。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因为她相信——朝廷也鼓励她相信——她实际上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其中有一个故事，我们就当它是一个悲剧吧。

在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前，慈禧生了重病，但不久之后，老佛爷的凤体就迅速而彻底地康复了。她注意到李莲英已经缺勤好几天了，便询问原因，才得知他病倒了。后来，她还熟知他的病情，这无疑是李莲英的一个太监下属透露给她的。他从自己的大腿上切下一块肉，煮熟后给皇太后服下了。据报道，从那时起，李莲英迅速赢得了皇太后的欢心，而皇帝作为她收养的儿子，因为没有以她期待的令人作呕的方式表现出孝顺的诚意而“颜面尽失”，因此成为她厌恶和蔑视的对象。

我结识的皇室权威中有人给我讲了一个故事——皇帝最后一次会见囚禁他的威严母后的场景。皇帝的日常职责或惩罚之一就是频繁拜访太后的宫殿并拜倒在她的宝座前。这纯粹是一种形式，慈禧太后一直这样做，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她想时不时地让自己相信这个逆子仍然是她的俘虏；二是她想看到他遭受羞辱的样子，这让她的心里感到无比满足。1908年秋的一天，光绪到宁寿宫去执行常规的朝拜仪式，但他的病情已进入最后阶段，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了。他低垂着头，四肢发抖，由太监扶着，蹒蹒跚跚地走进了宁寿宫，显然已经命在旦夕了。当他准备像往常一样跪下的时候，皇太后被他极度的虚弱和憔悴震惊了。这情景触动了她，随行的太监们惊讶地发现，她的眼睛和脸颊上都溢满了泪水。光绪皇帝向慈禧太后磕头的仪式通常是在双方完全沉默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一次，她突然打破了沉默，说了一句话：“你不用下跪！”可是，病入膏肓的皇帝还是疲倦地跪了下来，一边跪拜一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低语：“我要下跪。这是儿臣有生之年最后一次跪拜母后了。”最后一次——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几天后，北京出现了两具皇家尸体，一具在“宁寿宫”，另一具在“三海”中的“仙岛皇宫”。可能是因为“老佛爷”有一种预感，他俩都将进入阴曹地府，在那里，仇恨也许会永远消失。抑或是，只是因为她突然想起自己是观音菩萨，是时候证明慈悲并非与她的品质格格不入吗？

1908年11月15日，皇太后去世了，距离光绪皇帝驾崩之后不到一天。这一巧合不可避免地引发了这样的谣言：老佛爷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她坚决不能让自己死在俘虏（光绪）之前，因此采取措施确保他死在自己前面。另一个故事是关于某些宫廷太监，他们曾经是慈禧暴政的代理人，因为担心皇帝会恢复权力而惶惶不可终日，所以暗中下毒，结束了皇帝的生命，从而拯救了他们自己 。我不相信第一个故事，虽然第二个似乎更有可能，但我没有证据支持。我手上有一份消息灵通的英国医生的报告，是根据御医提供的证据准备的，关于光绪的身体状况和最后的疾病——证明他自然死亡的说法是合理的，只是加速了，毫无疑问，这是无助的受害者十年来一直遭受的野蛮虐待所致。毕竟，依据我们的估计，就慈禧太后的性格而言，她是用几年时间的慢性方法导致他的死亡，还是用一剂十分钟见效的毒药导致他的死亡，也许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她在临死之前没有杀人，是值得赞扬的，我们也不必感到不快。

光绪皇帝生于1871年。他5岁继位，1889年，他19岁成婚，但朝政大权一直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从1889年到1898年，他实际上是当政的皇帝，但老太后会时不时地加以干预。她在这一时期干预最严重的例子就是导致中日战争的事件——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软弱。她对那场灾难负有极大的责任。正如我们所见，从1898年到1908年去世，光绪再次沦为名义上的皇帝。如果他活到现在（1934年），还不到64岁呢。如果1898年的改革计划没有受到干扰，他的统治尽管遭受了中日战争的灾难，确也可能作为清王朝和中国人民的繁荣与进步的标志而被载入史册。他可能会留下一个美名——就像他同时代的著名帝王——日本“明治天皇”一样。明治天皇的英明领导让日本进入了改革和发展的美妙时期。“明治维新”开始于光绪登基前7年，结束于光绪抱憾而终之后4年。

的确，在前一个世纪，清王朝遭受了一系列可怕的冲击，并经历了几乎是势不可当的灾难，其影响力和威望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以至于人们有理由质疑其复兴的可能性。然而，这个王朝几十年来饱受冲击和灾难，却没有崩溃，即使是1900年史无前例的耻辱也没有导致它立即垮台。这似乎表明，中国拥有不为外国人甚至大多数中国人所知的力量储备，其恢复能力远远超过了19世纪后半叶外国观察家们的猜想。1898年，这个王朝站在了背水一战的岔路口。它本来可以转个弯，从失败和耻辱的山谷走向繁荣和复兴的高地。然而，它转错了弯，误入歧途，最终陷入了腐烂和死亡的泥沼。

北京城——包围着已故皇帝的华丽的黄顶宫殿，周围是数百平方英里的大平原和高山，它矗立在两座宏伟的陵墓之间，仿照历代王朝建造，为满族皇室所用。光绪的遗体位于西陵之中；慈禧太后的遗体——或者说是6年前骇人听闻的暴行之后的残骸——躺在东陵中 。皇帝和太后——生前，他俩的精神之间总是隔着一个深渊；死后也一样，他俩的身体之间依然隔着半个省份。

在希腊神话《赫克犹巴》中，奥德修斯宣称，如果他死后能得到一座高贵坟墓的永恒恩典，他此生甘愿过卑微的生活。而“老佛爷”喜欢两者兼得（生前的高贵生活和死后的高贵坟墓）。她喜欢西边的奢华颐和园，在她短暂的一生中，那里是一个愉快的露营地；她喜欢去瞻望东方那座富丽堂皇的坟墓——她曾痴情地梦想着——她的遗体将在那里永久安息，就在山峦和森林交织的光辉之中，就在由人类之手点缀的皇家荣光之中。如果“老佛爷”能看到几年后的未来，看到1928年7月中华民国结束军阀割据的局面，那么，她的顽强精神就会遭受重击，化为卑微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