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龙在囚笼

令人颇感怀疑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8年时间里，慈禧太后是否意识到，她的政策（或者说，她接受并奉行的政策）所带来的深重屈辱及其导致的中华帝国之败落。她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骗子和马屁精，这些奴才的兴趣在于打消她对自己智慧的疑虑。因此，她无法看清事物的真实面目，也不能从经验中获得有限的好处。如果她天生聪慧且具备杰出的品性，就会看穿周围的腐朽势力；可惜她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她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也未从先前与西方激进国家的接触中学到什么对她自己或对中国有价值的东西。她在一生中不止一次听到海外蛮族军团侵略的脚步声，也不止一次在敌国的猛攻面前深深鞠躬。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只是野蛮人，今天耀武扬威，也许明天就消失了呢。

在1900年的漫长逃亡之旅中，她有充足的时间来回味往事。她的思绪一定会常常飘进1860年的遥远回忆里。当时，洋鬼子迫使她和咸丰帝逃往热河，就像现在迫使她再次离开北京，逃往西安一样。也许他们会像40年前烧毁圆明园那样烧毁紫禁城。也许他们还会厚颜无耻地重复上演1860年的一幕幕，烧掉她在颐和园的漂亮新家，她曾经憧憬着在那里度过一个幸福又安宁的晚年。顺其自然吧！当他们饱享战利品，烧毁并毁灭无法带走的一切美好事物之后，就会回到自己的故乡——那些盘踞在文明世界尽头的乱石嶙峋的岛屿，中国将得到安宁，重回美好的古老模式。至于她自己，她可能得忍受几个月的苦难，不过，这一切很快就会过去的。她知道洋鬼子的德行。总有一天，他们会乞求她回到首都，让一切恢复正常。她也许要重建皇宫，还得收集新的珍宝来取代那些被毁坏或被掠走的宝贝，但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即将挑起全部重担的是4亿忠诚而顺从的臣民。然后，当最后一支蛮族大军隆隆驶过，她又开始沉浸——不是陷入沉思（必须摒弃太多沉思），而是沉浸在戏剧表演和低级书画诗歌的古老乐趣中，与崇拜她的侍女们和忠于她的太监们一起，在昆明湖的碧水之上享受野餐。为了忠诚但有时令人厌烦的臣民，她忍受了种种烦恼和焦虑，接下来她可以放松一下了。伟大的圣人孟子不是说过吗？君主可以享受公园、湖泊、宫殿、音乐和其他美好的事物，并且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毫无疑问，还有许多让人疲惫不堪的工作要做，还有一些相当讨厌的责任要承担。那些曾经给过她愚蠢的建议，并因为鼓吹义和团的神奇魔力而误导她的亲王和大臣们，必须受到严惩。他们活该，真的，因为他们让她陷入了这样的困境。甚至有必要砍掉几个脑袋——如果那些笨拙粗野的洋鬼子执意要这么做的话，那就请便好了。对于那些痴迷于所谓的西方文明，对于宪法、公民大会和新的教育制度抱有荒谬幻想的怪人们，朝廷不得不做出一些令人遗憾的让步，但毫无疑问，可能会对此采取基本的保障措施。那些瘟疫似的“耶稣”和“天主”传教士就是一切麻烦的根源，他们可能会比以前更加苛刻和傲慢，因为他们一定得到了野蛮亲王们的撑腰和安抚。至于那个讨厌又糊涂的年轻人，他登上皇位之后，对她表现出了如此卑鄙的忘恩负义，那就让他继续在孤独中反省自己的恶行吧！他还得感谢她在他活该死的时候饶了他的命呢。

当“老佛爷”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地坐在轿子里“巡视”帝国之内洋鬼子们最不可能跟踪她的地方时，她的脑海中可能会掠过以上那些想法吧。她知道，有些事情必须弥补并尽快了结；没有什么可以让一切重新回到1900年之前如梦初醒的样子；但是，直到她去世的那一天，貌似她也未曾意识到，在那一年，朝廷是多么艰难地逃脱了毁灭，如果要恢复其威望和权力，她和她的继任者将面临多么艰巨的任务。尽管她无疑掌握了有关国内外革命社团活动的一切信息，还了解到孙中山等辈的反清宣传，但她从未被告知——也没有敏锐的洞察力去看见前方的危险——革命幽灵正在逼近皇位。

我不想描述八国联军和中国政府之间漫长而乏味的谈判，总之，谈判的结果导致了1901年慈禧太后重回北京并重新掌权。无论从中国的角度还是从八国联军的角度来看，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 都远非令人满意。义和团的几个头目和反洋的作恶者（比如毓贤）被处决了，还有一些人，比如谎报战况的刚毅，如果不是死于疾病或自杀的话，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徐桐、崇绮等人被贬到新疆，其中有几位皇族成员（载勋、载漪、载澜等）被流放或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端亲王被贬了官职，选其子为皇位继承人的计划也被取消。鉴于外国人在动乱中遭受的损失，以及参加军事行动的各种远征部队之费用，中国必须按约支付大笔赔偿金。正如本书开篇所述，醇亲王被派往德国执行赎罪任务。尽管这项任务很丢脸，但他比他所代表的皇帝弟弟幸运多了。如果皇帝本人能够亲自参与这项任务，从而摆脱继续在奴役中苟延残喘7年的悲惨生活，他会欣喜若狂的。

这种解决办法远非令人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各国列强的代表之间缺乏坦率和诚恳，其中一些国家之间总是相互猜疑和嫉妒。也因为他们对近期中国政治和宫廷阴谋的背景一无所知，还因为俄国虽然没有热情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活动，却在满洲玩着另一场游戏，并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与中国政府谈判。正如我们两年前从定居满洲的英国人那里听到的，中华帝国的那部分领土，更确切地说，叫作“满洲帝国”——已经变成了俄国的附属物，只是名义上还是中国。因此，俄国人在1900年所做的仅仅是巩固和扩大其先前的成果。

康有为自然会怀着强烈的兴趣和沉重的焦虑去密切关注各国列强针对义和团悲剧所产生的各种问题的处理方式。他由衷地赞成对毓贤、端亲王等义和团头子的处罚，但八国联军未能坚决要求皇太后退位和皇帝复位，这让他忧心忡忡。他当然知道，只要皇太后还掌权，他就不可能重新得到朝廷的青睐，也不可能再次成为开明进步的君主信赖的顾问。然而，他关心的重点不是自己的命运和官运，而是皇上的安危，他自然觉得自己对皇上的悲惨遭遇负有很大的责任。

1901年6月，八国联军向清廷口述了和约条款，并对大多数犯罪者适时施加了惩罚，可惜，皇太后明显属于例外，而康有为依然远离故土、继续流亡。他当时生活在槟榔屿，借助于英国海峡殖民地总督的庇护。他在那里写了一份备忘录，并请人翻译成英文，供两三个英国朋友翻阅。他在文中强烈批评八国联军没有坚持惩罚那些他认为的最坏的罪犯，并表示真诚希望他们不要丢下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备忘录的中文原件在哪里，但我这里备着康有为亲笔签名的英文译本。据我所知，这部手稿的中文和英文都从未出版过，但我也不打算在此展示其内容提纲，这是长达28页的四开本，其中23页文字重点抨击了所谓的“罪魁祸首”荣禄，其余5页囊括了对慈禧最宠爱的太监李莲英的谴责。

我之所以不打印且不分析这份有趣的文件，是因为后来我与康有为交谈时偶然得知，他也意识到自己对荣禄的评价有失公允。康有为对荣禄的强烈偏见显然是后者在促成1898年9月皇太后政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导致的。我毫不怀疑，康有为之所以改变他对荣禄的看法，主要是因为荣禄是醇亲王的岳父，也是光绪的继承人宣统皇帝的外祖父。荣禄的效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已废宣统的忠贞不贰，就如康有为对已废光绪的忠贞不贰。因此，康有为再也不敢公然抨击那个誓死效忠于皇上的人了。

康有为在备忘录中说，荣禄对朝廷加入义和团运动负有主要责任，因此在随后的暴行中也有罪责。在这一点上，康有为显然是判断失误，但他事后向朋友们坦承了。因为有很多反对荣禄的间接证据被八国联军指挥官和驻北京的外交机构接受，所以，他的误信也就不足为奇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八国联军认为荣禄是围攻使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因此，当慈禧任命他与庆亲王、李鸿章等寥寥数人去合作谈判和平条约时，八国联军拒绝承认荣禄为全权代表。然而，后来人们发现，如果慈禧太后听从了荣禄的劝告，就不会对列强宣战，不会围攻使馆，也不会在北京及其他多地屠杀洋人。我们现在知道，荣禄为反对端亲王这样的狂热的亲义和团运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冒着丧失官场前途甚至生命的危险，坚决拒绝让义和团得到他看管的那些重型枪支和其他战争工具，而义和团一旦得手，就会在几个小时内把使馆区变成一堆废墟 。当义和团的疯魔暴行结束后，慈禧太后意识到荣禄的建议是多么明智，她痛悔自己当时没有予以采纳。直到荣禄于1903年去世，慈禧一直视他为自己最忠诚、最值得信赖的大臣。为表达感激之情，她先将荣禄的女儿赐婚给醇亲王，继而又下令让他们的儿子继承无子嗣的光绪皇帝的皇位。

虽然1900年以后，慈禧太后（主要是在荣禄的“急谏”下采取行动）投身于各种改革计划——社会、教育、宪政和军事——她逆转了往日的反动政策，但为时已晚，已无法满足激进分子的要求——这波人起初人数很少，但很活跃，而且与顽固派不共戴天。她装模作样的改革热情（她勉强承认改革的必要性）欺骗了许多乐观的外国人，但被那些对朝廷怀有虎视眈眈的敌意之中国人视为“犬儒主义” 。慈禧回京后不久颁布的一些诏书（例如允许满汉通婚）旨在表明，朝廷希望消除满汉两族之间遗留的差异，但这些诏书对遏制反清的浪潮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905年，镇国公载泽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领队去出洋考察朝政制度。就在北京火车站的时候，一枚炸弹划破天际冲向代表团。镇国公本人和一名代表（邵英）当即受伤。这段时间，朝廷发布了起草宪法草案的命令，根据该草案，政府的形式将近似于君主立宪制。由于慈禧太后的诚意受到质疑，即使这样也未能激起一小撮激进分子的热情或平息他们的不满 。同年，朝廷又颁布了诏书，命令各省政府严厉镇压“革命排满”思潮，但效果微乎其微。

1907年，徐世昌 被任命为东北三省的第一任总督。这是一项重要举措，也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迹象之一。到那时为止，满洲作为清王朝的立国之地，一直由王权直接控制下的军事统治者统治。值得铭记的是，“中华帝国”实际上就是（自1644年以来一直就是）“满洲帝国”。革命者为1911年运动提出的主要理由之一就是满族人是外邦人和入侵者，因此无权统治中国人民。这些事实不容忽视，因为他们与满族皇室在近代满洲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着明显的关系。1907年，为了行政目的，满洲第一次与各省保持一致步伐（设立督抚），直到那时才废除了限制汉族人自由移民到满洲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行政变动是由清政府发起的，并不是因为它有意将“东三省”献给中国，而是出于实际国情，并希望向汉族表明，统治家族把满族和汉族视为一个大家庭。还应指出的是，满洲境况的变化是日俄战争的连锁反应，导致的结果就是俄国人被逐出了辽东半岛（包括旅顺港和大连）和满洲南部，俄国在这些地区的权利转移给了日本。世人要铭记，早在1898年满洲就已经（用那里的英国居民的话来说）成了俄国的——除了名字。俄国对满洲的控制在1900年得到了加强，以至于有位中国历史学家哀叹：东三省全失。1904—1905年，日本在满洲的土地上战胜了俄国，并保留了在战场上从俄国赢得的权利和特权，但将被俄国夺取的省份（受制于这些权利和特权）归还给了政府——当然是清王朝的政府。“清王朝的政府”就是“中国政府”，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因为在汉语中，中华帝国的官方称谓不是“中国”，而是“大清国”，与之最接近的对应词是“满洲帝国”。大清是满族领袖在统治中国之前的王朝称号，后来被保留并应用于辽阔的疆域，中国只是其中最大和最重要的一部分。这种将王朝称号作为国家名称的做法，并不是满族的发明。满族人沿袭了前朝的习俗——既有外域风情，也有本土风俗。中国或清王朝律法中并没有出现“中华帝国”这个名称。尽管中国当局默许西洋人使用这些术语，但对西洋人来说，中国的律法或王朝名称就是一个谜。

虽然总督东北的徐世昌是汉族人，但我们应该注意到，镇国公依然坚信满洲继续和皇室有着特殊的联系。我们还应该发现，徐世昌的继任者锡良是一个蒙古人，他曾担任热河总督等职务，热河与满洲一样，被视为一个特殊地区，由皇权直接控制。1911年，宣统皇帝统治的最后一年，接替锡良的是赵尔巽，他是汉族的封臣，实际上是被收养的满族人。

1907年，汪大燮（后任中国驻伦敦公使）作为第二个代表团团长被派往欧洲各国考察宪政。同年，孙中山和黄兴在广西发动起义，可惜被朝廷易如反掌地平息了，孙中山只好流亡国外。

大约在这个时候，朝廷颁布了第一个禁止学生干涉政治的法令。虽然直到1919年，也就是革命之后很久，“学生运动”才作为一支重要的力量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现在回到1908年，也就是慈禧太后和她的俘虏皇帝去世的那一年。由于本书的主旨不是详述中国改革运动史，因此不必细谈各种各样的改革——政治、教育及其他。这些改革或多或少得到了皇权的勉强批准，有些改革在清朝末年才得以实施。下面我将继续讨论朝廷为安排继承人而采取的措施。

由于光绪皇帝没有子嗣，必须从他的侄子中挑选继承人。光绪有几个兄弟，其中最年长的是醇亲王，他曾于1901年被派往德国，为冯·凯特勒男爵被害事件道歉。在他完成使命归来后不久，慈禧便为他挑选了荣禄的女儿做新娘，并承诺说，如果他们生了儿子，这个孩子将会成为皇位继承人。

当然，承诺得到了践行。1906年2月，醇亲王喜得贵子，取名溥仪。光绪弥留之际，慈禧太后下令，要把这个不足3岁的孩子从他父亲的府邸（北府）带进紫禁城，从那一天直到1924年11月，紫禁城一直是他的家。朝廷以临终皇帝的名义宣布了一道遗诏，于是，小溥仪恭敬地接受了慈禧太后的命令，成了下一任皇帝。值得怀疑的是，光绪的继承人是谁，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情吧。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从来没有见过他自己的遗诏，也肯定没有人向他请示过那道圣旨的内容。同时，光绪的皇后（老佛爷的外甥女）被提升为“皇太后”，封号“隆裕”，从此她就是“隆裕皇太后”；慈禧本人从皇太后晋升为太皇太后，并被授予一系列新的荣誉头衔。而这一切——上文已经说过——都是严格依照历代先例的产物。

新晋皇帝之生父醇亲王被任命为摄政王。乍一看，这一任命貌似水到渠成，几乎不可避免。新君是一个不足3岁的幼儿，他需要很多年才能长大成人，一定得有个摄政王辅助当下政务。谁能比小皇帝的父亲更适合这个职位呢？他是已故皇帝的兄弟，是最高等级的亲王。如果把他放在一边，转而起用另一位皇室成员，那对醇亲王来说必定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怠慢。然而，老佛爷在做出这一任命时犯了她一生中最后也是最大的错误——她没有意识到选择具备一流才干的政治家担任摄政王的重要性。对于清王朝来说，这是不幸的，而我认为，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民来说，这也是遗憾的。皇权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严重威胁。现在根本没时间考虑哪个亲王摄政的敏感问题。也许老佛爷的识人能力和政治远见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吧，否则，她不可能不知道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醇亲王无法完成引领中国君主政体之船穿越险恶海洋的艰巨任务。

当醇亲王被任命为摄政王时，官方及各界人士都知道他没有资格承担摆在他面前的重大任务，这个任命是王朝的不祥之兆。当时流传着一句话：“清朝始于摄政，亡于摄政。”当然，更早的先例就是摄政王多尔衮，他是顺治皇帝的叔叔，也是清朝第一个实际统治中国的摄政亲王。这让人想起了苏格兰的詹姆斯五世临终前说的一句话：“朝政始于联姻，亡于联姻。”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袁世凯曾经努力阻止溥仪被提名为皇位继承人，因为他知道，溥仪登基意味着醇亲王晋升，这将对他自己的事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袁世凯选择了溥伦亲王 ，他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如果袁世凯对溥伦的支持能获得成功，当然会继续留任，毫无疑问，他会受到新君主的高度青睐。这种局势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再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醇亲王（载沣）是——过去是，现在也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没有恶意或报复心，善于交际，对中国戏剧感兴趣，这种“兴趣”不亚于他对政治或大千世界的“没兴趣”。他对满族语有相当的了解（他是公认的两位博学亲王之一，另一位是载勋）。他用心良苦，试图用他那慵懒而无效的方式取悦每一个人，可惜毫无效果。他逃避责任，完全没有商业头脑，极度缺乏能量、意志力和勇气，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身体勇气和精神勇气皆已缺失。他在紧急情况下无能为力，没有独到的见解，容易受花言巧语者的影响。况且，在他成为摄政王之后，马屁精们的奉承往往使他固执己见，而实践证明，他的那些个人观点几乎都是谬论。我与醇亲王有过几年的“亲密接触”，他在支配皇族或他的皇帝儿子等方面做错或选错道路的致命倾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曾一度向紫禁城的同僚们提议，采取一种通用的原则去扭转他的坏倾向：如果出现了两种可能的行动方案，先问摄政王的想法和选择，然后，我们再执行他放弃的那种方案。

我们应该赞扬，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纪念那位殉难的皇帝弟弟，以及曾经为皇帝服务的一些忠义之士。醇亲王应追授荣誉给帝师翁同龢，但他不敢把康有为牵扯进来，而且他对待袁世凯的方式——不管我们认为是过于宽容还是过于严厉——结果都是灾难性的。1908年以后，尤其是在令他敬畏的隆裕皇太后去世之后，他开始表现出一种奇怪的虚荣心，而且表现模式相当怪异，用时髦的行话来说，这也许源自一种自卑情结吧。至今，他幸而对自己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任何缺点一无所知，也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统治者或政治家生涯中应受谴责或蔑视的任何事情。他的周身充满了乏味的自我满足感，这似乎是内心不安的外在迹象，也许真的具备某些防御功能吧；因为，一旦这种不安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他就会因羞愧难当和万念俱灰而变得疯癫。

仅凭新君是醇亲王的儿子这一事实，并不能使得醇亲王被任命为摄政王成为必然，但是，任命另一名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肯定也是困难或不可能的事情。慈禧太后还有另一条路可走，如果她选择了这条路，也许就能把清王朝从废墟中拯救出来，也能使中国免于数十年的混乱和内战。她本可以回避所有的亲王，自作主张任命一个摄政委员会，由帝国中一小群最有能力和最开明的政治家组成。这里有一个可行的方案——建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其中，两名是满族人（但不是皇族亲王），三名是汉族人。委员会中汉族成员人数超过满族人，这样会让汉族人沾沾自喜和引以为豪，还可以令所有人（孙中山等少数不可调和的反清分子除外）相信，朝廷决心消除满汉两族之间的一切差异，并将全国人民的利益置于一切考量之上。为了使这个计划可行，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放弃“皇位是统治阶级的私有财产”之有害理论，并接受“皇位是中国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之原则，它的存在不是为了皇族的荣耀和利益，而是为了人民的福祉。

挑选摄政委员会的成员，这是一项困难但绝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反动派和蒙昧主义者虽然人数众多，但已不能再通过与义和团结盟来阻止改革的浪潮了。人们都敢于公开表示，改革来得太晚了，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否则就会遭受灭顶之灾；此外，中国不乏有能力且爱国的开明官员和政治家，他们对朝廷还没有完全失去信心。我只需提一下徐世昌、赵尔巽、郑孝胥、李经迈（李鸿章之子），以及至少十几个符合条件的人，还有康有为领衔的广东地区忠臣代表团。如果袁世凯本人被任命为摄政委员之一，可能会满足他的野心，从而保住清帝的皇位。如果需要的话，让摄政委员们知道，幼小君主的利益和福利已经全权委托给了他们，这本身就是对他们忠诚的激励。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确保小皇帝在健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并避免受到紫禁城的消极影响。这必然会导致太监制度的废除，也必然会严重削弱腐败奢侈的内务府的权威和影响力。摄政委员会也有责任确保将小皇帝的教育托付给良师——他们不可以是偏执的保守主义者，对所有文明的优点视而不见；也不可以是极端的激进分子，沉醉于自己吸收的西方知识，还企图打破中国文化的基础。这样的帝师才能使小皇帝对东西方的思想、艺术和科学产生共鸣，并在现代条件下自学成才，变身为一位驾驭“世界大国”的立宪统治者。

我的憧憬是——少年宣统远不像其他的少年皇帝，他的统治不会给王朝带来诸多的软肋和危险，甚至还可能为中国人民及其君主政体开创一个繁荣而荣耀的新时代。可惜，这一憧憬只是海市蜃楼。中国得到的不是一个摄政委员会，而是一个醇亲王，结果（也可以说“接下来”）就是一场革命。 Ya3FXqxGwgu1/RF1W39+Vzs1OMg4YyrnOmstozE8vhK2sz8f0sW+OU/4DfSOSX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