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的成就是显著的,但如果不是他的理论的外衣正好迎合了时代需要,他也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马歇尔基本上建造了一个“分析机器”,即一种普遍适用于揭示真理的机器,不是一个具体的真理,而是用来揭示这种具体真理的工具。对于发现有某种作为经济分析一般方法的东西,或者发现就经济学家分析方法的逻辑而论,不管他们是研究国际贸易、失业、利润、货币问题,还是其他任何问题,他们对于手中掌握的某种材料,总是大量运用同一种方法——这一发现不属于马歇尔,并且也不是他那一派经济学家中任何一位的发现。为了使我们相信至少从重农主义时期起,所有合格的经济学家都已经知晓并熟悉这个真理,我们只需看看李嘉图的著作:第一章显然是“揭示具体真理的工具”的蓝图,第二章是对第一章的补充,其他章节仅仅是一系列实现这个蓝图的实验。在马歇尔以前,从来没有经济学家如此充分地掌握这一蓝图的意义,如此大力地去宣传它,并且按照它去办事。
19世纪三四十年代机器制造业机械化的实现为英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的标志。它使英国社会结构和生产关系发生重大改变,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推动了法、美、德等国的技术革新,影响广泛。
如今,在一个对经济理论的性质和作用持相同观点的人身上,人们期待的可能是与《经济学原理》完全不同的论著,它可能永远不会受到如此普遍的欢迎。我们已经发现了《经济学原理》比其他论著更幸运的原因:几乎每一页文字都能展现出马歇尔的历史哲学修养——他的分析“嵌入”了一种能够博得外行人好感的华美外衣,令人感到舒服。这种分析不会裸露在人们面前,它是有血有肉的,马歇尔对商业事务的观察很容易将其“装配”起来。所有这些说明马歇尔所做的并不只是简单的、符合人们口味的阐述,而是不可被其他经济理论替代的学说。
但是还不止于此。马歇尔可以自由地工作,不必经常考虑或指出他所研究的知识的实用价值;他甚至可以大胆地忽略实际应用的任何可能性——这也是他如此成功的原因之一。经济学家不仅要为那些难以解决的问题绞尽脑汁,还要不断为由于迫切要求直接“有用的”结果而多方考虑,如出于解决当下问题的考虑,或出于人类生存处境改善的考虑。与物理学家不同的是,为了对付当前的麻烦,也为了人类处境的改善,马歇尔不允许别人说所有成功的生产都是迂回生产,也不允许别人说即使是实用结果也是通过不以它为“有用”目标而获得的。但马歇尔对于激励这些要求的信条并不感到反感。实际上,他完全赞成这一信条。“为艺术而艺术”在他高尚的精神中是毫无地位的。为他的国家和时代服务,以及教给人们立即就能用得上的东西,正是他本人最乐意做的事情。他不反对那些有关人生价值中的一些朴素的道理,也喜欢宣扬有关高尚生活的信条。
此外,他对贵族生活的观念、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见解,碰巧与他的国家和时代的观念、看法和见解相吻合。更确切地说,他的理想和信念不是1890年时一般英国人的理想和信念,而是1890年时一般英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信念;他接受身边的制度,尤其是私有企业和家庭制度,毫不怀疑它们的生命力以及在其周围发展起来的文化生命力;他接受当时流行的功利化的、否神学化的基督教信仰。他心安理得地举着正义的旗帜,毫不怀疑曾经遭受打击的折中主义如今的有效性。这样,他给予读者的东西正是他们所渴望的东西——他的话既高尚又令人鼓舞——同时还不违背自己的良心。
我们可以怀疑一部科学论著中是否应该涉及信仰问题——虽然在这方面马歇尔和牛顿的情况是相同的 。我就是怀有这种疑问的一个人,而且我们可能都不赞同其中的某些特定信息。我承认我只反感维多利亚中期的道德说教,它带有边沁 主义味道,是没有魅力、没有感情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但它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马歇尔的读者有着不同的感情倾向,他们喜欢在他们看来唯一正确而高尚的精神分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