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在多年的辛勤工作后产生的。在1890年初次问世时，其就立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这本书的问世就像是一场伟大的演出，它披着最吸引人的外衣出镜，完全迎合了那个时代大众言论的趋势，同时也与当时经济领域的发展状况相契合——事实上，他的观点和天赋都赢得了人们的赞赏。

但是如果想要准确地定义这部著作的性质，就没有那么容易了。如果直接指向《经济学原理》所提出的分析工具的核心，则很难做到对它完全公正，因为这个核心周围的各个角落，都笼罩在一种以感染力和凝聚力为历史基础的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学的氛围中。实际上，马歇尔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历史学家，但他确实是一流的经济史学家。他对史实的掌握与他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分析习惯并没有割裂开，而是形成了紧密的结合。具体而言，就是将鲜明的事实归纳总结成原理，再将原理运用到纯粹的历史研究中。当然，这一特点在《产业和贸易》中表现得比在《经济学原理》中更为显著。在《经济学原理》中，即使是在历史概论部分，历史事实也被大量削减了，因此不论对追随者还是批评者来说，这部分都似乎是一种缺失。历史事实虽然被削减，但并未缺失，马歇尔对同时代的商业活动孜孜不倦、感同身受的观察结果也一直存在，很少有经济学家能像他那样了解这些商业活动。正因如此，他后来的成就表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局限性。与马歇尔同时代的中等规模的英国企业的商业实践活动无疑吸引了这位分析家过多的关注，因为他声称自己的主张是可以被普遍应用于实践的。但在这种限度内，他在现实主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大大地超过了亚当·斯密——这是唯一可以进行比较的例子。这可能是他在英国没引起制度学派反对的理由之一。

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反对曾经在美国出现，这是不难理解的。曾经有一段时期，一个去除了历史背景，被简单化了的马歇尔主义盛行于大学的日常教学工作中，一直持续到当时一些激进的学者对此感到厌烦为止。于是，当人们背弃传统化了的马歇尔主义时，会认为是背弃了真正的马歇尔主义；当人们破除障碍走向经济现实时，又会忽视一个事实——在他们实现这一过程的途中，马歇尔主义曾起到路标的作用。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分析核心在于静态经济理论。但是这一理论的独创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因为对我们来说，它只是当时已经成长起来或正在经历成长过程的一个派系中的一员，而且这一派系的其他成员毫无疑问是与马歇尔学说无关的，是自成体系的。他的工作习惯和发表成果的方式，又使经济思想史学家对他的意见不能给予公正的肯定，希望读者不要对此产生误解。作为马歇尔的学生，凯恩斯先生在为他写的传记中，为其主观创造力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关于这一问题，马歇尔本人保持了庄严的沉默，只是在感情上表现为：对古典学派，尤其是李嘉图和穆勒，采取谨慎而公正的态度；对门格尔、杰文斯及最伟大的理论家瓦尔拉斯等采取中立的态度。接下来的描述与真实情况十分相似。

从凯恩斯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知道，其实不是求知的好奇心把马歇尔引向经济学家阵营的，而是一种更强大、更仁慈的动机把他从对伦理道德的思索中引向了这个阵营。这一动机也是他所肩负的伟大使命，即减轻英国贫困阶层的苦难。当谈到他要献身于这一领域时，他经常遭到沉浸于当时英国经济思想研究的一位朋友的坚决反对，这是他为什么转向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寻求启发的原因。在马歇尔的作品中，也有其他迹象表明他投身经济学是从阅读穆勒的作品开始的。1867年，他又吸收了李嘉图的观点。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一点，也可以很容易地推断出来，因为当时的情形是一个完全受数学教育的大脑求助于两个充满热情和活力的创造者：首先，他震惊于两个创造者，尤其是穆勒对于有说服力的事实证据和明确的结果表现出漫不经心、迷惑不解的样子；其次，他会立即开始突破各种限制，并归纳总结出核心观点。要把穆勒的结构转化为马歇尔的结构，除了上述两点以外，也不需要其他更多的东西了。

当然，这是重要的不容忽视的成就。许多理论物理学家能够永垂不朽的原因正是在于他们在某一方面取得的成就。马歇尔本人承认库尔诺和屠能对他的帮助，确实，这两人对他的深刻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用于局部均衡或部分均衡分析的供求曲线是库尔诺的曲线（当然也不能忘记弗莱明·詹金），而这个数学天才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自然而然地想起的边际分析法是屠能的分析法。至于边际效用，杰文斯著有《政治经济学的通用数学理论》，这是1862年他在剑桥召开的英国经济学会会议上宣读的文章，这篇文章将这一概念放在“效用系数”之下。瓦尔拉斯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的两部分分别发表于1874年和1877年，其中的静态模型理论框架比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所描述的还要完整。但是考虑马歇尔的阅读习惯，当时这位经济学家可能不知道这些著作的上述内容。至于其他在技术上占先的一切著者，他们对于马歇尔的贡献只能是零碎的。

这似乎解释了马歇尔想要将所有经济理论改革者要阐明的观点都归于穆勒和李嘉图的倾向。虽然瓦尔拉斯的热烈推崇者可能会因为《经济学原理》中很少提到瓦尔拉斯而感到不高兴，马歇尔的热烈推崇者则可能因为马歇尔没有表现得更为宽宏大量而感到遗憾，但对于马歇尔在别人对自己帮助的认可程度这一点上，没有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然而，若说马歇尔曾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对曾给予他大力帮助，并且始终与他并肩作战的盟友——数学表达感激，是有反对意见的。

如果上述判断是正确的，则不容忽视的是，他的特殊的数学才能对于他在经济理论领域中的成就是有益的，正是数学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产生了这一成就。如果没有其数学分析方法的运用，很难完成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模式向现代研究方法的转变。当然，也有人可能会说，任何一个结果，甚至是对一个相互依存的经济因素体系的总的看法都可以通过非数学的方法来获得，就像我们步行也能走到火车带我们去的任何地方一样。即使我们不考虑这样的事实，即不以数学为核心是无法提供强有力的证据的，尽管在一些简单的情形中不需要采取数学的形式，但我们仍然无法忽视另一个事实，即马歇尔式的分析正是以数学手段为前提条件的。马歇尔总是拒绝承认这一点。他对这位忠实的友军从来没有给予过充分的肯定，他隐藏了帮助他完成伟大使命的工具。

当然，他采取这种态度，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不愿意把外行人吓跑了，还有着其他的野心——“让商人读懂”。他担心会树立一个可能引起误解的榜样，即让接受过数学训练的人认为经济学家所需要的仅仅是数学这种工具。这种顾虑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或许也有人可能希望，对于在一定程度上受他作品的激励开始信奉和拥护严谨地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们，他能够给予更多的鼓励。他似乎没有认识到，“被数学吓跑”这种危险并不限于经济学领域，只不过在其他领域尚无证据表明危险性有这么大。任何一种科学，如果没有信奉者，就没有进步。且不说人类知识的所有分支学科，仅经济学一门学科就永远无法让外行明白。实际上，如果读者完全没有数学方面的基础知识，是无法完全理解马歇尔本人的著作的，那么企图使他们按照马歇尔的想法去思考问题也是没有意义的。如果马歇尔能够坚决地支持这一前进的路线——在开辟这一前进路线方面，马歇尔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任何人都多——可能会收到更多的好处。 BF+r610NcNCIDUPspp/uFP+DbnO1lfEX8Vbw63NO9ReyqFa8T7RLw4rg3dnf8BJ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