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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所收录的都是写作于1910—1950年间的文章，其中有关瓦尔拉斯、庞巴维克、门格尔的三篇是用德文写的，其余各篇是用英文写的。这些文章都曾经在杂志上刊载过——有的是为了纪念某些重要的事件，有的是为了纪念某位去世的经济学家，比如纪念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发表50周年，纪念帕累托100周年诞辰等。熊彼特认为这些文章是为了纪念而仓促写成的，没有刊集成书的价值。但为了方便人们得到这些资料，1950年1月，也就是熊彼特去世前几个月，他还是同意把这些文章交付出版社整理出版。
由熊彼特来写这些文章无疑是适合的，因为他和这些文章的主人公大多有着各种联系，有的是工作上的联系，有的是熟悉的朋友，其中还有几位与熊彼特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熊彼特试图提出“关于经济变化的纯经济理论，也就是说，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建立在推动经济体系发展的基础上的，而且是从一种均衡过渡到另一种均衡的外部因素”。这一点无疑是重要的，因为熊彼特与同时代及过去的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看法，即这种过程是否是由这个经济制度本身所引起的。
熊彼特认为经济学是一门要借助于长远眼光和技术进步的学科。因此，他推崇马克思关于经济过程的见解，同时推崇与他仅有一面之缘的瓦尔拉斯的纯经济理论。就像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所说的那样：“经济学就好像是一辆巨大的公共汽车，它一路搭载着许多兴趣和能力各不相同的乘客。如果只谈纯经济理论，那么我认为瓦尔拉斯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均衡体系完美地把革命的创造性和古典的综合性融合在了一起，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马克思与瓦尔拉斯的区别就是，前者试图给出经济变化的逻辑解释，后者则给了我们一个“理论工具”。
总体来说，熊彼特对经济学的看法是：对历史的和纯理论性的东西、计量经济学和海量的调查资料、社会学以及统计学等持肯定态度，因为这些是有益的工具资料。
熊彼特在维也纳求学期间与门格尔、庞巴维克和维塞尔相识。那时门格尔已从大学退休，熊彼特只见过他一两次，但是书中记载的一些事是翔实可靠的。熊彼特积极参与了维塞尔和庞巴维克的研讨班，还和庞巴维克就利息率的问题展开了一次著名的论战。在1921年庆祝维塞尔诞辰七十周年时，他是三位发言者之一。
熊彼特虽然很看重奥地利学派，但是无法完全算作该学派的一员。实际上，他对提出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的洛桑学派更感兴趣，这个学派源于瓦尔拉斯的著作，创始人是帕累托。帕累托是瓦尔拉斯的学生，后来又接替瓦尔拉斯在洛桑大学担任了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们的学术影响被低估了，因为一些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著作过分“数学化”和“理论化”。即便如此，洛桑学派在早期还是有了两位一流的美国信徒——欧文·费雪和穆尔。这本书共有9篇文章，其中3篇是关于瓦尔拉斯、帕累托和费雪的。在关于帕累托的文章中，熊彼特提到了他们的一次聚会，会上大家谈到了许多经济学家，当时帕累托对欧文·费雪赞赏有加。熊彼特后来回忆说：“我听到帕累托高度评价费雪的《资本和收入的本质》时，确实有点意外。”
熊彼特在维也纳获得学位后，前往英国生活了几个月。在英国期间，他拜访了几位著名经济学家，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马歇尔。1933年12月，熊彼特给《经济学杂志》写了一篇关于凯恩斯传记文集《精英的聚会》的书评，他在注释中描述了这次拜访。在评价凯恩斯写作的关于马歇尔的文章时，他写道：“1907年的一天，我吃早餐时隔着餐桌看到了马歇尔，我告诉他：‘教授，在我们谈了关于我的一些新的经济学想法之后，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正打算匆忙走入一段不明智婚姻的莽撞青年，而您就像一位慈祥的老者，正想办法劝我放弃。’他（马歇尔）回答道：‘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如果它要是可行的话，老人的劝诫就没有用了。’”
熊彼特与陶西格、费雪、米切尔等几位美国经济学家相识较晚。1913—1914年，熊彼特作为交流学者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们应该是从这时正式认识的。在此之前，熊彼特曾阅读过他们的著作，还和陶西格通过信。那是在1912年11月，陶西格在剑桥写了一封信给他，在这封信中，陶西格说：“我对于你的理论和论证没有什么异议，只是觉得这些观点还可以更实际一些。”陶西格还在信中附上了若干供给图表，并说道：“我近期在做一项工作，那就是把运用于资本、土地的论证运用于劳动力，并试着发展一种‘租赁’劳动理论，尽管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个大纲。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我的朋友J.B.克拉克进行过这种论证，后来欧文·费雪也做了更细致的论证，但是至今也没有取得让人信服的成果。我并不是自大到认为只有自己才能得出这个结论，但我确实希望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贡献。”
熊彼特很钦佩欧文·费雪和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也跟他们成了朋友。他和费雪共同创办了计量经济学会，并曾经到费雪位于纽黑文的朴素的家中做客。他发现费雪家中没有烟、酒，甚至连肉都没有，咖啡是为这位“奢侈的”客人特别准备的。本书中纪念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逝世的文章完成于熊彼特逝世前的一个星期。米切尔和熊彼特都在研究商业循环，他们的学术观点很相近。为了研究和分析商业循环的现象，熊彼特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过程中几乎没有获得来自他人的帮助。他的工作方式一向如此，但是他对那些能够明智地利用国家经济部门有关资料的人也十分赞赏。
熊彼特与凯恩斯的关系有点微妙，虽然双方都曾经在很长的时间里担任《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但直到1927年他们才见了面。由于一些很难解释的原因，他们两人的关系无论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学科角度来说，都不算亲近。
就像哈伯勒早前在《经济学季刊》中所指出的那样，熊彼特的文章特别晦涩难懂，这可能是因为这些文章是用德文写作的。哈伯勒说：“他的文字书面感很重，这种风格恰好能表现他的复杂的思想结构，所以我们在熊彼特的书中总能看到大量的长句子、大量的修饰短语、对修饰语的再修饰以及对含义差别的详细论述。”熊彼特本人对这一点也是清楚的。关于庞巴维克的那篇文章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情况，熊彼特曾说过那篇文章太冗长，应加以删改，否则很可能会影响读者的阅读。
本书中所收录的关于庞巴维克的文章已经进行了大幅删减，差不多少了一半的内容。这项工作是由哈伯勒和文章的译者赫伯特·查森豪斯教授等一起做的。在这里，我要表达我对哈伯勒教授以及三位译者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热心和慷慨的帮助。此外，我还要感谢保罗·斯威齐，他和我一起审阅了全书，帮我做了很多润色和澄清含义的工作。
伊丽莎白·布迪·熊彼特
1951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