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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累托的父亲，热那亚人马尔凯塞·拉斐尔·帕累托伯爵似乎是一个受19世纪前半叶意大利复兴运动影响的典型人物，是马志尼
的热烈拥护者。或许较多地由于国家而不是由于社会，他是“阻碍意大利走向全国统一的一切政府”毫不妥协的敌人，而且他是这个意义上而非其他方面的一位革命家。因此，他流亡国外，逃到巴黎，娶了一位法国妻子，而本文的主人公就在法国出生。如果加雷尼将军曾经把他自己描述为“既是法国人又是意大利人”，那么维弗雷多·帕累托也可以把自己描述为“既是法国人也是意大利人”。他于1858年被带到意大利接受学校教育，并于1869年获得了工程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开始从事工程和工业管理工作，并在换了几次工作以后升任意大利钢铁公司的总经理。直到1893年，他才到洛桑大学，并被任命为瓦尔拉斯的继承人，虽然前几年人们已经接受他是一个专业的经济学家了。他主要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间大概是1892年到1912年，实际上他后来的一切作品在性质上都是属于社会学方面的。他在1906年辞去教授职位，回到位于日内瓦湖畔的家中休养。在精力旺盛和富有成果的老年阶段，他逐渐成为“孤独思想家”。
上述情况基本上已经满足了我们的需要。我们只需着重指出已经提到的几件事，不必再增加其他的事实。首先，他有作为一位工程师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并且他早年所掌握的数学知识已达到专家水平 [1]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他是一位非同寻常的经济学家，他完全熟悉工业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学院经济学家、公务员和政治家靠所能利用的方法获得的熟悉、精通程度是十分不同的。最后，他对现行的经济政策有强烈的兴趣，使得他在开始创造性研究之前，几乎就已经是一位经济学家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即将在另一处加以评述。弗朗西斯科·费拉拉在当时仍然声名卓著，而自由主义者不加批判地赞美的那种理论结构仍然没有遭受冷遇。费拉拉的著作，特别是发表于《经济学家文库》的关于经典著作的序言，使帕累托受益匪浅，其影响不亚于或者超过了他在学生时代的大学课程所赋予他的教诲。帕累托对瓦尔拉斯著作的研究则源于马斐奥·潘塔莱奥尼的建议。
上述各种事实都不能够完全说明帕累托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甚至都不能说明他对所处时代和国家实际问题的态度。我绝不相信他的个性会像极容易被抽干的水池那样，轻易就能被人剖析解读。但是我能肯定，凡是认识他的人都会同意这种说法，即贵族的背景对于他这个人比对其他人而言，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这一背景使他不能和共同生活在社会上的人们在精神上达到共鸣，也使他不能成为被任何集团完全接纳的成员。这一背景还使他不能和资产阶级思想的产物建立某种情感上的联系，如被称作“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孪生兄弟。这一背景的作用是使他有足够的收入维持生活——一开始是勉强糊口，后来生活富足
，这也为他提供了把自己孤立起来的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古典学说也起着同样的作用。这不是指他和当时每个受教育的人所共享的那部分古典学说，而是指他通过夜以继日学习希腊和罗马古典文献所形成的属于自己的那部分古典学说。古代世界是一个博物馆，不是实践科学的实验室。他过于相信那里面所积累的智慧，结果必然会远离生活在1890年或1920年的任何人群。他参加本国政治和政策辩论的结果，使他完全把自己孤立起来了，以致在接受洛桑大学邀请之前，他就已经决定移居瑞士。孤立对他的暴躁脾气是有影响的，只是在晚年，第二次婚姻所带来的家庭和睦才使他脾气变好一些。
加里波第军队和那不勒斯军队之间的战斗。加里波第是使意大利完成统一的英雄，率领一千余人与那不勒斯的两万大军在圣玛丽亚展开激战，加里波第与其大战两日才将其击败。
他为什么会选择带着一腔愤怒离开自己的祖国呢？他从内心深处热爱祖国，他不仅渴望而且目睹了祖国重获新生。这一问题常常受到那些客观、严谨的观察家的关注，因为在这些观察家看来，似乎在帕累托离开祖国之前的30年里，这个新的国家的情况并不太糟糕。除了经济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且脱离了财政紊乱的情况以外——这里要向凯恩斯主义者们表示歉意——这个国家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进行社会立法，并成功地把意大利建成当时所谓的列强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的观察家将会对阿戈斯蒂诺·德普雷蒂
之类的人所建立的政权表示尊敬。纵使考虑新的民族国家在初创阶段容易遇到困难，观察家对于一些不能令人满意的部分也会加以原谅。但是帕累托没有表现出任何要原谅这些部分的迹象。他只看到了无能和贪污腐化。他投身于对一个又一个政府的激烈斗争中，这就使他成为众所周知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在19世纪，这意味着对自由放任主义毫不妥协的鼓吹者——而且在那个时期的德国新政者们中间，他对下面这种理论的产生起到了推动作用，即边际效用只是用以阻碍改良者的一种邪恶诡计而已
。关于帕累托对经济政策问题的态度，以及1900年以前他在科学著作中所留下的深刻痕迹，可能就是所要说的全部的内容了。即使在那时，在他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中仍然有些东西是直接反对官方自由主义的教条和口号的。他确实是一个反国家主义者，但这是出于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出于纯粹的经济原因：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反对政府活动本身，只是反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热烈拥护的议会民主制的政府。从这一点来看，他的自由放任主义有了引申意义，与英国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完全不同。一旦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其余的就容易理解了。
在19世纪末期以及20世纪最初的20年时间里，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开始表示不满，从单纯地表示失望，发展到对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不断更迭的现象及其在法国和意大利所产生的后果表示强烈厌恶。有这类情绪的人很多，不限于任何一个党派。分析这些情绪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更不用说去评判了。与本文有关系的问题是这些情绪真实存在，而且晚年的帕累托之所以在这种思想潮流中显得突出，不仅因为他在同时代的人中成就斐然，还因为他写了一部社会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索雷尔和莫斯卡的著作——使这些情绪合理化了。
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来说，有些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境遇使他们在思想上对议会民主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特殊情感，他们忘记了这些条件，因而不知道帕累托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这种态度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不需要任何理论来解释它。1914—1922年所发生的事件已经把他召回了政治辩论的舞台。他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凡尔赛条约》的失策，以及国际联盟的无能所发表的精辟分析，虽然在意大利以外没有引起共鸣和反响，但这是他所有成就中最耀眼的部分。最主要的是他目睹了意大利社会的极度混乱，这种混乱十分惊人，只有当一个人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把这些年里的一切困难都归咎于颓废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的政治制度，这位罗马史学者可能想到在罗马共和国元老院中使用过的一个方案，即为了应付紧急局面，元老院常常命令执政官任命一位具有无限权力（虽然是临时权力）的官员，也就是独裁者。执政官应该注意避免使国家的利益受到损害，但是在意大利的宪法里没有这种规定，即使有这种规定，也不会起到什么正面的作用。因此，独裁者必须自己任命自己。除了这一点及赞誉墨索里尼在恢复秩序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以外，帕累托从来没有再进一步。墨索里尼对始终宣讲温和主义的人及始终主张新闻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人，都给以参议员之类的职位。一直到晚年，帕累托始终拒绝接受这一主义，就像他拒绝接受任何其他主义一样。根据英美的传统观点来推断帕累托的行动或感情——他的任何行动或感情——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其他任何东西都沉在他的人格深渊之底。
[1] 我不能准确地说出他的水平有多高。帕累托需要沃尔泰拉告诉他， X d x ＋ Y d y 这个公式经常有无限多的积分因子，而当它有两个以上变数时就不需要这样的因子存在。我不知道一位真正的专家是否会忽略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