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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斯凯教授在他关于帕累托的生平和著作的书中
，引用了社会主义者的《前进》日报在帕累托逝世时刊载的一篇悼念文章中的词句，把他描述为“资产阶级的卡尔·马克思”。我不知道把他这样的人称为“资产阶级”是否恰当，因为他从来不放弃任何机会对无知和怯懦的资产阶级表示蔑视。但在其他方面，这一类比准确地表达出了帕累托给他的同胞留下的印象：他们实际上已经把他摆在了凌驾于同时代其他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之上的显著位置。他在其他国家没有受到如此推崇，在英国和美国，一直到今天，人们对他这个人及其思想仍然是陌生的。诚然，当他的社会学著作被翻译之后，帕累托的学说也曾经风行一时。但由于不符合时代发展潮流，这一风潮很快就消失了。但就纯粹理论家这个小圈子来说，帕累托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即在鲍莱教授的《经济学的数学基础》发表之后，对英美经济学者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在这两个国家，在帕累托所擅长的方面，马歇尔和后马歇尔主义的经济学家做了足够多的工作，甚至抢在其他思潮夺走帕累托已经占领的阵地之前，阻止了他占领更多的阵地。
理论经济学的若干重要发展现在看来都起源于帕累托。这可能令人感到惊讶，但也不难解释。帕累托是法国和意大利文明的产物，而这种文明和英美的思潮相去甚远。在法、意文明范围内，他的突出形象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人们无法把帕累托归于任何流派。他不信奉任何“主义”。没有什么宗派或政党可以声称帕累托是自己这一派的，虽然许多宗派和政党从帕累托所掌握的广博的知识领域中掠取了一些碎片。他似乎觉得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潮流和口号背道而驰是一件快事。极端放任主义的追随者们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来支持他们的观点，可是他对自由主义的“财阀民主”或“财阀宣传”的蔑视是最为彻底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感谢他，他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他还抗议意大利政府在1898年所采取的反社会主义措施。法国的天主教会因为帕累托攻击了对法国教士的迫害（这种迫害是非常不光彩的德雷福斯案
的后续）而感谢他。他还反对孔贝部长的“政权还俗主义”政策，因为他是一位绅士，而不是因为他相信天主教会的教义。
像帕累托这样一位独立好斗的绅士，在争论中习惯于直截了当地给对手以强有力的抨击，这可能会受到某个流派的赞誉，但难以服众。现在他已经是过时的人物了。但即使在他事业的全盛时代，也是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口号统治着官方语言、报纸、政党纲领及一般文献，其中也包括经济文献，帕累托表达严谨的科学成果的材料也不比现在更为流行。这里的问题似乎不在于为什么帕累托没有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而在于帕累托是如何产生这么大范围的影响的。
如果我们把目光局限在帕累托对纯粹理论的贡献范围内，那他的为人、社会背景及地位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但是，帕累托的为人和制约他的一切力量，都十分明显地和不属于经济学纯粹逻辑的理论的任何事情有关，因此有关其人和那些制约力量的评价比科学成就评价中的类似内容更重要、更有益。我先尝试表达出这种意见，然后简略地评述一下他在纯粹理论方面的工作，最后我再看一看他在《普通社会学》一书中所做的关于社会这一概念的不充分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