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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里的十二纪，以十二月令为线索来进行论述，是本书大旨的集中体现，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四卷。《春纪》以下，为《孟春纪》《仲春纪》《季春纪》三部分，每纪皆为五篇，共计十五篇。总的来说，《春纪》讨论的是关于养生的话题，这是因为，依照五行之说，属木的春季是一个阳气滋长、万物复苏的季节，最宜于养生。值得注意的是，在阐述养生思想的同时，著者也构想了宽厚仁爱、禁绝杀生的施政纲要。
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本生》）
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本生》）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本生》）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重己》）
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重己》）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贵公》）
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贵公》）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去私》）
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雠，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吕氏春秋·孟春纪第一·去私》）
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
（《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贵生》）
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
（《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贵生》）
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
（《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贵生》）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
（《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当染》）
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
（《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当染》）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
（《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功名》）
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吕氏春秋·仲春纪第二·功名》）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
（《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尽数》）
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先己》）
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
（《吕氏春秋·季春纪第三·圜道》）
尊重生命的规律，是修身养性的不二法门。
不需要的东西，不必求；无奈何的事情，不必追。
人的欲望，应顺时以适，节而有度。
凡事本于公心，天下才得海晏河清，人间才能安享太平。
所谓“至公”，便是天下本无你、我、他。
人品的真伪恶美，唯有时间可以给出答案。
不因利而伤生，必能推己及人，善待他人。
熏染得当，才能成为一个德行美好的人。
生命在于运动，生活源于自然。
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
如今世间胡涂的君王，过多地设置官职，反而不利于民生，这就失去设置职官的初衷了。
宋仁宗年间，成都华阳人范镇，被擢拔为起居舍人、知谏院。
经过调研，范镇发现国内人力不足、民情困乏的现状，便上疏朝廷请求减少官吏军队的数量。自北宋开国以来，为了增强武备、抵御边敌，军队的兵员基本上是有增无减。范镇却“请约祖宗以来官吏兵数”，这便意味着有一些人会失去工作。并且，这个十分得罪人的建议，还有可能导致兵力缺失的窘况。
不过，宋仁宗却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是因为，范镇的建议较为成熟。关于裁员之后的兵额，他提出了取算历年来的折中数额，作为永久制度的处理办法。如此一来，冗兵、冗官、冗费的现象便能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至于日常经费，要占到国内赋税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余下的三成则被储蓄起来，用以防备诸如水旱灾难等突发情况。
北宋所执行的办法，即精兵简政。不过，为虚张声势，以显强国之势，契丹派使者过来的时候，北宋也大量地招募士兵来充场面。为此，国家每年都要耗费多达百千万贯的钱财。
范镇以为不妥，又进言道：“官家（对皇帝的时称）这个做法不是上策。与其防备契丹，不如厚待三晋的老百姓；与其防备灵夏（史称西夏），不如厚待秦地的老百姓；与其防备西南的吐蕃、大理，不如厚待越、蜀一带的老百姓。总之，防备天下，比不上厚待天下百姓。军队存在的意义，本是为了保卫百姓，如果因为滥官冗兵的出现，反而残害了百姓，恐怕他日的忧患不在四夷，而在过于繁重的兵役和穷困无依的百姓。”
范镇的看法，得到了宋仁宗的首肯。不过，因为改革受到了阻力，终其一朝，宋仁宗也没能解决三冗的问题。
在中国古代，“冗兵、冗官、冗费”的记载不绝于书。
宋朝的科举考试，每届都录取几百甚至几千人，超过唐朝数倍。一方面，这些进士需要安置；另一方面，宋朝对于宗室、亲信及其家属也极尽优待之能事，授官无度。这样的做法，势必会造成宋王朝机构臃肿的情形。
到了宋仁宗时代，境内官员竟已接近两万人，滥用乱封的弊端很大，容易导致人浮于事、吏治腐败的局面。宋王朝后期积贫积弱的现状，与此也不无关系。
所以说，范镇建言除三冗的做法，是合乎国情的。
范镇（1007—1088），字景仁，华阳人，参与编修《新唐书》，与范祖禹、范冲被合称为“三范修史”。范镇一贯直言敢谏，曾弹劾王安石变法，也曾在宋仁宗面前请立太子。晚年时，范镇出使辽朝，被视为“长啸公”。范镇著有《东斋记事》等作品，苏轼在墓志铭中赞曰：“其文清丽简远，学者以为师法。”
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
人本来是可以长寿的，但很多人却无法获得长寿，那是由于外物搅乱了他的心智，因而他不能享寿长久。外物，是用来修养身心、涵养天性的，人不应该损耗自己的生命去追求它。
从汉和帝起，东汉王朝逐渐形成了外戚专权的局面。
为了摆脱外戚的控制，年幼皇帝只好扶植宦官的势力，以期达到政治势力的平衡。在外戚和宦官两大势力的轮流擅权中，东汉的政治越发腐败。
延光四年（125），汉顺帝即位。随后，梁皇后的父兄梁商、梁冀相继做了大将军。
梁冀是一个骄横贪婪、目中无君的人。等到汉顺帝、汉冲帝驾崩之后，梁冀又扶持汉质帝刘缵即位。刘缵年少而有主见，曾当众指责梁冀是个跋扈将军。
一想挽回面子，二怕皇帝成人之后对付他，梁冀便暗中毒害了汉质帝。紧接着，梁冀又将十五岁的刘志扶上皇位。他就是汉桓帝。
梁冀的地位稳如泰山，更为骄横贪婪，气焰嚣张至极。比如，他霸占了洛阳附近的民田，拿来修建广厦豪宅；他抢夺了数千名良家女子，让这些“奴婢”来伺候他的衣食起居；他罗织了不少罪名，令富户以钱赎“罪”……
比较典型的是梁冀敲诈孙奋这个事例。
梁冀先送给孙奋一匹马，再向他借钱五千万缗。孙奋知道这钱必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的，所以只给了他三千万缗。梁冀因之大为发火，便对官府诬说孙奋的母亲是逃婢，偷了他家的财物。孙奋激烈反抗，最后被梁冀的属下活活打死，财产也全没收了。
执掌朝政近二十年，梁冀的物欲也随之膨胀起来。为了追求物质享受，他已变得无所不用其极，成了一个恶贯满盈的人，但他却没想过，膨胀的气球终有一日是会炸裂的。
因为汉桓帝憎恶梁冀，梁冀便派人暗杀其宠妃之母，以示警告。后来汉桓帝忍无可忍，于是密访了单超等五个跟梁冀有私怨的宦官，又调发了千名羽林军，火速包围了梁府。
梁冀绝望之下，只能和妻子孙寿一起服毒自尽，内外宗族亲戚大多被处以死刑。梁家倒台，没收的财产足以使国库丰足，可见这梁冀贪婪到了何种程度！
常言道：“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句话说得颇有些宿命论的意思，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反例，但纵观历朝历代，大多数的富户，都逃不脱“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富户的后人，被物欲扰乱了心智，故而以性养物，本末倒置，将家族陷于不忠不义之地。这等于是给家族埋了一枚定时炸弹。等到楼塌的那日，纵然有泼天的富贵、如山的金玉，也保不住自身的性命，家族的财富。
后世，南宋洪迈亦叹息道：“霍光忠于国，而为子禹（霍禹）覆其宗，梁商忠于国，而为子冀（梁冀）覆其宗，又相似。”
梁冀（？—159），一代贤辅梁商的儿子，顺烈皇后的兄长。梁冀为人跋扈嚣张，物欲极重，可谓是穷奢极欲。梁冀专权乱政，犯下弑君等许多不可饶恕的罪行。同时代的张纲曾预测道：“专为封豕长蛇，肆其食叨，甘心好货，纵恣无底，多树谄谀，以害忠良。诚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
身居高位而富足有余的人，却不明白养生的道理，只会为自己招来祸患，反倒不如做个贫苦而身份低微的人。
卫惠公三十一年（前669），公子赤即位，是为卫懿公。
很多帝王诸侯都有自己独特的爱好，一向安逸骄奢惯了的卫懿公，也“不甘落后”，耗费大量物力财力，圈养了许多的白鹤。
在卫懿公看来，鹤是世界上最美的动物，它们有着修长的颈项，洁美的羽身，亭亭的身姿。他对白鹤完全没有抵抗力，为此迷醉不已，就连出游也不忘将其带在身边，分班侍从。
没多久，白鹤就填满了卫国的宫闱。为给宠鹤以更好的待遇，来满足自己的畸形物欲，卫懿公便给它们按姿定级，让其享受官阶俸禄，拥有自己的侍从、宅第、俸禄、车乘。
一时之间，卫国多出了成百上千的鹤官。渐渐地，供养鹤官、扩建宫苑的钱，已经超出了国库的承受能力，卫懿公便支使朝官从百姓身上去压榨。至于他们能否吃饱穿暖，他可不在乎。
与“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故事相似，懿公好鹤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岂止是百姓受压挨饿！许多想邀宠求封的官吏，也千方百计地驱遣百姓去捕鹤。横征暴敛、不断扰民，已是引起不好的影响，而更为严重的是，一个充斥着大量佞小的国家，能指望它好到哪里去呢？
很快，卫懿公好鹤荒政，导致国力疲敝的消息传到了北狄。
卫懿公九年（前660）十二月，北狄集结了二万骑兵攻杀过来。早就失去民心的卫懿公，根本使唤不动兵士，他们都说：“让鹤去抵御狄人吧！它们可都是卫国的官呢！”与此同时，卫国的官员们也说：“国君可让鹤官去迎战狄人。”
玩物丧志，大错特错。卫懿公决定改过自新，他一边解散了鹤群，一边召集少数心腹亲征御敌。可惜的是，这支临时组建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可言，很快就被击败了。
末了，卫懿公战死于荧泽，卫国险些遭遇灭顶之灾。
据某些史料的说法，北狄人吃掉了卫懿公，仅余一肝脏，而忠臣弘演则自杀掏腹，将这枚肝脏放到里面。后臣子们拥立卫懿公的堂弟公子申即位，史称卫戴公。
有道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楚灵王喜欢士大夫有纤细的腰肢，他们便努力地节食，甚至于因饥饿过度而丢了性命。宣宗喜欢斗蛐蛐，底下的官吏们便纷纷献媚邀宠，给百姓摊派任务。
实则，宣宗乃是守成之君，政绩斐然，但因为宠溺玩物这个污点，他也被人戏称为“蟋蟀皇帝”，岂非得不偿失？
反观宋仁宗，则是一个大体上懂得节制的仁君。当他得知蛤蜊花销不菲之时，便没有心思去吃。当他处理政务想吃羊肉汤时，又怕麻烦厨子导致物料的浪费，也忍着饥饿没有张口。懂得节制，实是体恤臣民的一种表现，因此他也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卫懿公（？—前660），姬赤，春秋时期卫国第十八任国君。在其九年统治时期内，他几乎不关心百姓疾苦，只好个人享乐。荒唐的卫懿公，最终丧失民心，沦为了孤家寡人。这正应了孟子所说的“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仇雠”一言。《史记》曰：“懿公即位，好鹤，淫乐奢侈。”
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
凡是生命长久都是因为顺应它的天性的缘故；反过来，使生命不顺的，正是欲望。
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派将领任嚣和赵佗去南方攻打百越。
不过，秦王朝昙花一现，取而代之的是刘氏所建的汉朝。
到了汉高祖三年（前204）时，赵佗兼并了桂林郡、象郡，并在岭南据地称王，定都番禺，建立了南越国。他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南越武王。
八年后的夏日，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在陆贾的劝说下，赵佗决定归降于汉。自此，赵佗得到了汉高祖所赐的南越王印绶，南越也成了汉朝的一个藩属国。
从汉高祖三年至建元四年，赵佗一直在位，其间汉朝一共换了九个皇帝，而他的寿命，却高达一百零三岁。由于他的儿子都没他长寿，故而赵佗只能将王位传给孙子。
根据史料的记载，赵佗绝非无意拓土、不张血性之君。比如说，在吕后执政时期，汉越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吕后一方面发布了禁止商贸的命令，一方面又对南越发兵。而赵佗也很硬气，不仅发兵抵抗，反攻至湖南沿线，最后还宣布脱离汉朝，并即位称帝。故此，史上也将之称为“武帝”。
只能说，赵佗对于武功的渴望，不及他对修养“内功”的兴趣来得大。
汉朝苦攻无果，吕后过世之后，双方一度休战，但赵佗却采用财物贿赂的方式，成了闽越、西瓯和骆越等国的宗主国，彻底与汉朝对立起来。汉文帝时期，汉越之间才再度修好，赵佗也识时务地除去帝号，归复汉朝。
从几个细节上，便不难看出赵佗长寿的秘诀。
一是，他虽有建功立业的欲望，却能将此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合理的欲望，固然是因其审时度势的眼光，但也是因为他懂得顺应生命天性的自然法则。
二是，在赵佗治理岭南的八十一年里，他始终以和平共处的态度，实行郡国并行制、和辑百越等国策，并不恃强凌弱、穷兵黩武。如此一来，他将汉越融合之后的中原文化—诸如城堡、文字、冶铁业，也带到了南越一带，从而形成了从强大个人到繁荣民族，再到强大个人的良性循环。
在周国平的寓言《白兔与月亮》中，曾讲述了白兔在功利心理的支配下，由“赏月的行家”变成一个“病人”的故事。这种病，是心病，名曰“患得患失”。
最后，白兔意识到，它之所以会有得失之患，乃是因为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利益，而它又无法心安理得地占有它，故而它主动消解了这种欲望，把月亮退还给了诸神之王。
这个寓言故事，可作多样的解读。
若以《吕氏春秋》中有关欲望的格言来观照，完全可以理解为“适度的欲望”能让我们顺应生命的天性，进而保障身心健康、增延生命的长度。
什么是合理的欲望呢？譬如白兔，欣赏而不占据美，便是合理的欲望。譬如我们人，能让自己身心愉悦、不觉负担的欲望，便是一个合适的标尺。
赵佗（约前240—前137），南越武王，岭南地区第一个王国的建立者。赵佗本为恒山郡真定县人，是秦朝的南海龙川令。秦末大乱时，赵佗酝酿着割据建国的计划，终获成功。他是历史上最为长寿的皇帝（一度为南越武帝，后在国内仍被尊为皇帝），也是岭南文明的奠基人。毛主席曾论，赵佗可被称作“南下干部第一人”。
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
（建造规模适中的宫苑、避开干燥潮湿之地、制作足够安身暖体的车马衣裘、置办合乎口味的饮食酒醴、创作宜于舒展性情的音乐歌舞）这五个方面，便是圣王用来养生的办法。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崇好节俭、憎恶靡费，而是为了调节性情使它达到适度的水平啊。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逝，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臣工，一举铲除诸吕，尊奉代王刘恒为帝，是为汉文帝。
刘恒是刘邦第四子，母为薄姬。在刘恒当政的二十三年里，诸侯国尾大不掉，匈奴频繁入侵等问题，已经十分严重。所幸，对于前者，他采取以德服人的策略；对于后者，则明行和亲之法，而暗蓄反抗之力。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开创“文景之治”的刘恒，也是历史上有名的节欲之君。
在宫室苑囿方面，刘恒一贯秉持能省则省的原则。
有一次，宫中拟建一个露台，召来工匠算了算经费，大约要用百金。百金是个什么概念呢？不过十个中等人家的资产。按说，这个数目并不大，但刘恒依然觉得太过奢侈，索性罢去了这个计划。至于车骑服御之物，他也很少予以添置。
在住行方面，刘恒节俭如此，而在吃穿方面，他就更是“抠门”了。
据史书记载，刘恒本人只穿粗质料的绸衣，还每每下诏禁止郡国贡献珍宝，以此来压制奢风邪气。汉朝时兴曲裾，这种服装将衣裳合为一体，极显窈窕身姿。不过，为了节省布料，刘恒规定嫔妃之服不得拖地。与此同时，后宫所用之蚊帐，也严禁绣花。因为，繁复的绣工，也很是奢侈。
当年，秦始皇修筑了极为豪华的陵墓，耗费了过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刘恒却认为，哪怕是皇帝，死则死矣，厚葬并无多大的必要。于是，他颁下诏书，命人在建墓时只用瓦器陪葬，而“不以金银铜锡为饰”。
于用度之上，刘恒厉行节俭之风，这与他在就藩代地时，所养成的恭俭作则之习有莫大的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刘恒懂得以史为鉴，深知秦之速亡在于奢，百姓唯有安居乐业，大汉朝的政权才能安定持久。
故而，刘恒本人躬行节俭，他对待百姓也十分宽厚仁爱，一直奉行“黄老”之政。
无为处，乃有为。在刘恒的治理下，国家人口剧增，流民也重归田园，从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帝国的统治秩序，汉朝逐渐趋于了治世的气象。
西汉的文帝、东汉的庄帝，都是宽俭治国的两个范例。
将目光放至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唐人李商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的论断，实为至理名言。
咱们不妨来对比一下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与实际上的亡国之君宋徽宗。
前者，在位十七年，生活中向来精勤俭朴。对于注重打扮的爱女魏国公主，赵匡胤不留情面地加以申责。在与皇后的闲谈中，他说，他虽富有四海，但必须为天下守财，不能以之奉一人。
而后者，则荒怠政事、靡费甚巨，致使各方矛盾升级，沦于不可收拾的地步。末了，徽、钦二宗，终丧国于内忧外患之间，殒命于异国他乡之地。
“节约与勤勉是人类的两个名医”，唯有善于调节性情，使之达于适度的水平，方可使上位者保一己之安身，成一国之太平。
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文景之治”的开创人。刘恒初封代王，于公元前180年为太尉周勃、丞相陈平迎立为君。刘恒重视德教，并以身作则，其为母尝药的孝行，也被载入《二十四孝》中。其励精图治、俭以治国、废除肉刑等举措，一般认为是明君的典范。魏文帝曹丕评曰：“美声塞于宇宙，仁风畅于四海。”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间，嘉庆帝颙琰猝死于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中。
据《清仁宗实录》的记载，皇帝在驾崩之前，“公启铺匣宣示御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日卯初立皇太子宁”，但实情不如史载那般，出于“为尊者讳”的思想，立储密诏下落不明的事件，也被正史隐了去。
国不可一日无君，那么，立谁为新帝呢？
在这个关键时刻，嘉庆帝的第二任皇后钮钴禄氏站了出来，她告诉群臣，当立绵宁（即位后改旻宁）。旻宁便是后来的道光皇帝。
此言一出，众皆诧然。因为，这个初为侧福晋，后为贵妃、皇后的满洲镶黄旗女子，不但拥有高贵的血统，还有两个亲生儿子。
后宫之中，朝堂之上，夺位之战何其严酷！钮钴禄氏本可名正言顺地将亲儿子绵恺、绵沂扶上皇位，但却在最后关头做了让步，这是为何？
绵宁的生母，是孝淑睿皇后喜塔腊氏。等到喜塔腊氏去世之后，钮钴禄氏才登上了后位。彼时，绵宁还很年幼，钮钴禄氏在抚养二子的情况下，也悉心教养着这个孩子。母子四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很融洽。
之前，一直有流言说，喜塔腊氏是为钮钴禄氏所害的，但钮钴禄氏却不畏谣言，恩养绵宁。她的做法无声地消解了谣言的弊害。后来，钮钴禄氏又立先皇后的儿子为帝，谣言自然不攻而破了。
平息谣言是钮钴禄氏作此决定的一个原因，但同时，她依着“嫡”这个概念，绵宁的情势虽落于下风，但资历却更胜于自己的儿子。
就拿商纣王兄弟来说吧。辛本是帝乙的小儿子，其上还有同父同母的哥哥，但因其母在生子启和中衍的时候还是妾的身份，直至成为王后之后，才生下了纣，因此太史便认为，子启不算是嫡子。
如果把这套理论搬到清朝来，钮钴禄氏所生之子，也不如绵宁的嫡子身份来得正。所以，倘若她执意立绵恺为帝，恐怕会掀起一场大风暴。参考之前九龙夺嫡的惨剧，这样的争位风暴，绝不是她所愿见到的。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善于运用权力的人，可成大事大业，享受它所带来的成功与荣耀；而把权力用崩了的人，则将为权力所“反杀”，最终堕入欲望的深渊。
钮祜禄氏是个聪明人。
她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她懂得礼仪，也懂得政治。懂得礼仪，便知道“嫡”字的意义是什么；懂得政治，便能明白“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的公理。此一举，虽曰遵礼，又何尝不是为了避祸，为了尊生？
不欲令一己之欲，而引动争位之战，钮钴禄氏可说是深谙天下之大道。
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1776—1850），满洲镶黄旗人，嘉庆帝的第二任皇后。钮祜禄氏于乾隆五十五年成为嘉亲王的侧福晋，再于乾隆六十年生皇三子绵恺。在嘉庆帝登基后的六年间，钮祜禄氏从贵妃、皇贵妃，一路升为皇后，深受皇帝宠信。因为无私立君之事，终其道光一朝，受到道光帝的真心敬重。
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
身居高位的人，不愿在细小之处苛求，也不愿玩弄小聪明。
宋太宗赵光义曾说：“蒙正气量，我不如。”他说的是一位平民出身的宰相吕蒙正。
因为父亲妻妾甚多，吕蒙正和母亲被生生逼出了家门，往后的日子变得十分艰难。于是吕蒙正发愤图强，通过读书科考的渠道，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高中状元之后，吕蒙正被宋太宗任命为将作监丞、升州通判。皇帝十分看重他，不仅赐钱二十万，还许给他骑驿马入京面奏的特权。
调入京城之后，吕蒙正节节高升。在为父丁忧之后，宋太宗又起用他为命翰林学士、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再后来，李昉被罢去相位，吕蒙正便被授予了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
在朝廷之中，吕蒙正宽厚自律的人品，直言敢为的性格，一直为君臣上下所称道，而这也引起了部分小人的嫉妒之心。
在司马光的《涑水纪闻》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件逸事。
吕蒙正初任参知政事时，与同僚一起入朝堂。忽然间，他们听到有人隔帘幕说：“是小子亦参政耶！”意思是说，这样出身的人，也能参与谋划政事？很显然，这是以其出身来论人。
有道是“英雄不问出处”，当面揭人疮疤，未免太过分了！
吕蒙正的同僚十分愤怒，见他佯作未觉，想要大步走开，便欲追问出言不逊者的官位、姓名。见状，吕蒙正急忙制止，不让同僚去查问。
退朝以后，同僚依然愤懑难当，后悔自己没有坚持去查问。问及吕蒙正容人之过的原因，他回答道：“如果我知道那个人姓甚名谁，只怕终生都难以忘记他当众讽刺我的事。与其这般耿耿于怀，倒不如不去追问他的名姓。这样的话，对我反而没有半点损害。”
此言一出，同僚不禁对他钦佩有加，既因为他的气度，也因为他的智慧。
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实，位高权重的人，并不一定都有着大度量。
如蔡京等小肚鸡肠的狭量之辈，比比皆是。
面对当众讥讽自己的人，吕蒙正能不计人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往往，胸怀是与智慧成正比的。
今人说，别人递来的是拳头，而你迎上的是掌心，虽然也会有痛感，但这种痛感，会因为你的忍让而减弱许多，后续的矛盾也会随之而消解。反过来，若是以拳相抵，针锋相对，则有可能激化矛盾，闹得两败俱伤。
蔺相如容忍廉颇，吕蒙正不记人过，他们都不在小事上锱铢必较，而是将精力置于家国大事之上，最终才能成就一个大写的自己。
吕蒙正（944—1011），字圣功，河南洛阳人，在北宋初年曾三度为相。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时，吕蒙正高中状元。其人气度弘雅，而正直敢言，连赵普都对其推许有加。《宋史》评曰：“蒙正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
上天覆围万物，没有偏私；大地承负万物，没有偏私；日月普照万物，没有偏私；春夏秋冬更替循环，没有偏私。
周公辅佐武王伐纣，一时功勋卓著，成为机要大臣。
天下还未大定，次年武王便重病不起，引得朝臣震恐不安。在那个崇尚神力的时代，太公和召公便打算占卜一番，以明吉凶。
此时，周公却制止道：“不可。不可行此举，这样会令以先王忧伤难过。”
最后，他决定设立祭坛，分别向太王、王季、文王之灵祈祷。为了表达诚心，祈祷时可以人为质。周公便亲自面北而立，捧璧持圭，虔诚地祝祷，说只要列祖列宗能保武王康健，他愿意以身代武王。
礼毕后，周公将册文放于金縢—金丝缠束的柜子。
册文的大致内容是：周王发因劳成疾，如果先王欠上天一个儿子，请以我来代替他。我是一个灵巧多艺之人，能很好地侍奉鬼神；而姬发却没有这个特长，他的特长是普济天下，令子孙后人安居乐业，令先王永享奉祀。所以，请让我来代替姬发。现在，请允许我通过占卜的大龟听命于诸位先王，如若应之，我将奉上圭璧；如若不应，我就收起圭璧。
结果是吉。
见状，周公很是高兴，再开锁察看柜中占兆书的吉象后，便进宫祝贺武王，说他不会有灾祸，让他务必宽心养病，而后周室天下而计。
至于金縢藏册之事，周公特意告诫守柜之人，不允他泄露半分。
再过一日，武王大愈。
后来，管叔、蔡叔勾结纣王之子武庚和东夷部族，挑衅周朝的权威。周公奉成王姬诵之命，讨平了三监之乱，又将周朝的势力扩张至海边，进而扫清了商王朝的外围势力。
因为忌惮周公，管叔、蔡叔先前散布流言，说周公有欺主篡位之意。渐渐地，成王也起了疑心，这令周公十分心寒。于是他选择了辞位避居。
好在，某日天降大雨，雷电劈开了金縢，成王才见到了册文。为此，他悔恨不已，急召周公复归相位。
唐朝白居易便在《放言五首》其三中写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尚书·大传》评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在《尚书》的今文、古文中，都有一篇《金縢》，同样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也有这样的记载。
虽说，在考据风对策影响下，也有人怀疑《金縢》的真实性，但根据周公在历史上的无私形象，金縢藏册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三国时期，曹操也在《短歌行》中颂扬周公一饭三吐哺的典故，是礼贤下士的做法，是“天下归心”的因由。
“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汉朝贾谊曾如此评价周公。的确，周公在古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深具大义之德的圣人。
周公姬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因采邑在周，爵至上公，故而被称作周公。周公曾辅佐周武王姬发东伐纣王，在摄政期间，他完善了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和井田制等典章制度，堪称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又制作礼乐，推行德治，被后世尊为“元圣”。孔子对周公推崇备至，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雠，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孔子听说了祁黄羊荐人唯才的这些事，说：“祁黄羊的话说得太好了！举荐外人时不回避敌雠，举荐家人时也不回避亲子。”祁黄羊可说得上是公正无私了。
东晋名士谢安，可谓是出名趁早的典范。早在四岁时，名士桓彝（桓温之父）便预言道，以他的资质，将来必不输王名士东海（王承）。在各色赞语的包裹下，谢安渐渐长大，早在上层社会中享有盛誉的他对官禄没有兴趣，只热衷于悠游清谈。
拒绝应召的谢安，隐居至会稽郡山阴县的东山，与王羲之、支道林等名士、名僧往来频密，纵情于山水之间，同时兼任家庭教师，以礼节来教育谢氏子弟。因为谢安再度谢绝征召，朝臣有人提议将之列入“黑名单”，但目光如炬的会稽王司马昱却说，谢安既能与人同乐，将来也必定能与人同忧，总有一日他会应召的。
数年后，谢安之弟谢万负责讨伐前燕，败退后，谢万被免为庶人。眼见谢氏地位不保，四十多岁的谢安不得不出山做官，“东山再起”的成语便是由此而来。
升平四年（360），谢安先在征西大将军桓温帐下担任司马，逐渐权掌机要。
宁康元年（373），谢安与王坦之挫败了桓温的篡位意图。其后，升任尚书仆射的谢安，与尚书令王彪之一同执政，权倾天下。
到了太元年间，为了对付前秦这个劲敌，谢安举荐亲侄子谢玄出任兖州刺史，镇守广陵，总领长江下游江北一线的军务。谢玄在京口兵的基础上，组建并训练了一支精兵劲旅。这支军队便是后来在淝水之战中大获全胜，以少胜多的北府兵。
谢安在对谢玄委以重任之时，自己也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掌管长江下游的防务。因此，他举荐亲侄的做法，令不少人认为他别有意图，但过去桓温手下的谋士郗超却认为，谢玄是个用人能各尽其才，长于应对琐务的人才，他一定能有所作为。
应该说，谢安选将破秦，内举不避亲。其不畏人言的气量和唯才而用的能力，殊为难得。
【释评】
在一开始，谢玄也具有一些纨绔子弟的特点。
谢玄自幼便为叔父谢安所抚养，谢安也花了不少心思纠正他的小问题。比如，谢玄喜欢佩戴紫罗香囊，谢安以为不妥，便借了博戏的由头，将此赢来亲手烧掉。谢玄知悉叔父的用意后，从此再也不去佩戴这些物什。
在谢安的教导下，谢玄的能力才识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升华。谢安曾问子侄，为何谢家的子侄还需要具备才能。谢玄在一片静默中，认真答道：“像芝兰玉树一样，而且要让他生在阶前庭院中。”闻言，谢安十分欣慰。
关于淝水之战，史家范文澜说，“东晋朝建立以来，这是最大的一次战胜扩地”。赢得这场战争，虽然也有一些偶然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北府兵实乃东晋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仅从此点来说，谢安举才唯贤的做法，都是值得称道的。
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人，是谢裒第三个儿子。谢安性好清谈，隐居于东山，以游赏山水和教育谢家子弟为己任。谢氏人才凋零后，谢安始起于东山，自微职而至高位。秉政以来，谢安粉碎了桓温的篡位意图，选拔谢玄等人培养北府军，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时人王俭评曰：“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
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
这就好比各种职官，不能让他们专擅独行，必须得有所制约一样。
高举，是明朝万历年间的举人，起官于完县知县，官至督察院右佥都御史。
在二十多年的宦涯中，高举主要负责监察工作，由于他正直敢言，不随波逐流，故而成为百姓心目中的清官。
明神宗万历十九年（1591）前后，高举在担任河南道监察御史期间，巡按黄、淮两河。因为河道长年淤塞，河水泛滥。高举对地势水情进行了多次巡视，走访多地后才制定了一套详细的治理方案和办法。
其一，上疏皇帝，请疏浚黄堌口以下的旧河，引其水流注入东面，而后填塞黄堌口，转而遏制其南面，等到旧河冲刷时久，才一道堵塞新决之口。
其二，奏请打开泇河、胶莱河，又陈说河漕不宜并于一人，应再度分任其事的主张。
河漕并于一人，说的是明清时期将两套运河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合并为一的做法。
明朝之前，一般是由水政部门管理或由漕运官员兼理河务，到了明朝时，则设置了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简称为总漕、总河。景泰二年（1451）间，曾初设漕运总督，同时命其巡抚地方并兼管河道维护治理工作。
成化七年（1471）十月间，河道淤塞，严重影响了漕运。为统筹河务，朝廷便以专员总理河道，主持治理维护工程。这既是明代设置治河专官的初始，也是漕运、河道分开管理的标志。
但实际上，二督仅负责临时外出督漕或治河，并非固定官职，它们在职能上也分合不定，机构上更是废置无常。因此，将河漕并于一人之时，不仅容易滋生专权腐败之现象，而且也很难提高工作效率。
须知，设官的前提，便是不能给它们提供专擅独行、无所约束的温床。
高举的奏疏呈上之后，朝廷以为可行，第二年，便令河、漕分职，各自掌管其职。终明一朝，河漕二职再未复合一体。
高举的数千言奏疏，亦被刻载于河道工程的碑文上，竣工之后，皇帝又亲加表彰，以示鼓励。
在封建时代，监察制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它能起到直谏天子、体察百官的作用。
此外，负责监察的官员，还应提出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譬如高举，在发现黄、淮河道的问题之后，便提出了改进河漕管理制度的意见。
事实证明，河漕分任其事，必然彼此牵制配合，这是符合历史规律，又切中时弊的一种做法。
现实告诉我们，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繁杂的事务不利于工作的具体展开。《吕氏春秋》也告诉我们，如果不制定相互牵制的工作制度，也难免会出现一人为大、专擅跋扈的情形。
高举（1553—1624），字鹏程，号东溟，山东淄川人。中举任官之后，历事完县知县、河南道监察御史、提督北直学政、大理丞、大理寺少卿、督察院右佥都御史等职。为官二十余年，高举一直为国计民生而虑，屡有切中时弊之言，浙江的老百姓为其立《抚浙去思碑》。卸职后，高举笔耕不辍，有《陶世名言》《古今韵撮》《中原音韵》等作品。
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
只有不因为天下而妨害自己生命的人，才能够把天下交托给他。
越王勾践之后，出现过三代国王—越王不寿、越王翳、诸咎—都死于非命的惨剧。
越王不寿，是在越王鹿郢死后即位为君的，在位不过十年。不寿的政治水平较为有限，但也不失为一个合格的君王。公元前448年，太子朱勾发动了宫廷政变，弑父夺位。
朱勾死后，太子翳登位，在位三十六年。这期间，越国先是称霸于中原，再是霸业渐至衰败。迫于内乱外患，越王翳只能返回江南，迁都于吴。三年后（前375），太子诸咎因为担心父王会听从弟弟豫的意见而杀害他，索性率军赶走了豫，也做了逼宫弑父的恶事。
诸咎大逆不道，越人很快杀死了他。就在越国内乱频生的情况下，生在吴地的越人打算拥立诸咎之子错枝为王。错枝，便是王子搜。
数十年内，越国发生了多次宫变，错枝心生畏惧，保命之心更甚。于是，他逃到了丹地的洞穴中，坚决不出。为了“请”出错枝，大臣不惜用点燃的艾草熏他出来。
强行将错枝拉上王车后，他们又给他戴上王冠。
错枝十分无奈，只能拉着登车的绳子，小心翼翼地上车，他又对着上天呼号道：“国君啊，国君啊！这个职位为何偏偏要让我来干啊！”
后来，错枝还在试图挣脱王位的束缚。
越国灭吴之后，便迁都于北方，无形中导致原吴国的吴人势力过大。因此，当越国再度迁回吴地时，吴人已具有插手越国国事的能力。
当然，越人也不甘心让吴人操纵本国政治，约在公元前373年，留在越国故地的卿大夫寺区，组织兵力夺权。他们先杀死了当年挑起事端的豫，又深入吴地，重挫其旧贵族。
错枝也被他们废黜了。
其后，越国贵族奉立越王翳的儿子之侯为越王。
再之后，寺区的弟弟思，又弑杀了越王之侯，拥立他的弟弟无颛即位。
远至越王不寿弑君夺位，近迄“诸咎之乱”，越国宫廷之中，伦理惨剧频频爆发。这种互相残杀的坏风气，造成了越国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的大幅下滑。越王勾践所创的霸业，终于灰飞烟灭。
《吕氏春秋》曰：“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
这是说，王子搜并不是厌恶为君这件事，而是他对为君所招致的祸患，远大于其对王位的渴望。从积极层面来说，一个不因利益而伤损自己生命的人，必然也会推己及人，保护百姓。
这番道理，并非只适用于帝王。
苏轼年轻时曾有一好友章惇，十分富有冒险精神。在面对悬崖深涧时，苏轼不愿过去在石壁上题字，章惇却蔑然一笑，面不改色地过桥题字。对此，苏轼评曰：“能自判命者，能杀人也。”章惇闻言大笑。
后来，章惇因王安石变法而险些劈了司马光的棺材。苏轼与章惇也因政治立场，几乎分道扬镳。
简言之，善待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善待他人。
据后世看来，王子搜不愿为君，既是因其惮于宫廷政治的血腥，又是具有先见之明自保其身的做法。只不知，他被废黜之后，是成了普通百姓，还是沦为了政治的牺牲品。如为后者，实在是可悲可怜！
王子搜，名错枝，一作孚错枝，约公元前374年至前373年在位。战国时期，越国的君主诸咎因弑君夺位之行，而激起国人之怒。诸咎死后，身在越国吴地的国人打算拥立错枝为王。两年后，错枝为寺区所废，余踪不详。
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
但凡圣人有所举动，必定明确自己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他将要采用的手段。
鲁国有一项法令，称只要能赎回流落在外的鲁国人，便可从官府拿到一定的赎金。
某一次，子贡在诸侯家赎回一名鲁国人，但他却不肯接受这笔赎金。
孔子听说此事后，便评论道：“子贡的做法不对呀！”在他看来，子贡不愿接受赎金，是因为担心此举会有损于自己的道德。可问题是，圣人行事时能达到移风易俗、教化百姓的功用。人人都知行善事可得奖励，必然会效法赎人，从而推进鲁国的法令。
毕竟，此时的鲁国，是富人少而穷人多，穷人们都需要被鼓励。
又有一次，子路救下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人对子路感激不已，便送了一头牛，以为酬答。子路没有拒绝他。
得知此事后，孔子十分高兴，遂道：“子路如此明白事理，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鲁国人，会勇于去拯救溺水者了。”
教育学生，孔子素来是因材施教的，但有一点是他所不能宽容的，那就是学生的悖逆。
有一个名叫少正卯的学者，曾多次以歪言邪语诱惑孔子的学生。有一段时间里，部分学生离开学堂，跑去少正卯那里听课。于是乎，学堂中门庭若市的场面不复存在。
后来，孔子做了大司寇，负责实践法律法令，他就判了少正卯一个死刑。
子贡不解其意，进言道：“少正卯是鲁国盛名大炽的人。老师您今天杀了他，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呀？”意思自然是，恐怕有人会怀疑老师公报私仇。
孔子为之答疑：“人有五种罪恶，远远超过了盗窃：第一种，是有着通达的心思但生性阴险；第二种，是行为乖逆无伦但顽固不化；第三种，是言辞虚诈但雄辩滔滔；第四种，是所记多为怪诞之说但装作旁求博考；第五种，是为他人之过而推波助澜、掩饰辩白。一个人但凡有这五罪之一，就不免被君子所杀，何况少正卯同时具备了所有恶行。他这个人，就是小人中的奸雄，是非杀不可的。”
拾金不昧的行为和不拒回报的做法，哪一个更应该得到鼓励？
孔子认为，是后者。
诚然，子贡和子路所做的都是善事，但在孔子看来，子路这个看似不如子贡“高尚”的做法，却更为可取，因为如何能将一件善事的效应发挥到最大，才是最该受人关注的一点。
试想，若是做善事没有回报，那么又如何能激发人们一心向善的内在动力呢？利他的善行，只有在圣人持续地引导之下，才会渐渐成型，进而转化为自觉的非功利的行为。
圣人向社会散播的效应，必须是正面积极的。同时，对于引发负面影响的行为，则应予以坚决打击。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人，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私人讲学的首倡者，孔子不惜周游列国以推行儒家思想，晚年修订了六经。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将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
把素丝放入青色染料中浸染，它就会变成青色；放入黄色染料，它就会变成黄色。这说明，用来放入的染料变了，素丝的颜色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于是，把它浸染五次就会变出五种颜色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间，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
到了隆庆二年（1568）三月中旬，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此后，父亲明穆宗朱载垕精心为他选拔老师，教他读圣贤之书，以期熟悉朝章典故，汲取历代帝王治国的经验教训，学会驭民之术。
在讲官的辅导和母亲李贵妃的敦促之下，朱翊钧学习十分刻苦，不敢有所懈怠。
四年后，明穆宗驾崩，留下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来辅佐新帝。朱翊钧次年改元为万历，他便是中国历史上以“懒政”著称的明神宗。
朱翊钧即位后，年龄尚小，不能亲政，他便采纳张居正的建议，每日清早就驾幸文华殿，接受经书的熏陶。而后，再读史书。用罢午饭之后，他才能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的常朝之日，才能让他暂免于讲读之学。
这就是说，小小的朱翊钧，几乎没有休假的时间。
在朱翊钧执政初期，内阁之中纷争不断，但并未影响到帝国的正常运转。
当内阁中仅余张居正这个能人之后，朱翊钧与之进行相互配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推行万历新政。诸如考成法、一条鞭法等政策，分别针对官僚作风、税制杂乱等乱象，均获得巨大的成效，基本上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渐成的颓势。
那么，这样一个兢兢业业、年少有为的皇帝，后来是如何变成懒政皇帝的呢？
原来，万历十年（1582）六月，帝师张居正病逝了，朱翊钧得以亲政。
缺乏管束的皇帝，“魁柄独持”的想法益发强烈，回想起过去张居正的严格管教，和他几乎震主的权势，便产生了厌恨的心理。在身边外戚佞小的煽动下，朱翊钧不仅沉溺于酒色之中，更是对张居正展开了疯狂的反攻倒算。这种做法，令人望之心寒。
万历十四年（1586）之后，朱翊钧荒疏于国事，鲜少上朝，后来竟至于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自他懒政好财之后，朝中出现了争夺储位的“国本之争”，并牵扯到诸派与东林党之间的派系之争。
可以说，门户之争和广设矿监税使的做法，是导致明朝速亡的两个重要原因。
史家说，明实亡于万历，是有一定根据的。
如果说，一国之主是百姓所依赖的人间“神祇”，那么皇帝身边的帝师、近臣，则非常人所能胜任，因为他们的言谈举止都会深刻地影响皇帝的执政态度。
在良臣俊才的辅弼之下，朱翊钧能成为贤君英主；而在好权趋利者的影响之下，他便逐渐变成“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的懒政皇帝。
在明神宗朱翊钧的身上，便可看到他执政前后期的截然之别。
《明史》中说他蓄疑于臣，贤奸杂用，可一点没冤枉他。
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起初，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秉政，进行了多项改革，社会出现了“万历中兴”的可喜局面。然而，明神宗后期长年懒政荒怠，以致出现国本之争、强征矿税等影响国家运转的政治问题。万历三大征，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消极、积极意义参半。《明史》曰：“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
不懂得为君的关键，所受的熏染就不会恰当；所受的熏染不得当，大道又从哪里来呢？
在五代十国期间，沙陀人在中原先后建立了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国家。
后唐的建立者李存勖，便是第一个沙陀政权的建立者。
唐朝末年，晋王李克用带领着他的骑士兵团，受诏镇压黄巢起义，并凭此机会发展壮大。其后，与李克用为敌的朱温灭唐立梁，开启了五代的序幕；但李克用仍然奉唐为正朔，并割据太原与之对峙。
其时，朱温霸据汴州，实力明显强于李茂贞和李克用的势力。李克用在朱温篡唐的次年郁闷而死，临死前叮嘱儿子李存勖袭任晋王，并为他报仇。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便称，李克用的三个仇人是朱温、刘仁恭、耶律阿保机。
李存勖自小便精擅骑射，长于音律，又爱读《春秋》，可以说是智勇双全之人，唐昭宗为之取名“亚子”，意指他颇类其父。果然，李存勖是个难得的军事天才，朱温为此又惊又叹，道：“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
李存勖不辱父命，不仅为他报仇雪恨，还在公元923年击败后梁，建立了后唐，史称后唐庄宗。
马上得天下的李存勖，本有条件成为乱世明主，但很可惜，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皇帝。
李存勖在位不过四年，便死于“兴教门之变”中，年仅四十余岁。而发动政变的人，正是他一度宠爱的伶官郭从谦。
原来，一直长于音律的李存勖，称帝之后便沉湎于声色之中，不仅亲自登台唱戏，毫无帝君风范；又纵容刘皇后干政，大有横征暴敛之举；还毫无原则地宠信伶人、宦官，冤杀了包括郭崇韬、李存义在内的不少元勋良臣。
郭从谦，本是伶官出身，后来擢升为从马直指挥使。一直以来，郭从谦都以郭崇韬为叔父，以睦王李存义为养父。郭从谦为此心中大恨，时刻准备复仇。
同光四年（926）二月，魏博戍卒哗变，李嗣源在北上平叛的过程中，也被石敬瑭等人策反劫持，率兵南下。见此情状，李存勖不得不领军东征，但他也知势不可挽，又匆忙返回洛阳。其间，众叛亲离的李存勖，遭遇了士卒逃散的窘境。
四月间，郭从谦率所部攻入兴教门，李存勖为流矢射中，死于绛霄殿外。身边的伶人将乐器覆在李存勖的身上，火化了他。
当月，李嗣源进入洛阳，在李存勖灵前称帝，是为后唐明宗，李存勖被葬入了雍陵之中。
史称“五代领域，无盛于此者”，这说的是李存勖的功业。
从袭任晋王到登基为帝的十多年时间里，李存勖兼并了李茂贞的岐国，灭掉了王衍（与西晋大臣重名）的前蜀，得到了凤翔、汉中及两川之地，其势远震于南方各个割据诸国，其势可谓是傲视群雄、一家独大。
然而，他本人的政治水平却与军事水平严重不对等。
即位之后，李存勖便暴露出贪恋声色、治国乏术的弱点来。究其原因，主要是他用人无方，不肯接受良臣的熏染，不懂得为君的关窍之所在。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诸葛亮早有此论断。而从兴隆到倾颓的形势，竟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其教训便更值得后人深思记取了。
后唐庄宗李存勖（885—926），晋王李克用庶长子，沙陀人，小字亚子。李存勖袭位为河东节度使、晋王，击败后梁、重挫契丹，大有成就霸业之象。同光元年（923），李存勖称帝建立唐，并于当年十二月灭掉后梁，定都洛阳。三年后，李存勖死于兴教门之变。庙号庄宗，谥号光圣神闵孝皇帝。欧阳修评曰：“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
循着正道获取功名，功名就不会逃脱掉，这就像标杆与日影，回应与呼唤的关系一样。
宋之问，是初唐时期极负盛名的诗人。
他的父亲宋令文，出身于乡闾之间，却是个好学重义之人，最终凭借自己“富文辞，且工书，有力绝人”的优势，做到了左骁卫郎将、东台详正学士的官职。
在父亲的影响之下，宋之问、宋之悌，宋之逊这三个兄弟，都勤勉向学，各得其父之一绝。
这期间，最为出色的可能要算宋之问。他不仅文采过人，而且生得仪容不俗、风度翩翩。在那个看实力也要看脸的年代，宋之问登临龙门乃是必然之事。
上元二年（675），宋之问进士及第，自此踏上了仕途。
此时，朝中真正秉政的，是武后及其私自党。武后用人唯才是用，她将宋之问、杨炯都召入了分直内文学馆，深为信任。
后来，宋之问先为洛州参军，又入崇文馆担任学士。
至于天授元年（690）秋，武后称帝那年，敕召宋、杨二人分直于洛阳西入阁。
在后来的十五年里，宋之问以五品学士之尊，傲然于世。究其原因，一是他擅长以文学言语求宠于上，女帝游幸洛阳龙门，宋之问作《龙门应制》便是一例—时称“文理兼美，左右称善”；二是他有意献媚附于女帝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当上了尚书监丞、左奉宸内供奉，自谓“志事仅得，形骸两忘”，多有同流合污之行。
客观地说，宋之问以文求宠于上，无可厚非；但他媚附面首的做法，是十分糟糕的选择。
身处政治旋涡之中，宋之问日后的仕途不可能一帆风顺。
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与王同皎等人逼退武则天，诛杀二张，奉立唐中宗李显。
骤然间失去了靠山，宋之问等人皆遭贬黜。其后，宋之问因擅长谄媚，而再度势起，但因为他不吸取经验教训，又倾附于安乐公主，而遭到太平公主的记恨打击。
景龙三年（709），宋之问下迁为越州长史。
次年，临海郡王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诛杀韦后、安乐公主，并迎立唐睿宗李旦，将宋之问流放至钦州、桂州。
两年后，李隆基即位，是为唐玄宗。想起宋之问的斑斑劣迹，他将对方赐死在徙所里，毫不留情。《新唐书》中说是赐死于桂州。
从诗歌创作的角度而言，宋之问无疑是初唐时期重要的诗人，但我们若从政治、人品的角度去看，他又是一个急功近利、自取灭亡的小人。
关于功名富贵与获取途径的关系，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一个人一旦不行仁道，那就会丢失安身立命的基础，背弃生活的原则。
不循着正确的途径得来的功名，必然行而不远，至多让你“过把瘾就死”。
宋之问（约656—约712），字延清，弘农人，在初唐诗坛上与沈佺期并称“沈宋”，对律诗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宋之问在政治上没有突出的表现，品行方面更每每遭人讥刺，不仅有趋炎附势等行为，更传出过“因诗杀人”的丑闻（一说，无此事）。《渡汉江》是宋之问的代表作。
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名声本来就无法相混淆，一定是有它的道理由来。
辛弃疾出生之时，宋朝已处于金瓯半缺的情况。
迫于生计，辛弃疾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但不忘收复山河之志。受到祖父的影响，加上自小就目睹汉人遭受凌虐的情形，辛弃疾在很小的年龄时就立下了一桩宏愿—恢复中原、一洗国耻。
绍兴三十一年（1161）时，金主完颜亮挥鞭南下，企图消灭南宋政权，占区的汉族百姓趁势而起，发起抗争。
此时，年仅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召集了两千人，加入了耿京所领的义军，并在其间担任掌书记。在他的身上，闪烁着侠义的光芒，好似古时的燕赵奇士。
那一头，完颜亮死于内部矛盾之中；这一头，辛弃疾担负起了联络南宋朝廷的任务。
没想到，就在他归返之时，才得知耿京已为叛徒张安国所杀的噩耗。耿京死后，二十万义军也溃散如沙，有的死，有的逃，有的散，有的甚至跟着张安国投降金军。
辛弃疾心中大恸，但清楚地知道，悲伤已无济于事。
为了惩治叛徒，重聚士气，他决定亲擒张安国。
二月里某个月黑风高之夜，辛弃疾瞅准时机，一马当先地冲进了州府帐营中。
当是时，张安国正在跟金将们把盏言欢，完全反应不过来。辛弃疾也不逗留，抓起张安国便扔到了马背上，迅速捆缚后，便疾驰而出。这一次，他只带了五十骑兵。
就在金人们目瞪口呆之际，辛弃疾已高声召唤起耿京的旧部来。士兵一听说朝廷已派出大军的说辞，立马骚动起来，纷纷聚拢过去，一同出走。假作真时，金人不敢追击，只得原地聚兵迎战。如此一来，他们失去了最佳的追击时机，而辛弃疾也凭此壮举名重一时。
入朝之后，辛弃疾在《美芹十论》《九议》等文中，陈说抗金北伐的建议，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可惜的是，宋高宗赵构、宋孝宗赵眘虽然一主和、一主战，但秉着慎用“归正人”的思想，都没有真正赏识他、重用他。
实际上，这位智勇兼具的文武全才，想要的不是江西、湖北、湖南转运使这类的任职，而是在战场上纵横驰骋、杀敌报国的机会。
南渡二十年，怀才不遇的辛弃疾，从睡梦中惊起后，写下一首《破阵子》寄给好友陈亮：“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好友陈亮，曾说辛弃疾是“眼光有梭，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的英雄。众所周知，此人是一位关心民族命运的爱国词人。
这份爱国情怀本是底气十足的，这是因为他不仅文采过人、谋略出众，还拥有非同一般的武力，年轻时生擒张安国一事，便是一大证明。
倘若得用，辛弃疾必能将他的满腔激情投入到抗金大业之中，做出一番成就来。
不过，虽说辛弃疾始终壮志难酬，但因他存着这份“了却君王天下事”的忠诚之志，也为他赢得了可钦可敬的“生前身后名”。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南宋杰出的豪放派词人。辛弃疾少年时以壮举归宋，在《美芹十论》《九议》中列陈北伐抗金的建议，但只被安置在地方担任文职。他长期退隐山居，后在开禧年间被起用为绍兴知府、镇江知府等，但其主张仍未施行。后辛弃疾被赠为少师，谥号忠敏。陆游评曰：“大材小用古所叹，管仲萧何实流亚。”
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
流动的水就不会腐恶变臭，转动的门轴也不会生虫受蛀，这是因为它不断运动的缘故。
南宋诗人陆游，一向热爱运动。
一首《饭三折铺铺在乱山中》，可为一证。诗中说：“平生爱山每自叹，举世但觉山可玩。皇天怜之足其愿，著在荒山更何怨。南穷闽粤西蜀汉，马蹄几历天下半。山横水掩路欲断，崔嵬可陟流可乱。春风桃李方漫漫，飞栈凌空又奇观。但令身健能强饭，万里只作游山看。”
从诗意不难得见，陆游很喜欢爬山。在他看来，爬山既是审美的需要，又能达到强身健体的功效，可谓是一箭双雕。
除了爬山以外，陆游还喜欢蹴鞠、下棋等运动。关于前者，他在《晚春感事》中写道：“少年骑马入咸阳，鹘似身轻蝶似狂。蹴鞠场边万人看，秋千旗下一春忙。”
关于后者，他在《杜门》中讲述了他忙碌的一日。在一个岁暮的白天里，他先是“笕水晨浇药”“烧灰除菜蝗”，再是“送芋谢牛医”。到了晚上，陆游有了闲时，便过上了“灯窗夜覆棋”的生活。
如果说蹴鞠是较为剧烈的运动，那么下棋则是相对舒缓的脑部运动。陆游的运动人生，可说是极富情趣，而又动静相参。
从“笕水晨浇药”“烧灰除菜蝗”两句中，也不难看出，陆游平时还从事农作。农作，其实也是一种运动。“卧读陶诗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行遍天涯千万里，却从邻父学春耕”，这些诗句都是陆游对农作生活的诗意描写。
与农活相应的，便是家务活。有诗为证：“一帚常在旁，有暇即扫地。既省得堂奴，亦以平血气。按摩与导引，虽善亦多事。不如扫地去，延年直差易。”
这首《扫地诗》写得盎然生趣—扫地是一种好运动，不用请钟点工，不用花不必要的钱，还大利于健康。
果然，“流水不腐，户枢不蝼，动也”。
陆游的存世诗歌多达九千余首，这固然与其旺盛的创作力有关，但也和他高于常人的寿命分不开。
有道是，“人生七十古来稀”，陆游祖辈中并无高寿之人，而他享年八十五岁，且身体强健，这主要是因为他热衷于运动。
再看隐世诗人邱为，他活了九十六岁。其人事迹虽然不详，但见他诗中所写的“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也能想象他时常攀山涉水。
您看，峰峦绵绵，流水采采，其中汇聚着多少大自然的灵气！诗人们时常在山水之间徜徉，很自然地，他们的肢体得到了锻炼，灵魂也得到了陶冶，生活便能变得健康而有趣。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越州人，南宋文学家、爱国诗人。陆游在孝宗年间入仕为官，因坚持抗金主张而为主和派所不容。其后，陆游投身军旅之中，又入蜀为官。在光宗、宁宗两代，陆游仕途跌宕，在主持了编撰工作之后，长年隐居山阴。同为“中兴四大诗人”的杨万里，评价陆游的诗作，称：“君诗如精金，入手知价重。”
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
所以，想要制服他人的人，一定要先克制自己；想要品评他人的人，一定要先评论自己；想要懂得他人的人，一定要先了解自己。
有扈氏，是夏朝时的一个部落或是酋邦。
黄帝以后，在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里，尧、舜、禹，都将首领之位禅让给贤德之人，这种做法一直为人所称道。但是，禹却传位给了儿子启，一开世袭制的先河。
一夕之间，“公天下”变成了“家天下”，对此，很多人都心存不满。启即位后，在钧台大宴部落、酋邦的首领。有扈氏打心眼里瞧不起启，拒绝出席会议。
为了挽回颜面，启便以“恭行天之罚”的名义，率众讨伐有扈氏。
作战之前，在甘泽宣誓，《尚书》中记下了当时的誓师词：“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言辞铿然，极具号召力，但可惜的是，一场恶战下来，夏君启没有获胜。
当此情形，六卿请求再战，思忖之后，夏君启却摇摇头，道：“不行。我们不能再战。”他又解释说，夏朝的土地和他所拥有的人民都不少，但为何却不能战胜有扈氏呢？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的恩德实在不厚，给予百姓的教化也不够。
回去之后，夏君启十分注重克己复礼、修身养德。
他的居处，从不用两层席；他的饮食，从不用多种菜蔬；他的生活，从不设琴瑟钟鼓；他的子女，从不注重修饰装束。此外，夏君启以身作则，既能做到尊亲孝长，又能注意重贤任能。
夏君启励精图治，德能配位，终于感化了有扈氏，一年之后，对方诚心归服。
《尚书》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这句话，是舜帝告诫继任者大禹时所说的。大意是说，人心危险叵测，而道心却又幽微难明，所以我们只有全心精诚地秉守中正之道，才能成为一代贤主，治理好国家。
《吕氏春秋》中举夏君启收复有扈氏的例子，来论证“欲胜人者，必先自胜”的道理，这是十分贴切的。为了能达到巩固政权、治理国家的目的，夏君启起初确实是一个极度克制的人。唯其如此，他才能使自己变得“允执厥中”，行为世范。
不过，后来的夏君启，却时有“淫溢康乐”“湛浊于酒、渝食于野”等薄行，令人深觉失望。在夏君启的统治晚期，之所以产生“武观之乱”，也与之不无关系吧！
夏君启，姒姓，也称夏启，是夏朝的第二任君王，生卒年不详。自启而始，中国社会步入了奴隶社会阶段。启迁都安邑，又收服了有扈氏，巩固了政权。晚年时，启的儿子们争夺帝位，姒武观被放逐到西河。有学者称，启“顺利地实现从禅让走向世袭，实在是众望所归，他无疑是历史一个重德修贤的圣明君主”。武则天尊之为“齐圣皇帝”。
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
君主掌握圆道，臣子处守方道，只有方圆二道不颠倒改变，国家才能昌盛。
韩琦，是北宋时的名臣。
他出身于世宦之家，三岁时失去了父母，而由诸兄扶养至成年。
天圣五年（1027）时，韩琦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九年后，担任右司谏的韩琦，恪尽职守、诤言谠议，史载他“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
宝元元年（1038），嘉州判官石介编撰了《三朝圣政录》，请韩琦给他提意见。三朝，说的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石介的职位虽然卑微，但他却有感于“太祖作之，太宗述之，真宗继之”的太平之业，忍不住提笔书写。
韩琦肯定了他希望“开助后圣而垂之无穷”的用意，也认真审核了全文，并为之撰写了序言，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在韩琦看来，有几件事不可被录入其间，应予删除。
其中一个典型事件是，太祖起先十分迷恋一个宫女，以致耽误了上朝时间。当他得知臣工对此有所訾议事，便趁宫女熟睡时杀了她。
韩琦说，宫女并没有错，而招致无妄之灾，所以这种事不是什么“圣举”，非但不能成为万世效法的典范，还会起到反作用。石介闻言大悟，其后便删去了与此类似的帝王之事。对于韩琦精到的见识、端方的态度，石介钦佩不已。
在康定元年（1040），以坚守方正著称的韩琦，为了应对李元昊进犯延州的困局，韩琦特意举荐被贬越州的范仲淹为安抚使夏竦的副手。因此，韩琦与范仲淹同时被委任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一个主持泾原路，一个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的用兵策略上，夏、韩、范三人存在一些分歧，宋仁宗赵祯采纳了韩琦的计策。好水川战败后，三人皆遭贬黜。这年底，朝廷又接受了范仲淹的建议，命令韩、范二人屯驻于泾州，共守西陲。
经过之前的战略失败，此时的韩琦虚心听取范仲淹的守议，与之齐心合力地镇守在边疆。一时间，百姓为之归服，西夏也心生畏忌，不敢轻犯。
于是，韩、范二人被朝廷视为今之长城，边塞上渐渐传出“军中有一韩，西夏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夏闻之惊破胆”的歌谣。
石介不仅编撰了《三朝圣政录》，还在《庆历圣德诗》中称赞韩琦是一个“有奇骨，其器魁落”之人，这是说，韩琦一贯秉守方正，是一个立场鲜明、磊落大方的人。
熙宁二年（1069）时，王安石着手进行变法。韩琦虽知宋神宗信任王安石，但仍上疏反对青苗法，说这种做法不能达到抑制兼并的初衷。因着韩琦的“魁落”，宋神宗也深以为然，说他是忠臣贤官。其后，得知奏疏被王安石逐条批驳，韩琦毅然上疏申辩，接着又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质疑。
其实，在变法之初，新旧两党的矛盾，不似后来那般有着太多利己的考量。大臣们大多有自己的原则和理念，可叹的是，他们没能达成共识。
韩琦（1008—1075），字稚圭，号赣叟，相州人，北宋政治家，与范仲淹并称为“韩范”，又与富弼齐名，谥号“忠献”。韩琦历任三朝、为相十年，在防御西夏、庆历新政等军事政治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欧阳修评曰：“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