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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强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江北；中国共产党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离。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由云岭出发向北移动；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
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项英、周子昆被杀害。
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皖南事变是毛泽东事先未曾估计到的。这使他不仅思考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而且对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有了深切认识。
毛泽东指出，“左”和右看似两个极端，实际“两极相通”，都根源于一个思想方法，即不了解中国具体实际或不能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主观主义。
在前一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批评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错误时，就批评了抗战初期的右的错误。毛泽东说：在武汉失守前，国军溃退，我们可以猛烈发展。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我军可以大发展。这个认识目前只有项英还不懂得，因此军队少，且没有钱花。这就是没有了解夺取政权的重要性。
在接到新四军被围遭到惨痛损失的消息后，毛泽东十分痛心。在1941年1月1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总结教训指出：项英过去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执行独立自主政策，没有反磨擦斗争的思想准备。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的机会主义，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有些同志没有把具有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项英同志就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
正是基于对皖南事变的这一总结，毛泽东从1941年3月开始，连续采取一些重要措施来解决理论教育如何联系中国社会和革命实际的问题。因此，皖南事变实际上成为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近因。
为了指导党员干部真正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毛泽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1941年3月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引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起点。早在1930年，毛泽东就写出了名作《反对本本主义》，原题就是《调查工作》。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毛泽东后来特地为它写了一段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做‘本本主义’。”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率领红军转战南北，他经常抓住机会动手作农村调查，积累了许多内容丰富生动，又有深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的调查材料。这些调查材料，一部分在战争中遗失了，一部分保存了下来。
皖南事变发生不久，毛泽东亲自将他在苏区撰写的11篇调查报告整理成《农村调查》一书在延安正式出版。
在书中，毛泽东写了六条按和注，针对一些需要说明的情况和一般读者不懂的方言，作了简明的解释。毛泽东还特意为书的出版写了序言和跋。
毛泽东在序言中一再申明，出版此书的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换一句话说，就是为了在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克服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
毛泽东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这些话的针对性显而易见。
毛泽东在《兴国调查》整理后记中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
他特别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必须尊重辩证唯物主义。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1941年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九月会议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
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后来收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中。毛泽东在其中对我党的调查研究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总结。
在序言中，毛泽东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十分明确地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是阶级分析方法，这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方法。毛泽东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
二是眼睛向下，这是进行调查研究的根本态度。毛泽东认为，要认识中国社会问题，作深入的调查研究，首先要端正态度。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三是开调查会，这是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形式。毛泽东总结他多年来调查研究的经验时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了很大的益处，这是比较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
毛泽东指出，开好调查会应注意以下几个技术性问题：一是注意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和广泛性。二是要有调查纲目。三是开调查会时，一定要自己口问手写，并同到会的人展开讨论。毛泽东还在序言和跋中阐述了党在当时的重要的政策和策略。
根据毛泽东提议，为了在全党深入持久地开展调查研究活动，必须把调查研究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1941年8月1日，党中央向全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个文件。
在《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一是对我党建党以来在调查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之处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二是指出党内许多同志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三是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办法是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则具体规定了以下办法：
一是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担负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作为中央一切实际工作的助手。
调查局担负收集材料之责。在晋察冀边区设第一分局，担负收集日本，满洲及华北材料；在香港设第二分局，担负收集欧美材料，同时收集日本及华中，华南沦陷区材料；在重庆设第三分局，担负收集大后方材料；在延安设第四分局，担负收集西北各省材料。
政治研究室担负根据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之责。内分下列诸组：中国政治研究组，中国经济研究组，敌伪研究组，国际研究组。
党务研究室担负研究各地党的现状与党的政策，内分下列诸组：根据地研究组，大后方研究组，敌占区研究组，海外研究组。
二是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市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区委或省委，均须设立调查研究室，专任收集该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详细材料，编成书籍与总结性文件，成为该局委工作之助手。
由于党中央和各中央分局及各省委，都先后设立了调查研究的专门机构，调查研究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调查研究的工作也就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在全党逐渐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
为了使调查研究工作全面开展起来，当时延安地区，从中央机关到地方组织，先后成立了各种类型的调查团，广泛深入地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
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他全面考察了陕甘宁边区关于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合作社，盐业，自给工业，军队的生产事业，机关学校的生产事业，以及粮食工作等问题。在每个项目中，又都作了详细的调查和深入的分析。
经过这样一系列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找到了革命根据地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规律，制定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以及公私兼顾等一整套财经工作的方针，政策。
在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号召和带动下，各中央局和中央直属机关，以及延安地区的各调查团，深入而广泛地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
例如，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的考察团，成员是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边区研究室的全体人员，其中有刘澜波，柴树藩，于光远等30多人。调查的对象是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特区。调查的内容是政治，经济，党务等问题。调查时间为两个月。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专著的有柴树藩，于光远，彭平合著的《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于1942年9月在延安正式出版。
再有，张闻天任团长的“延安农村调查团”。该团于1942年9月至11月间到米脂县杨家沟作了近两个月调查，写出了《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一书。
这本书对杨家沟马姓地主集团的剥削情况，马姓地主集团的形成和发家史，以及租户的变动和借贷关系等作了全面的考察研究。
除中央局派出调查团之外，一些中央直属机关也先后派出调查团，开展调查研究活动。
中央青委考察团，经过调查研究，写出了《党家沟社会调查材料》，《绥德延家川经济材料》等调查报告。
中央妇委组织了妇女生活调查团，主要对沙滩坪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写出了《沙滩坪调查》等调查报告。
八路军政治部也成立了100多人的考察团，对抗日战争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当作指导党的干部解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方法和入门途径来提倡。
后来，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调查研究，是用加强调查研究去反对主观主义，保证中央路线，政策在各地，各个部门正确贯彻执行。加强调查研究是克服主观主义最好的方法，是正确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的基本保证，这是一条真理。
整风运动的主要文献之一就是《（农村调查）序言》。党中央把《（农村调查）序言》列为22个整风学习文件之一。
延安整风之所以收效明显，主要就在于使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