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党中央从保安搬到延安。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指挥中心。为了适应领导中国革命的需要，我们党把教育训练干部的工作提到重要日程。
党中央相继在延安开办了各种学校，如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军事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大学、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女子大学等，为干部的学习提高准备了阵地。
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延安桥儿沟开幕。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党中央各部门、全国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共53人，是党的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全会由张闻天致开幕词。选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明、张闻天、项英、博古、康生、王稼祥、彭德怀、刘少奇、陈云12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富春为大会秘书长。
这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作关于选举问题的讲话时说：中国党的历史上有两个关键性的会议，一次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1938年的六中全会。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所以如此重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为延安整风运动做了最初的铺垫。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这里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全党范围的整风直到1942年春天开始的，而最初的酝酿却在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中间整整隔了四年的时间。
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
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
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
为了为整风运动做好铺垫，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大会上向全党发出号召：从我们这次大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毛泽东动员全党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学习研究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和发展趋势，拉开了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的序幕。
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
会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组织全党的学习，从而掀起了延安干部学习热潮。
毛泽东同志在倡导全党学习的同时，首先从自己做起，挤出时间，不分昼夜，发愤苦读。
在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带头精读了《资本论》、《反杜林论》、《谈谈辩证法问题》等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亲自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在他的倡议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学会，很多机关也成立了学哲学小组。
针对当时研究哲学的同志还拘泥于20世经3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情况，毛泽东同志指出，研究哲学一定要联系中国的实际，要打破教科书的框框。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还以极大的精力致力于理论著述工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都是在此期间写成和发表的。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毛泽东总结党进行政治斗争的经验，指出“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是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和主张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
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并从研究战争的方法论的角度，强调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
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从哲学的高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总结。
《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无不贯穿了批判教条主义、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同时，为了加强马列著作的出版工作，从1938年开始，由延安解放社陆续重印和译出《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部，《列宁选集》第1至18卷，《斯大林选集》第1至5卷，为全党学习准备了教材。
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达到120余人，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积极参加到各类学习研究会、学习小组中，陈云和张闻天领导的学习小组，都曾被评为模范学习小组。
领导干部率先垂范读书、学习、讲演、著述，极大地推动了全党各种学习活动的开展，营造了空前浓厚的学习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