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是党在准备全面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又称九月会议。
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参加九月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任弼时、刘少奇、王稼祥、彭德怀、博古、邓发、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在延安的李富春、杨尚昆、李维汉、陈伯达、高岗、林伯渠、叶剑英、王若飞、彭真等120多名高级领导干部。王首道和胡乔木担任会议记录。
这次会议的时间比较长，从9月10日开到10月22日。但实际上，只在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开了5次会，集中讨论了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
“九月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9月10日、11日、12日为第一阶段：毛泽东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旨报告，与会者联系实际发言，许多人进行了自我批评。之后休会半个多月；9月29日、10月22日为第二阶段：博古、洛甫和李维汉，进一步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
毛泽东认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六中全会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
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局首先要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
毛泽东在报告提出：“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毛泽东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整风所要解决的问题、方法及根本方针，为这次整风会议及其后的全党整风运动定了基调。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集中讨论了如何使全党干部掌握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问题，讨论了如何使党的组织达到真正的团结和统一的问题。
会议检讨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肯定党中央从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上，犯了“左”倾政治路线错误。
在政治局召开的5次会议中，先后有28人次发言，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肯定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重大意义和必要性。
会上，有28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不少人发言2次，甚至还有的人3次发言。与会的绝大多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找出教训，分析危害，明确纠正的方法，会议开得成功而热烈。
不少同志联系“两个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种种表现，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特别是曾经犯过错误的同志，幡然醒悟，痛心检讨。
张闻天在会上对自己在苏维埃后期的错误作了两次检讨发言。他说，苏维埃后期在政治上是盲动主义；军事上是冒险主义，打大的城市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最高点，使党受到严重的损失，我是最主要负责人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是写文章、作报告，在宣传教育方面尤其负有责任。
博古在会上也作了两次检查。他说：我有勇气承认自己的错误，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路线错误，我是主要的负责人。他将自己所犯的错误，归纳为4个方面：一是对中国革命基本理论有不正确的理解，认为革命性质很快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企图实行带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东西；二是认为革命动力只有工农（富农在外），故有打倒一切的政策；三是对土地革命、民族革命的结合有不正确的认识，以为民族革命已经过去，现在只有土地革命；四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许多属性，否认不平衡和革命的长期性。
任弼时在会上对自己在中央苏区那一段对毛泽东的错误批评也作了实事求是的自我批评。他说：20年来党的历史说明，“根本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即如何使理论与实际真正联系的问题”。真正的理论家，“那就是能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能从经验中找出发展的规律而灵活的运用”，是“善于以理论为武器，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正确的决定斗争政策”，而不是空谈死背教条公式。他说：六届四中全会后，“一九三二年一月到遵义会议时期，是更完备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思想占统治时期”，造成“更严重的路线错误和严重的恶果”。
任弼时批评三次“左”倾错误说，他们忽然热得发狂，忽而又悲观失望；忽而打倒一切，忽而又唱起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子，常常以共产国际的风为风，以共产国际的雨为雨，不考虑中国的实际。
王稼祥、李维汉等在会上也作了检讨发言。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
在“九月会议”上，大家都认为土地革命后期中央的路线是错误路线，但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却不一致。
这个问题，直到1943年的“九月会议”才得到统一，认为那是一次王明用阴谋手段掌握中共中央领导权的中央全会，从此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长达4年之久，对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
王明在会议过程中，态度消极，情绪抵触。王明在会上的两次发言，表面上抽象地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承认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同时仍坚持认为“四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是正确的”，并把错误责任完全推到博古身上。
9月11日，王明第一次发言，他言不由衷地说：毛主席报告对1932年至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问题，今天又有洛甫、博古的讲话，现在（我）都同意了。反主观主义与反教条主义，对我有很大好处。
接着他炫功说：1930年反立三路线时我写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中国报纸，对博、洛在中央苏区时对毛的关系是不同意的，对五中全会认为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是不同意的。我在国际十三次会上发言开始说了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十四次全会上便提出了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办法。
接着，他假惺惺地说：当然我也有缺点，就是“没有很好研究中国问题”，所以，要“从头做起，向下学习”。王明的发言，根本不涉及他的“左”倾路线错误问题，空洞无物，引起与会同志的不满。
9月12日，王明第二次发言。他抓住李维汉发言中的一句话，大做文章。李维汉发言时说，经过检查，放下了思想包袱，觉得“轻松愉快”。这句毫无问题的话，却被王明大加批判，认为李的检讨“不诚恳”、“不彻底”。
王明说：1932年至1935年的主观主义危害很大，李维汉却认为“轻松愉快”，这是没有法子纠正的；如认为自己可以马虎过去，这是不能纠正错误的。
然后，王明采用“搅浑水”的战术，在会上点了许多人的名，说这个是右派代表，那个是立三派，或暗藏的托派、奸细，以图转移目标，在混乱中逃脱大家对他的批判。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
10月7日，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找王明谈话，帮助他认识错误。他不但拒不承认和检讨自己的错误，反而文过饰非，大讲自己的“功劳”，并批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会议对着干。
10月8日，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发起进攻。
王明第一个发言。他首先郑重声明：昨晚和毛泽东等的谈话，“是随便谈的，今天我针对时局及过去武汉的工作发表我的意见”。
他认为，国际来电后国共关系仍不好，妨碍统战，其原因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太左”。他认为该文没有把反帝、反封建加以区别；未说明要联合大资产阶级，也未说明今天我们不希望实行彻底的民主共和国。
王明还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
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别人发言时，他傲慢地撇嘴瞟眼，流露出一副十分傲慢的神态。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
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在会议期间，中央书记处又召开几天工作会议，实际上是党的核心领导的会议。会议进一步对王明的错误进行批评。
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
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依照10月8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根据大家发言的意见，归纳了几点看法，作为准备提交六届七中全会，再提交七次大会的一个结论草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
其要点是：（1）说明这一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比之立三路线，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2）这一错误的时期问题，从1932年开始，到1934年五中全会时便发展到最高峰。（3）我党20年来的历史问题。认为四中全会虽在形式上克服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政策上没有执行正确的转变。（4）这次讨论，要从检讨过去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使全党了解失败为成功之母。要采取治病救人的办法。（5）要进行加强对学习组的领导。
草案中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
草案还指出，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
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以毛泽东为首的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成员包括：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同时，会议还决定组织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成员包括：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
大概就在起草这份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
建国后，毛泽东同志将文章标题改定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原标题成了副标题。
毛泽东同志对这篇文章极其珍爱。他说：“我常常觉得，马克思主义这种东西，是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的。中国自从有那么一批专门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出现以来，把个共产党闹得乌烟瘴气，白区的共产党为之闹光，苏区与红军为之闹掉百分之九十以上……，全都是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这批人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家里有成堆的马克思主义出卖，装潢美丽，自卖自夸，只此一家，并无分店，如有假冒，概不承认……。直到被人戳穿西西洋镜，才发现其宝号里面尽是些假马克思，或死马克思，臭马克思，连半个真马克思，活马克思，香马克思也没有，可是受骗的人已不知有几千几万，其亦可谓惨也已矣！”
毛泽东同志此处从反面说明了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所谓“吃了马克思主义太多的亏”，是对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的深刻批评，为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展，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因为这篇文章写得有些尖锐，不利于团结当时犯错误的同志，所以一直没有发表，只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虽然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此决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解放日报》配合“九月会议”，连续发表社论，如：《反对学习中的教条主义》、《加强党性的锻炼》、《打碎旧的一套》等，以及胡乔木、艾思奇等的文章，宣传开展整风学习的意义和应取的态度。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统一了党的高级干部对王明“左”倾政治路线的认识，提出了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伟大任务，为发动全党普遍整风奠定了基础。
同1940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1941年的九月会议大大跨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
1942年，全党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回叙了这次会议的意义。他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全面的、全党范围的、经过中央领导的对整个干部进行的内部教育，过去还很少。现在中央已经下了决心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这个意义非常大。“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今天的）事情办得更好。”对于“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果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
1943年，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九月会议”。10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要改造好中央，就得经过各种步骤，条件成熟。前年的“九月会议”是改造的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中央党校作《整顿党风、学风、文风》报告的，审查干部也很困难，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