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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31日，此时西南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邓小平在主持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决定：
兴建成渝铁路，造船修建码头。
邓小平在1949年11月至1952年7月，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同刘伯承、贺龙领导第二野战军和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迅速消灭了盘踞在云、贵、川、康四省的90多万国民党反动武装。
随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带领西南人民迅速改变了西南地区的混乱状况，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
其实，早在进军西南之前，刘伯承、邓小平就常说，我们到了四川一定要把成渝铁路修好。
为此，重庆解放仅仅一个星期，邓小平就主持西南局开会，作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重要决策，陈志坚被委任为成渝铁路军代表，而当时，成都战役还没有开始。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西南军政委员会在重庆正式成立，邓小平担任副主席。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作出了第一个重大决策：
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帮助四川恢复经济。
其实，早在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就修建过这条铁路，但直到1947年时，成渝铁路只在重庆到永川段修建了部分路基、隧道、桥梁，只完成了总工程量的14%。
新中国成立初，重庆许多厂矿的生产还未恢复，劳资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停工待业的现象极其普遍。再加上还要支援解放西藏，肃清特务土匪，真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百业待举，千头万绪，困难重重。
但是，就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以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经过周密研究，竟另辟蹊径，当机立断，做出了修建成渝铁路的决定。
1950年1月2日，邓小平在向中共中央报告重庆解放1个月后西南的情况和建设新西南的计划时，他特别提出：
着重于修成渝铁路。
这时，中央最高领导毛泽东回答说：“你能说服我，我就鼎力相助；若说不服，那就暂时搁置。”
当时邓小平用三条理由说服了毛泽东：
第一点，四川交通闭塞，政令不畅，古人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作为西南首省，不修铁路不利于政令畅通。
第二点，重庆、成都是西南中心城市，如修铁路，不仅可以带动四川乃至西南百业兴旺，还可向全国提供优质大米、猪肉、禽蛋和副食品，互通有无。
第三点，中国人还从未自行设计、自行施工修建铁路，如果成渝铁路率先修成，既可提高我国的国际声望，又可使大大小小的工厂订货充足，加快工业发展。
毛泽东听了邓小平的三点理由，他也考虑到，成渝铁路沟通巴蜀，同时也确实是四川通往贵州及华南地区的重要通道。
毛泽东同中央、政务院多方组织会议，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作出批示：
修成渝铁路，先期启动资金拨2000万公斤小米工价。
由此，新中国成立后，决定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成渝铁路。
当时建设成渝铁路，是在经济和设备都相当困难的条件下开始的。邓小平回到西南后，他同刘伯承商议，由西南军区抽调所辖部队组成军工筑路队，开始先期的铁路建设。
邓小平说，我们调出一部分部队参加建筑，也是为着替人民少花一些钱，把铁路建设起来。
邓小平又把这个意见上报毛泽东，说明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先用军队来修筑成渝铁路等几条路线的做法的必要性。
毛泽东听后认为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当即批示：
甚为必要，望即着手布置进行。
1950年3月21日，中央成立“重庆铁路工程局”。并确定了沿线9个工务段和成都工程处的组织机构和人员安排，接着就用武装护送工程人员到各自工作岗位的所在地，以防土匪和特务的侵害。
1950年5月，中央批准了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提出的筑路方案，并专门调拨了1亿公斤大米，作为工程的第一次投资。
6月1日，铁道部长滕代远下达成渝铁路动工的命令。6月12日，西南铁路工程局成立，邓小平出席了成立大会。
6月15日，被搁置半个世纪的修建成渝铁路工程决定重新开工。
1950年秋和1952年秋，刘伯承和邓小平先后调离西南，贺龙成了西南地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抓经济建设工作上。
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贺龙肩负着领导军队和地方的双重任务。而建造成渝路，必须调动军队和地方两种力量，所以，修路的重担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贺龙的肩上。
1950年6月成渝铁路开工时，贺龙从西南军区抽调了3万官兵作为骨干，又在地方动员了10万民工，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
为加强领导，贺龙组建了由西南军区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铁路局参加的铁路工程指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