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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良（约公元前250年—公元前186年），字子房，河南颍（yǐng）川城父人，秦末汉初杰出的谋士、大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
张良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张开地，连任战国时韩国三朝的宰相。父亲张平，亦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到了张良时代，韩国已逐渐衰落。韩国的灭亡，使张良失去了继承父亲事业的机会，丧失了显赫荣耀的地位。所以他心存亡国亡家之恨，并把这种仇恨集中于一点，那就是反秦。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张良很快得知，便找到一名大力士想要刺杀秦始皇。可结果被大力士击中的只是副车，秦始皇因多次遇刺，早有预防准备。秦始皇幸免于难，但秦始皇对此事十分恼怒，下令全国缉捕刺客，但因无从查起，使张良得以“逍遥法外”，后来不了了之。从此张良因刺杀秦始皇，便闻名遐迩了。
传说张良从祀上老人那里获得了《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举兵反秦。紧接着，各地反秦武装风起云涌。矢志抗秦的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
之后，张良遇上刘邦率领义军在下邳一带发展势力。两人相见如故，张良多次以《太公兵法》进说刘邦，刘邦多能领悟，并常常采纳张良的谋略。于是，张良果断地决定跟从刘邦。
作为士人，深通韬略固然重要，但施展谋略的前提则是要有善于纳谏的明主。这次不期而遇，张良选择了刘邦这个明主，反映了他在纷纭复杂的形势中，具有清醒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从此，张良深受刘邦的器重和信赖，聪明才智也有机会得以充分发挥。
公元前208年年底，楚怀王命刘邦、项羽分兵伐秦，并约定：谁先入关进咸阳，谁便可以立而为王。后来，由于刘邦采纳了张良的计谋，保证了军事上的顺利进展，从而赢得了时间，终于比项羽抢先一步进入关中。刘邦从奉楚怀王之命西进，到进人关中，迫使子婴投降，历时仅一年。
刘邦大军进入咸阳，看到那豪华的宫殿、美貌的宫女和珍宝异藏，使许多人忘乎所以，以为可以尽享天下。连刘邦也情不自禁，想留居宫中，安享富贵。
在这关键时刻，张良向刘邦分析利害，劝道：“秦王多做不义的事，所以，您才能推翻他而进入咸阳。既然您已经为天下人铲除了祸害，就应该布衣素食，以示节俭。大军刚入秦地，您就沉溺在享乐中，这就是所谓助桀为虐了。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愿沛公听从樊哙（kuài）等人的话。”
张良语气平和，但软中有硬，尤其是话中对古今成败的揭示以及“无道秦”“助桀（jié）为虐”等苛刻字眼，隐隐地刺疼了刘邦近乎沉醉的心。这种紧打慢唱的手法，果然奏效。刘邦愉快地接受了这卓有远见的规劝，下令封存秦朝宫宝、府库、财物，还军霸上整治军队，以待项羽等路起义军。
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采取的这一系列安民措施，争得了民心，为他日后经营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与项羽争雄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后来项羽在鸿门设宴，邀请刘邦前去。刘邦明知此去如虎口做客，危机四伏，但又不能不去，真是前后为难。张良知己知彼，精辟地向刘邦分析了项羽其人，决心深入虎穴，谨慎而灵活地保护刘邦的安全。
最后，在鸿门宴上张良在这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中，以其大智大勇，既巧妙地帮助刘邦安全脱离虎口，又使项羽内部埋下了君臣相隙的祸根。
灞（bà）上分封时，张良为汉王请汉中地。后来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张良又回到了刘邦的身边，成为其重要的谋士。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听听了张良的“下邑之谋”罢，认为这确是一个以弱制强的妙计，于是派舌辩名臣隋何前往九江，策反九江王英布；接着又遣使联络彭越；同时，再委派韩信率兵北击燕、赵等地，发展壮大汉军力量，迂回包抄楚军。
正是在张良的谋划下，一个内外联合共击项羽的军事联盟终于形成，扭转了楚汉战争的局势，使刘邦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最后兵围垓下打败项羽，主要依靠的正是这三支军事力量。
公元前204年，刘邦听从谋士郦食其的建议，准备实行分封，张良借箸谏阻，并给刘邦分析其中的危害，使刘邦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以致辍食吐哺，大骂郦（lì）食其：“臭儒生，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
然后，下令立即销毁已经刻制完成的六国印玺，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为之后汉王朝的统一减少了不少麻烦和阻力。不能不承认，张良是一位洞察秋毫的谋略家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即帝位，史称汉高祖。同年五月，汉高祖在洛阳南宫举行庆功大典，大宴群臣。席间，觥（gōng）筹交错，君臣共饮。刘邦显得特别高兴，当论及楚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时，刘邦道出其中的关键在于并用萧何、张良和韩信。他语中盛赞张良道：“夫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刘邦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消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公元前197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吕后遂求救于“智囊”张良。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基于这个大局，张良遂帮吕后出策，让太子请“商山四皓”来帮忙。
结果真如张良所言，刘邦得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亦硬，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更加敬重。
张良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
张良用他的一生诠释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正如张良庙的一副对联所书：“富贵不淫，有儒者气；淡泊明志，作平地神”。张良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士，被称为“谋圣”，他一生算无遗策，奇计百出，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太公兵法》又称《太公六韬》和《六韬》，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著名的黄老道家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
相传汉相张良帮助刘邦平定天下后，即寻其师黄石公居住的通城县张师山。
张良在张师山相距约50公里处访得一风景宜人的黄袍山隐居下来，张良并修建了“良山道观”，在道观不远处创办了“伐桂书院”，以授当地孩子文字。
伐桂书院遗址位于湖北省通城县黄袍山大埚山谷中，伐桂书院古石碑仍存。黄袍山后人为了纪念张良，为其修建了圮桥和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