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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陈云就采购棉花问题向中共中央电报。电报指出：
目前财政赤字仍然很大，且需收购大量物资，主要是棉花。必须继续增发货币，从去年底到今年8月底关内货币发行额已经从185亿增加到4851亿，增加了25倍。在这一时期物价已上涨了15倍，估计8至12月的财政赤字为6700亿，收购棉花等物资约需4000亿，合计共需1万亿。除8月份已发行的2000亿外，还需发行8000亿，即在4个月内发行数额尚需增加2倍，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停止物价上涨是不可能的。
自4个月之前，银元投机风潮被平息之后，投机分子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他们又把同人民银行的较量转向了另一个阵地：粮食、纱布市场。
他们想用这两件人民生活最必需的物资作筹码进行投机活动，藉以掀起更大的抢购风潮。
他们估计我们手里掌握的纱布不多，于是便把突破口选在这里。首先由上海带头，然后影响到武汉、西安等地。资本家将其全部资金，也包括工业企业暂时停产而腾出的生产周转金，都用于抢购和囤积纱布上来。紧接着，又由天津资本家带头，把资金力量都转移到粮食市场上来，全国跟着骚动起来，市场上只要有粮食投放，他们便出来给一抢而空。
事实果不出所料。不出1个月，物价平均指数：京津涨1.8倍，上海涨1.5倍，华中、西北大致相同。
这次涨价的主战场仍是上海，主要物资则是纱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海的棉纱价格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此带动了其他物价跟着上涨。
中国人民银行认识到，刚刚走向统一市场的人民币又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不打退这场进攻，什么金融市场、商品物价以至于整个人民生活，都无法稳定。
资本家和投机商站在堆得满满的粮囤旁边，资本家洋洋得意地说：“难道共产党能够取缔粮食和纱布的买卖？”
投机商说：“银元他们可以没收，这粮食、纱布他们也能没收？这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古人常说，布帛菽粟，须臾不可离开。当市民都买不到粮食和布匹时，他们也就该让步了！”
1949年10月20日，陈云急电东北局，要求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入关，支持华北，尤其是北京、天津的粮食市场。
陈云向中央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为大米、纱布和煤炭。因为这3样东西是城市的命根子，是不能短缺的。正因如此，这也是投机分子和游资冲击的主要对象。
自然，“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两白”，即大米和纱布，因为一个是吃的，一个是穿的。
陈云说：粮食和纱布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直言之，市场乱不乱，在城市中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对解决粮食和纱布问题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国内外的敌人以及不法资本家却利用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纸币过多，再一次向新诞生的政权发出挑战。
对此，陈云向毛泽东报告：
这次物价上涨，一方面是由于钞票发行过多，但更主要的是投机资本在兴风作浪。
实际上是不法资本家继银元风潮之后，他们跟我们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又一次较量。
毛泽东听了陈云的汇报之后，严肃地说：
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次物价飞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尤其是官僚资产阶级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再次向我们发动的一场进攻。
对此，陈云点了点头。
“主要战场在什么地方？”
“在上海。”
“有没有辅助战场呢？”
“有，是北方的天津。”
“南沪北津，遥相呼应。”毛泽东微微地点了点头，“他们手中握有什么样的牌呢？”
陈云报告说：在较量的主战场上海，主要物资是纱布。由于投机分子集中囤积纱布，上海的棉纱价格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上涨了3.8倍，棉布上涨了3.5倍。由于棉纱和棉布价格的上涨，也导致了其他日用商品价格的上扬。
在天津和北京等大中城市，由于夏天多雨，洪水成灾，使得夏粮减产，因此一些不法资本家借机囤积粮食，哄抬粮价，市民抢购粮食成风。
最后，陈云总结道：“简而言之一句话，上海是纱布，北方是粮食。”
“南纱北粮，有意思……”毛泽东沉吟良顷，又问道，“他们的手段呢？”
“是共同的：囤积居奇。”
“他们先囤积，后居奇，等待行情一涨再涨。对吧？”毛泽东问道。
“对！主席，按照时下的行情发展，到11月初，棉纱恐怕就得上扬4倍，棉布至少也得上扬3倍多。”
“好厉害呀！”毛泽东说罢站起身来，旋即在室内缓缓踱步、凝思。
接着，他又向陈云详细询问了人民政府手中握有的纱布实力，渐渐地，一套制胜不法资本家、投机家的方案在他脑海中便形成了。
最后，毛泽东就像指挥军事战役那样，果断地说道：
陈云同志，请立即电告陈毅同志，要不露声色地顶住。在此期间，中财委和中国人民银行要尽快拿出打垮投机家的方案和措施，提交中央讨论。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集中打击上海、天津两地的投机家，让他们知道共产党人在经济战线上的厉害！
陈云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为了避免两面“受敌”，为了抑制京津地区因缺粮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决定首先抓住粮食，稳定北方地区。
中国人民银行在陈云的整体战略部署中，重点是从努力吸收存款按照米、布、煤、油等4种实物的牌价举办折实储蓄、加强现金管理，在各地建立发行库，使全国的资金能够进行灵活统一的调拨这3个方面，进行了有力的配合。
南汉宸用陈云的话来概括中国人民银行在当时的那场战役中的这几项活动，那就是：
收存款，建金库，灵活调拨。
北京、天津的粮贩子看到东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到北京，北京还逮捕和严惩了16家投机粮商。粮贩子就再也不敢与人民政府作对了，从而使中财委减轻了压力。
在北京、天津腾出手来之后，中国人民银行即配合行动，开始全力对付上海的投机势力。
听到消息后，毛泽东高兴地表扬道：
只要我们做到了手中有粮，老百姓就自然而然地心中不慌。这招棋从军事上讲叫示强于敌。
1949年12月12日，陈云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的工作做了具体部署。
陈云指出，要从四川、东北等粮食产区开始征集粮食，准备支援上海，其中，仅四川就征集大米4亿斤。
原来，经过11月份的那场“棉纱之战”，从10月开始的那场涨风平息了下来。
在此时，中财委认为投机分子虽然受到沉重打击，难以发动全面进攻，但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和部分物资上，特别是在上海的粮食供应上进行反扑。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粮食市场上，历来有春节后“红盘”看涨的老规律，即指正月初五开市那天价格便上涨。
而此时，上海的存粮不到1亿斤，粮食储备非常脆弱，其他各大城市也都面临粮荒。
11月底，物价渐趋平稳之后，中国人民银行便开始未雨绸缪，以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投机分子的进攻。
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按照整体布置，一方面设下几道抽水筒子，吸尽金融市场上的游资和可以调动的头寸，把银根狠狠地抽紧；一方面大力组织货源，从全国各地将纱布和粮食调到天津、上海。
中国人民银行抽紧银根，一是征收税款，一是发行公债，这是两条主干渠道。另外，要资本家给工人按时发放工资，不准他们停产将资金转移到投机上去。
从银行方面来说，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各机关、学校和国营企业必须把库存现金存入到国家银行，不准存入到私人行庄。
这样，国家银行就把社会上的游资逐渐地吸干了。
而这时，资本家和投机商还浑然不觉，他们仍在用很高的利息拆借资金，继续买进粮食和纱布。
南汉宸及时地向全国各地银行发出了作战动员令：
用一切方法去争取存款，积聚尽可能多的资金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一切工作的基础。
我们只有首先从国营企业、机关、广大职工和尽可能多的私人工商业家，即从广大的千百万人民群众手里积聚资金，我们才有可能对生产做有利的推动；只有掌握了游资，才能有效地管理投机市场，变游资的破坏性为建设性。
以现金管理大力组织存款，广泛地与各国营企业、机关、合作社订立合同，努力成为他们的总出纳，总金库……以将其大量待用的、闲散的周转资金集中起来，这是我们存款的主要来源。
普遍设立发行库，逐步实行资金的统一调拨。各级管辖行，即区行、分行，均应十分重视这一工作，必须由负责干部亲自掌握，经常研究，开发我们票据业务，大力组织公私企业间之划拨清算，尽可能不通过现金。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人民政府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布置，即：第一道，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第二道，江苏、浙江、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
这几道防线合在一起，人民政府掌握大约有10多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
北京、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当然，在这场斗争中，国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四川把大米调到上海，运费差不多赶上了粮价。国家拿出的补贴的钱，是相当可观的。
到年底时，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吸收了存款8000亿元，再加上现金管理的其他方面配合，社会上的游资便被中国人民银行吸干了，市场上银根也给狠狠抽紧，将投机商的手脚暗中予以束缚。
这时，正赶上春节，按民间习惯，大年初一、二、三，各商店、铺号都休假三天。
国家银行的策略是不动声色，稳住阵脚，没有发起进攻，粮布价格仍然像往常一样。
在那几天里，陈云、姚依林、南汉宸等几个领导，常常是几天几夜不睡觉，守坐在电话机旁和每天报送的项目电报面前。
当时中财委向银行、商业等部门规定，每天要他们报送货币发行数量表，并计算出发行指数。并报送市场物价涨落情况表，并计算出各种商品的升降指数和总指数。还要报送外汇比价表。
资本家过年的时候高兴极了，只等过了年高价抛售其所囤积的货物。
谁知初四店铺一开门，我国营商店立即挂出牌价，粮和纱布的价格一律降了下来。
投机商没有估计足人民银行的力量，头两天还在收购国营商店投放出去的物资，可是吞到第三天就吞不进去了，他们的资金枯竭了，而国营商店的货物还源源不断地抛售出去。
这一闷棍把投机商给打趴下了，物价下跌，而他们却囤积着大量的货物无法抛售出去。不抛售又不行，他们都是按天计算利息拆借来的资金，利率之高是很惊人的，现在就是血本大减价也堵不上窟窿，许多人只好宣布破产倒闭。
这回轮到那些大投机商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了。当宣布物价指数稳定下来，市场上的粮食、纱布等货物还有充足的货源的时候，天津有好几个投机商当场就跳楼自杀了。
开始时那些对共产党能够管理好经济很不服气的资本家现在服了，他们说：“共产党不仅军事上打100分，经济上也打100分。”
“6月份银元风潮时，你们还是靠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仅用经济力量就压下去了，这是上海工商界所料想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