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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投机资本大量涌入上海，抢购纱布和粮食，只进不出，他们坐等渔利。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财政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工农业生产萎缩，商品严重匮乏，国营经济力量十分薄弱，投机商人乘机兴风作浪，囤积居奇，哄抬物价。
1949年4月、7月、11月和1950年3月，先后发生了4次物价大涨风潮，风源都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在刚刚解放后的北平、上海和天津等大中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小贩子手里拿着两枚银元，一边敲了铮铮的声响，一边向过往的行人兜售地叫喊着：“大洋哩，现大洋！买俩卖俩！买俩卖俩！”
在北京，贩卖现大洋最多的地方是前门外五牌楼、东单菜市场门前和西单菜市场门前一带，沿街站着一排这种兜售叫卖的小贩，那乱哄哄的场面，真叫人心烦意乱。
国民党从大陆撤走前，由于市场上流通的金元券和银元券一天天地贬值，物价就像野马奔驰一样地滥涨，人们手里不敢存钱，一发下工资，除了立即就去换成粮食和煤炭等生活必需品之外，余下的一点点钱就换成外汇和银元。
有钱的人家，都把钱换成了黄金存着，以此来避免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损失。
在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业的监督管理，除依法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取消外商银行在华特权外，主要任务就是整顿和改造私营金融业，打击投机活动，维护金融秩序。
解放后，对于国民党的金元券限期收兑，并采取了“低价排挤，打进敌区”的政策。
但是，金银和外币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了，其中作祟最大的就是银元。
虽然解放后就发布命令，市场上只准使用人民币，金银和外币一律禁止流通，并限令到人民银行去兑换人民币，但是银元在人民生活中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管发行什么样的钞票，银元总是暗中起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越是通货不稳定的时候越是如此。
在刚刚解放的时候，手头里都存有一定数量的银元，投机分子就利用了这点心理，炒买炒卖银元，借以哄抬物价和打击人民币的威信。
此时，有些人对我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很怀疑，敌对势力更是声称：
共产党在军事上得100分，在政治上是80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0分。
不法投机商人，为了跟人民政府争夺对市场的领导权，获取超额利润，他们拒用人民币，并从事金融买卖，搅乱市场秩序。
上海的投机商人并公然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
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都可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银元。
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银元的价格在短短的10天时间内，上涨近两倍。银价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大米和棉纱也上涨了1至2倍以上。
在物价狂涨的情况下，南京的各大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动，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地威胁。
当时，人民银行采取的第一个办法是由人民政府抛出银元，坚决把银元价格压下来，然后由银行收兑银元，并举办折实存款。
1949年6月5日，人民银行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银元10万枚。
同时，在各种群众大会上，上海市长陈毅一次又一次地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
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假如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勿谓言之不预了！
这些话，投机者只当耳旁风。国民党统管上海20多年不敢碰的地方，几个共产党“土包子”还敢太岁头上动土？他们依旧我行我素。
5日抛出的银元像泥牛入海，没有一丝声息地就被吞没了。银元价格继续在上涨。热闹的上海街头，到处是敲着银元叫卖的兜售银元者。
这一办法不能奏效，银元价格仍然居高不下，一点也不向下回落。而且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还愈演愈烈。
6月7日，银元继续上涨。
面对投机商的挑衅行为，人民政府一再向金银投机商发出劝告和警告，劝告他们赶快洗手不干。
6月7日晚上，华东局开会。即将率领第二野战军西征入川的刘伯承、邓小平也都出席了。
在会上，陈毅提出采取最后解决手段：查封大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证券交易所。
大家都赞成陈毅的意见：“干！不要让人以为共产党什么都要宽大，到时候了，就要操刀一割！”
最后，邓小平下决心拍了板：
我同意！还是干掉他。有人要喊冤枉，不管他！谁叫他违法投机？这就是自食其果嘛！
共产党还能被这几个投机商人吓住？我们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他！
原来，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当时银元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该所设在汉口路422号，是一幢8层高的大楼。建成于1934年，号称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抗战前在该所登记的证券字号有192家，是金融、地产、纺织、百货、化工、文化等各实业界的一些“巨头”，也是官僚资本在沪操纵资金市场巧取豪夺的一个重要基地。抗战爆发后曾一度关闭。
1946年，经国民党政府批准复业，登记参加交易的证券字号已达234家，控制着全市的有价证券交易，并通过买空卖空的投机活动，操纵物价。
他与全国乃至远东各大城市都有紧密联系，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或明或暗地充当幕后保护人。
这里的投机分子利用几千部电话，同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着密切联系，操纵银元价格。
在华东局会议上作出查封证券大楼后，陈毅当即打电话报告中央。
接到华东财委的情况报告后，陈云进行了认真地分析，他指出：
上海市场收兑金圆券仅用人民币4亿即兑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货不是金元券而是银元，此种情况是在平津解放即我军渡江后，金元券迅速崩溃，南京政府垮台造成的。
我们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敌人，已不是软弱的金元券，而是强硬的银元。过江以前，解放战争一般是先解放乡村，包围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这样在金融贸易上就先在乡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币占领市场，恢复城乡交流是比较容易的，如沈阳、天津。过江以后，情形不同了，先占城市，后占乡村，城乡是银元的市场，推广我币增加了困难。
银元在上海、武汉等地占领着市场，人民币不易挤进去。中央认为：这一斗争不是容易的，比对金元券斗争困难得多，斗争可能延长得很久。
为了打赢这声战争，陈云经常到中国人民银行来，同南汉宸以及银行里的专家、顾问一起商量研究对策。
南汉宸说：“开始，我们把银元的冲击力量估计不足，平津解放时，对银元的收兑和排挤也不很得力。”
“我们定的牌价较低，吸引力不强，看到银元兴风作浪之后，只想用经济手段把它压下去，上个月在上海，我们采取的作战计划，代号叫‘以银元制银元’，我们集中了一大批银元，在同一时间同一地区用低价投放到黑市上，企图以此把价格压低。6月6日那天，仅在上海市一个区的市场上就抛售了1万枚银元，结果还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投机的势力太强大了。”
冀朝鼎参加了上海金融机构的接管，他说：“初步估计，在上海市民手里的银元至少也有200万枚，而我们银行手里掌握的银元并不多。汤恩伯从上海撤退之前，已经奉蒋介石之命将银行库里的金银都运到台湾去了。因之，想用银行抛售银元来压低黑市价格，确实是力不从心！”
南汉宸将熟悉上海情况的胡子婴也请来一起参加研究讨论，胡子婴说：“1937年日本人占领上海时，也发生了银元投机风潮，日本人也想用经济手段压下去，从东京运来了5吨黄金，一次抛下市场，结果也很快被市场吞没，一点作用也没起。”
陈云说：“看起来，只用经济方法是不行的，我们得运用政治力量。这就是列宁说的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经济是基础，但这个基础要有政治、法律等这些上层建筑来保护，来为它服务，为它开路。我们可以动员工人、学生上街做宣传，让人们不要参加银元买卖；同时，对于那投机商贩要采取果断的取缔手段！”
南汉宸说：“在天津，年初的时候我们曾经出动军警进行缉察，取缔了一些明面上的银元交易活动，同时也用诱购的方法捉拿了一些大户，作用还是不大，没有发动群众出来宣传、检举，结果，没有能够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陈云说：“这次，我们全国从南到北一齐动手，打一场消灭银元投机的人民战争！”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
接到这一指示后，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即通过报纸和广播，敦促少数奸商和投机分子停止从事银元等投机生意。
当时，报纸上也发了社论，奉劝银元贩子及早改邪归正，并宣布这种投机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必须坚决进行取缔。
同时，上海市总工会筹委会在各行业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坚决拒用银元。
全市学联组织了两万余名学生上街宣传，文教界也起来声讨银元投机行为。
然而，利欲熏心的投机商们却把这一次一次的警告当作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
这一来，万事皆备，只待行动了！
为了保证将投机分子一网打尽，上海市军管会事先做了周密的准备。
9日，军管会先派出公安局少数骨干化装进入证券大楼了解情况，熟悉地形，其余人员全部留局待命，并临时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以防泄密。
与此同时，还依靠原地下党设在证券大楼的密点及秘密工作人员对证券大楼各投机商号、经纪人的违法活动等进行了秘密调查，确定了一批应予扣押审查人员的名单。
8时许，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首先率领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预定部署分散进入证券大楼，分5个组控制了各活动场所和所有进出通道。
9时，上海证券大楼内的交易行情正扶摇直上。这天的交易厅里，由于多了一些西装革履的陌生人，投机商们多少有了些警觉。
10时左右，正当投机商暗自嘀咕、互相叮嘱小心的时候，上海市警备司令宋时轮率警卫部队一个营，分乘10辆军用卡车，突然出现在投机大本营的证券大楼门前。这时，交易大厅中的陌生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衣袋中掏出手枪，飞奔各个证券室。
原来，这些陌生面孔的人是军管会派来的便衣，共有400人之多。一刻钟以后，整座大楼被置于政府方面的严密控制之下。
从10时到24时，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各个投机字号，并登记了所有被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讲话。
集中到大厅的共有上千人，除根据事先确定的名单当场扣押238名人员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人经教育陆续放出。
在被抓捕的投机分子中，有一个名叫张兴锒的投机商人，在4楼设了一个“寿昌金号”的办公室，装出一副正当商号的模样，其实这里是操纵投机买卖的总指挥所。
警卫旅的工作人员走进去一看，在这个办公室里，有电话机25部，那密密麻麻的电话线像蜘蛛网一样，从门外沿着天花板伸到屋内。屋内藏有许多暗号和密码，同四面八方进行密切联系。
墙壁上挂着一个证明书，是国民党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发给他的，旁边挂着一张红字表格，好像军用地图用来指挥作战，上面写着4个项目8个大字：黄金、美钞、袁头、孙头。所谓袁头、孙头是指上面有袁世凯和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每个项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笔注明买进卖出的价格，这显然是金融战线上一座奸商的前线指挥所。
宋时轮率领工作组突袭证券大楼，一举取得了重大胜利。
继上海打击银元投机活动之后，全国许多大城市纷纷效仿。
在武汉，逮捕银元投机分子200多人，并查封了2家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
在广州，取缔了从事投机生意的8家地下钱庄及其扰乱金融市场的即街头兑换店377家，在北京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上海在查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即6月11日，每块银元的价格由2000元人民币猛地跌至1200元，大米价格下跌一成，食油价格下跌一成半，从而使人民币的地位得以巩固。
证券大楼被查封了，但证券大楼以外的上海滩上，到处还能听到贩卖银元的叫卖声和银元的撞击声，银元贩子依然还在分散活动。
捣毁银元投机的指挥所容易，而投机的散兵游勇却难于对付了。
银元的贩卖、投机活动一日不绝，上海的物价也就一日难以平稳，人民币的信誉也就难以确立和巩固。
宋时轮当时住在证券大楼，思考怎样完成军管会交代的任务，肃清扰乱市场的银元奸商。宋时轮连饭也吃不下了。
有一晚，大上海已经更深人静了，忽然，宋时轮听到一个小孩的哭声，他立即派人把这个孩子和他的奶奶带到楼上他的住处。
宋时轮亲切地问小孩子：“你为什么哭啊？”
小孩子说：“我奶奶有10块大头，让解放军给抓住了，今后没法生活了，希望解放军叔叔能还给我们。”
宋时轮这时心中突然一动，立即让人给了小孩10块银元，然后问他们：“你们知不知道银元贩子？”
小孩说：“知道。”
宋时轮继续问：“你们能不能带我们去抓银元贩子？”
孩子的奶奶说：“可以。”
宋时轮并且对他们说：“凡是10元以下的，我们抓到即放。”
小孩的奶奶说了声：“真的吗？”接着便跪了下去，向宋时轮叩头。
宋时轮慌忙把她扶起来，对她说：“我们不兴叩头，你起来。银元奸商扰乱市场，危害人民生活，军管会下命令取缔银元贩子，我们只抓奸商，一般人有10块银元的，即使抓到了，也是马上就放，这是真的。”
小孩的奶奶振作精神，高声说道：“那我可以带你们去抓。”
宋时轮问：“要多少时间准备？”
“一个小时。”
“给你们两个小时的准备。”
“好。”她不知道坐在她面前的就是警卫上海的司令员，她指着宋时轮身上那黄色的军服说，“不过你们穿这身衣服不行。”
宋时轮感到老人家很有智谋，他笑着说：“我们可以换便衣，可以抓到10个吗？”
老人说：“10个不成问题，100个也不成问题，10块大头以下的都没事，你说话算数吗？”
宋时轮说：“当然算数。”
解放军换上便衣，和他们一同去抓银元贩子，那10元以下的人又带着更多的穿着便衣的解放军去抓。这样，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大的银元贩子基本上都被抓获，小的银元贩子也不敢再从事这一活动了。
为了从根本上稳定人民币的地位，中央财经委员会致电华东财经委员会，在采取强硬手段查封证券大楼并严惩银元贩子的同时，还要采取以下措施：
命令铁路、公路、上海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
征税一律征人民币。
在上海首先发行实物公债，其他一些地方也要发行一些公债。
通令各私人银行检验资金。
开放全国各地区之间的汇兑，用已经较稳固的老区货币支持新区货币。
人民银行与党中央、人民政府在这次和猖獗的银元贩子的较量中，运用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双管齐下，不出一个月，就把上海不法资本家掀起的银元风波平息了下来，稳住了上海的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