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背景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其根本的区别性，随着佛教传入我国、道教的宗教化以及儒家的神学化，三家的关系在鼎立的基础上开始了相互融合的历史。

佛教在传入之初被认为是道教的一个支派从而被中国人接受的，然而由于道教与儒家的传统历史，所以佛教与政治的联姻是处于政治之外的。

佛教发展的迅速促使儒家和道教的关系首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道教也开始从佛教中吸取诸如仪式的完整等方面的优点，士大夫也把佛教作为退隐的依托，同时佛教也开始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和借用儒道两家的术语来宣传自己的教义。

经过南北朝皇室的崇佛和灭佛运动，佛教在我国民众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隋唐以来佛教不再是上层阶级的精神奢侈品，而是广大民众逃避现实的避难所。

五代到宋代这个时期的宗教形式比较复杂，民众对宗教的态度也开始变化。虽然唐代把道教放在国教的地位上，但是它在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并不如佛教。五代诸多皇帝如前蜀王建等继续推崇道教，也由于战乱许多士大夫隐逸于道教之中，为后来宋代道教的再次繁荣提供了基础。

佛教在唐代是最为繁荣的。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式的派系得到繁荣，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佛教，把我国传统的观念纳入佛教之中著书立说。

同时伪经的出现也为佛教的中国化创造了经典依据。虽然五代后周世宗灭佛，但并不影响宋代佛教的繁荣。

宋代的佛教已经不像唐代那样诸家并立，此时禅宗独胜，上层士大夫沉迷于谈禅讲道之中，下层民众却多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已经以其独特的优势融入佛教各派之中。

这时的密宗已经呈现民俗化形式，与唐代开元年间的纯密大相径庭，它把显派的教义融入其中，形成了后期密教。重庆大足宝顶山石刻的造像虽然以密宗为主，但是也把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派的思想纳入其中。

大足石刻开凿于唐代，其第一个高峰是唐末五代，然而其盛期却是两宋，特别是南宋。

造像题材包括佛道儒三教，以佛教为主，其中还有大量两教融合或三教融合的现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和宗教史上各教派关系的发展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的。

宋代从皇室到士大夫都提倡三教融合，这种观点无论是在文献中或绘画中表现都是极为明显的，然而在石窟造像中却唯有大足、安岳等地保存了大量的实例，这说明了四川地区的三教关系是极为密切的。

大足石刻是儒佛道三教合一，是不可多得的造像。不仅在造像区域有佛道同处，如石门山，也有儒佛道同处，如石篆山，甚而有儒佛道同龛，如妙高山二号。这是与宋代理学兴盛，巴蜀又是理学重要地区并形成蜀学而相合拍的。

大足石刻在宝顶山、北山等区造像主要为佛教造像，这和佛教，特别是密宗在这一地区的信仰有很大关系。北山造像为唐末开凿，毗沙门天王和千手观音等密教造像一直延续至宋代造像中，可见这一地区的佛教信仰在数百年中都极为兴盛。

宝顶山的造像主要为南宋时期。南宋是大足石刻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宝顶山造像的兴盛与南宋高僧赵智凤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造像有明显整体构造的痕迹，从中可以看到南宋淳熙至淳佑近70年的佛教发展情况。

宝顶山造像中不仅推崇密教题材的千手观音像等，同时把本地化的密教领袖柳本尊和赵智凤本人作为重要造像主体，可见后期密教不仅中国化已经发展程度极高，并实现了本土化。

后期密教的特点是融合显密，吸纳百宗，重视仪轨，同时体现出对于孝道的重视、对于苦难解脱的重视以及往生净土的重视等。

宝顶山同时期反映禅宗题材的《牧牛图》，反映华严思想的《华严三圣》，以及表现圆觉经的圆觉洞造像等也在宝顶山石刻中占据重要位置。

大足石刻集“三教”造像之大成而别具一格。为研究我国儒、释、道之间从对立走向融合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例证。

大足石刻不仅有规模巨大的佛教造像和体系完整的道教造像，还有石窟造像中罕见的纯儒家造像，而且“三教”、“两教”合一的雕刻也很多。

大足石刻的这种文化现象作为实物例证，反映出在我国文化史上儒、道、释三家长期以来既斗争又融合，至宋代时“孔、老、释迦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三教皆可通行”的“三教合流”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巩固。

宝顶山大佛湾虽是佛教造像，但一方面讲儒家入世思想“孝养”学说，一方面又讲佛教的业力果报出世求净土。“三教合一”是佛教日益中国化之必然历史趋势，而大足石刻则是其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

大足石刻的造像题材，也充分体现人间化的进程。87类题材中有：经变、佛、菩萨、明王，天王、护法神、佛教史迹、瑞相图、道教神系诸神、儒家人物、民间传说诸神、历史人物、供养人、神兽、器物、山水等。

其中观音、地藏、西方净土变、牛王菩萨、七佛、千佛等13种题材是大足石刻从唐至明、清长盛不衰的。

道教、儒家与世俗之神占造像的近20%，这是其它地区石窟不能相比的。300多尊20多种观音，占佛经所提出的种种观音名讳的60%还多。

92头水牛的造像，更为别处罕见。从这些题材特点可看出宗教神化世界乃是人间世界的幻化，也说明了佛教与当地民俗风情、生产劳动和生活的融合。

不难见到，大足石刻在唐代雕塑已取得重大的成就的基础上，又把我国雕塑艺术发展到一个日臻完美的成熟时期，从而改变了以前石窟艺术史上已经形成的“唐盛宋衰”的结论。把宋代艺术突出的大足石刻从时代来衡量，也就是我国石窟史上最后的一处丰硕成果了。 +HYg+OCaW4uM2BmihMs3WEgnoS6JBDnY2GWUa5svU6krwzRFsM+caokDTWo7IZm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