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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初春的上海春寒料峭，细雨绵绵，一片春意盎然的景象。
此时，在宝山的农田中，泥滩里，水塘边，十几路勘察大军摆开阵势，数十台钻机日夜不停地向大地深处窥探。
此时，勘察大军在加班加点地进行勘探，一方面是为了尽快让宝钢上马，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对日本的“3个半月承诺”问题。
原来，1978年春节的大年初二，冶金部武汉勘察研究院总工程师蒋荣生来宝钢工作，担任来自西安、保定、昆明、成都、武汉、长沙以及上海等10多个勘察队的总指挥。
蒋荣生来到后不久，就与日本进行了谈判。
一天，上海衡山饭店会议室里，中日双方代表唇枪舌战，进行着紧张又激烈的谈判。
在一轮谈判行将休息时，一个日本专家一边整理材料一边满脸不悦地说了一席话。
中方翻译听了，皱了皱眉头，没有吱声。
休会期间，中方首席代表蒋荣生问翻译：“刚才那个日本人说了些什么？”
翻译犹豫了一下，告诉蒋荣生：“那个日本人说：你们倾国力投资建设这么大的项目，派来的却是一群不懂建设现代工业的人，连最最起码的地质资料一点儿也没准备！”
“太傲慢了！”蒋荣生对翻译说。
半小时后，中日双方又回到谈判桌上。
第二轮谈判一开始后，那个日本专家再次提出了地基勘察问题：“新日铁总部已开始对钢厂总图作详细设计，请中方明确告知什么时间能提供长江口地基勘察的精确数据。”
蒋荣生主动地问道：“按正常的工作量，这项工程要多少时间才能拿出来。”
日本专家回答肯定地回答道：“两年。”
“中日双方酝酿建厂花了多少时间？”蒋荣生的眼睛盯着日本专家。
“该有一年了吧……”日本专家说。
“就算一年吧，扣掉这一年，按一年拿出勘察数据，是不是我们是一群不懂建设现代工业的人？”
这位日本专家一愣，他明白，今天遇到了一个对手，一个懂行的对手。
此时，日本专家知道：如此巨大的工程，没有准确的地质勘察情况，地基工程如何处理？处理到什么程度？重达千万吨的设备如何布局？不搞清这些问题，详细设计是无论如何开不了工的。
但是，这位日本专家承包了工程的详细设计，按照一年勘察工期，再开工设计，日本专家在此期间将无事可做。
日本专家无奈地说：“蒋先生，按正常的工作量，这项工程没有两年时间是拿不下来的，可我们的设计人员等不及啊，我知道你们中国人能打硬仗，你能在8个月之内让我看到勘察报告吗？”
接着，这个日本专家再次肯定低补充到：“就8个月！”
蒋荣生清楚，早一天提供勘察报告，对宝钢的利益远远大于新日铁的利益。哪怕延迟一天，对宝钢损失也是无法估量的！
但是，在当时，蒋荣生并没有马上回答。
“明天给你明确答复。”蒋荣生停顿了一下，对日本专家说。
蒋荣生不是空口说白话的人，他需要进行详细地计算，只有经过计算，数字才最能说明问题。
为此，蒋荣生花费了整整一个晚上时间，进行计算、思考。
在当时，西安、保定、昆明、成都、长沙、武汉、上海等10多个地质勘察单位千余名技术人员，已星夜赶赴上海，由蒋荣生总协调，总指挥。
有了这么多个地质勘察对的协同努力，只要精心组织，精心协调，3个半月完全可以拿出勘察报告，是完全可能的。
于是，蒋荣生心里有底了！
第二天，谈判继续，蒋荣生郑重地宣布：3个半月，拿出勘察报告书！
顿时，无论日方，还是中方，所有参加谈判的人都大吃一惊，3个半月怎么可能！
“告诉他，一群不懂建设现代工业的人一定能在3个半月的时间里，拿出勘察报告书！”蒋荣生自信地对翻译说。
那个日本专家听了，站起身子，走到蒋荣生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此时，蒋荣生心里明白，这一鞠躬包含是臣服，也包含感激，更包含赞许。但是，对于蒋荣生来说，这一个鞠躬更多的是他的一种压力，一种无形的压力，或许还带着对他的蔑视和怀疑。
或者更确切地说，日本在暗示：“嘿！年轻人，看你的，等着瞧！”
于是，一场在3个半月拿出拿出勘察报告书的攻坚战开始了！
而作为总指挥的蒋荣生更是最辛苦的。
当时，钻探队员24小时轮班作业。轮班，每个人仍然是8小时工作制，有上下班概念，可蒋荣生没有。
白天，又空闲时间时，蒋荣生骑着自行车在泥泞的小路上来回奔波，到各个钻机搜集数据，化验土壤，认真检查钻孔的勘察质量。
晚上，蒋荣生从工地回到自己那顶帆布帐篷里，俯在那张堆满数据的桌子上，审阅10多个勘察队每天送来的原始记录，复核上万个成果数据，安排明天的工作进度，经常熬到深夜才睡。
当时，在宝钢工地上没有食堂，于是，勘探工人吃饭搭伙在上钢五厂，从工地到上钢五厂，来回要一个小时。
时间对于蒋荣生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了。为了节约时间，蒋荣生想了一个办法，3天去一次食堂，每次去时，买回满满一网袋馒头，蒋荣生就用这一网袋馒头，来应付3天。
当时，面对别人的关心，蒋荣生还风趣地说：“3天，可以节约来回9个小时，等于多了一个工作日，这多值啊。为了宝钢，我吃点冷馒头算啥！”
蒋荣生是上海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武汉工作，父亲独居上海。
大年初二，蒋荣生到了上海，本当是个机会，看看他的老父亲，但他实在无暇顾及，紧张的谈判使他无法分身，接下来3个半月拿出勘察报告的承诺连见缝插针看他父亲的余地也没有了。
5月的一天，蒋荣生到市里和日本专家交换意见，回来的时候正好路过家门。
此时，蒋荣生正在低头沉思，走过家门时竟然没有走进去，要不是他的父亲见到他，在他的身后叫了他一声的话，他还不知道已经走过了家门。
蒋荣生听到父亲的叫声，回过身子，一下子把他父亲给吓坏了，他差一点认不出他的儿子，一头长发，满脸胡茬，又黑又瘦。
“你病了吗？”老父亲摸了摸儿子的头，非常焦急地问道。
“没有，我好着呢。”蒋荣生搀扶着父亲回到屋里。
此时，老父亲看到蒋荣生如此憔悴，便硬拖着蒋荣生到医院里作了检查。
一检查才知道，自从来到宝钢工地，蒋荣生的体重整整降了8斤。
本来打算让蒋荣生在家住几天疗养一下的，然而又出了意外情况。
严格、苛求，这是蒋荣生一贯的工作准则。就在他的父亲以为他得了大病的那天晚上，他突然发现一个土工试验的数据有差错。
起先，蒋荣生以为自己看错了，可再三核对，这个土方数据与实际确实不符。
当时，蒋荣生就想，怎么办？如果全部复查一遍，那是10多万个数据啊。
在当时，所有的算术，从最简单的加减乘除到复合运算，全部靠手工和算盘一笔笔地计算出来。
10多万个数据，需要多少个日日夜夜才能计算完哪！靠他一个人看来是万万不能的。于是，蒋荣生决定赶紧回工地。
第二天一早，蒋荣生把睡梦中的伙计们叫了起来，宣布重新计算。
听了蒋荣生的话，有一个人不以为然地说：“10多万个数字，偶尔错一个，不影响结论吧，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
“对不起了，同志们，”蒋荣生冷峻地对着勘探人员说：“咱们都是党员，咱们要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就是累死，也要把问题弄清楚，宝钢工程来不得半点马虎，同意重算的请举手！”
听了蒋荣生的话，所有的人都举了手，包括那个提出异议的同志。
就这样，蒋荣生和他的队员们苦苦地守着灯光，用那古老的的算盘，敲亮了一个又一个黎明，整整13个昼夜，蒋荣生和他的伙计们硬是把10多万个数字一个个地重新验算推敲了一遍。
在当时，蒋荣生的艰苦敬业精神感到了很多人，并在上海被传为美谈。
文汇报记者周嘉俊获悉后，来到蒋荣生的帐篷里，要对蒋荣生进行采访。
到了蒋荣生的办公室后，周嘉俊看到屋角堆着两米多高的纸，每张纸上都有蒋荣生用红笔画出的疑问，然后是密密麻麻的复核。
周嘉俊翻了翻，那是各台钻机每天报来的日志，看着那一串串殷红殷红的笔迹，周嘉俊非常感动。
当晚，周嘉俊写了一篇通讯，他在通讯中这样写道：
那红红的，不是墨迹，不是从笔管里流出来的，而是从蒋荣生血管里流出来的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报效祖国的丹心热血！
1978年5月30日，蒋荣生兴奋地把一沓勘察报告交到了日本人的手里。
这比他的3个半月的承诺又提前半个月！
日本专家震惊了，从常规两年才能完成勘察，到日本专家提出8个月看到勘察报告，再到蒋荣生承诺3个半月，而实际上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就拿出了勘察报告书。
当初嘲笑蒋荣生不够专业的那个日本专家，再次以被震撼了！此时，他心服口服，原来的傲气已荡然无存，还为此给蒋荣生鞠了3个120度的躬。
同时，蒋荣生的一纸报告，也为宝钢建设铺下了一块最坚实的基石！
1978年，宝钢项目上马后，围绕宝钢的总图、轧机选型、转炉炉型等，中日双方展开了一系列较量。
虽然稻山嘉宽是真心实意想帮我国建设一座完完整整的现代化钢厂，但是，日本年轻一代们却担心，如果帮助中国建一个宝钢与新日铁争夺市场，那显然对新日铁十分不利。
于是，此时日本专家没有按照稻山嘉宽为中国建造一个世界一流的钢厂的思路，而是委婉地提出：“我们的轧钢技术和设备尚不成熟，只能向中国提供原料、烧结、焦化、炼铁、炼钢到初轧部分，初轧以后的部分我们就不提供了。”
面对日本人的打算，我国也做了有利有节地回应：“既然日本的先进技术是从别人手里批发来的，那我们也可以找他们去。”
于是，我国避开日本，转而向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发出了冷轧、热轧项目询价书，这给了日本一个有力一个回击。
与此同时，中日双方也在宝钢总图的设计中发生了不一致。
1978年2月10日，日本钢铁设计专家水田永昭率日方设计小组抵沪，开始A阶段谈判，以敲定厂区的规划总图。
谈判开始后，水田永昭将日方设计的一张完整的彩色图纸挂了起来。接着，他用手指在图上画了个“C”字，再从“C”字起笔的地方边移动手指边说：“生产流程从原料进厂到烧结、焦化、炼铁、炼钢、轧钢到成品出厂C字状环型布局，紧凑、简洁，大大的节省土地，大大的漂亮。”
宝钢建设设计总工程师黄锦发看了日方的设计图后，立刻敏锐地意识到：环型布局，把当时我国规定宝钢为年产600万吨规模的所有设备全圈在里面，扩展的空间就全堵死了，以后发展将非常被动。此前，在攀枝花钢铁厂就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黄锦发敏锐地感觉到：很明显，日方要堵住宝钢的发展。如果按照这个布局，宝钢就没了二期和三期，更别谈以后的发展了。
于是，黄锦发明确表示：中方不同意这种方案。
水田永昭好像很无奈地说。“这是你们官方的要求，也就是你们国家的要求，600万吨的规模在中日谈判纪要里写得非常的明白。”
但是，黄锦发绝不甘心接受日方的这种总图布局。面对我国钢铁工业落后的局面，他立定主意：决不照搬照套，跟在人家后面爬！
面对当时我国政府确实有文件的现实，黄锦发决定只能走迂回路线，设法让日本方提出修改设计，日本人是工程的“总包”。
于是，黄锦发向日方提出了一揽子修改方案：“宝钢总图应按能扩大到年产千万吨级钢厂来设计，原料码头需有扩建余地，厂南侧留下800米宽的地域，作为发展用地。”
水田永昭看到黄锦发的修改方案后，当即反对：“不行！方案是日方董事会通过的，贵国确认的。”
听到这里，黄锦发想：既然是先由日方通过，那么现在由日方提出修改，顺理成章，看来迂回路线走对了。
在谈判陷于僵局的当口，黄锦发一边邀请水田永昭再到现场察看，一边苦口婆心继续力争。
水田永昭终于被感动了。作为钢铁专家，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水田先生理解黄锦发的用意，更钦佩黄锦发的执著，回到宝钢宾馆当夜，水田永昭连续两个通宵，参考中方专家意见，将宝钢总图改成了后来的直线流水型布局。
直线流水型总图，为宝钢未来的扩建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水、电、气系统的布局上，从码头到整个流程的设置上，不仅为二期工程，也为三期工程预留了地方，打下了基础。不仅一、二、三号高炉的地方有了，以后再调整，连四号高炉的地方也有了。
直线流水型总图，损害了日本新日铁的利益，水田永昭因为没有贯彻董事会的意图，私自做主，回国后就被勒令停职反省，不久就被撤掉了日方的设计组组长职务。
但是，毫无疑问，水田永昭这一壮举，成全了宝钢以后的发展。
后来的历史，再次证明了黄锦发和水田永昭修改的这张总图是正确的，为以后宝钢的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天地。
在与日本进行总图谈判的同时，中日双方在其他领域的谈判也在激烈的进行着。
5月，以冶金部副部长李非平为团长的百人代表团到达日本，开始了中日B阶段设备选型谈判。
会谈开始后，日方首先告诉中方，中方宝钢引进的样板厂为君津。日方的目的无非是要压制中国钢铁生产的先进性，不让中国成为竞争对手。经过一个阶段的对外交涉，中国人的眼光放远了，再也不能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跑了。
于是，中方不同意，要以新日铁属下的八幡厂、大分厂中最先进的技术引进，并明确强调“引进最先进技术”是合同约定的。
于是，双方谈判陷入僵局，争论了一个多月。
最后，中国放出风声，又要到西方寻求合作伙伴。这一招触动了日方神经，不得不做出让步，满足了中方要求。
再接下来是干法熄焦谈判。干法熄焦就是焦炭出炉后，送到一个密闭室，充阻燃氮气熄火，熄火过程中，将热能导引出来，供发电、供热，既节能又环保。
在当时，干法熄焦是日本引进苏联技术后改进的一项新技术，在扇岛制铁所焦化厂成功应用。而我国炼焦全是湿法熄焦，湿法熄焦所产生的有毒气体和灰尘，既污染环境，又致人中毒。
于是，中方要求引进干熄焦技术，日方以君津厂没有干熄焦而回绝。
几经交锋，日谈判人员被中方的执著所感动，同意了中方要求。
可是，没几天天，日本官方获得此消息，认为此项领先技术不宜向中国转让，下令阻止。可此时协议已签，无可挽回了。
接下来是转炉炉型的事宜。日本君津的转炉炉型粗胖，大分厂的转炉瘦高，两者都是老型号转炉，最新型的转炉是八幡厂的转炉，不胖不瘦。
要就要最新的，这已成了当时中国代表团谈判时，面对引进问题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经我国专家考察，大家认为八幡厂的转炉是最经济最合理的转炉。
因此，不管日方以君津样板厂加以阻拦，或以大分厂的转炉灵活加以狡辩，中方坚持要最新型的。
谈判到最后，中方明确提出“不是最新的不引进”。面对中方的强硬立场，日方顶不住了，不得不答应了中方要求。
在当时，我国刚刚实行了改革开放，很多地方都还比较落后，中方代表团与外国人谈判时，外国人手里拿的是计算器，而中国代表用的却是算盘和皮尺。
晚上，外国人用微型打字机整理谈判记录，中国代表用圆珠笔垫着复写纸誊写。
然而，我国代表就是靠这种不太先进的工具和方法，凭着一腔爱国热血，谱写了一曲曲捍卫了祖国的利益壮丽之歌。
这次去日本谈判的代表中，有一位老专家叫严宗德，此时已经年近60，身体瘦弱。
在严宗德与新日铁日本专家谈判宝钢钢结构厂房用材问题时，就是以中国人这种精神，首次驳倒了日本谈判专家的理论，为宝钢节约了40万美金。
当时，宝钢的厂房全部采用钢结构，50多万平方米的房顶采用凹凸型钢板覆盖。
谈判在新日铁大分厂进行，日本设计专家确定了房顶钢板的厚度，严宗德通过计算认为覆盖宝钢屋顶的钢板厚度不需要这么厚，可以减少。
日本专家面对质疑，态度傲慢，坚持他们的设计是最合理的。
此时，严宗德问道：“据我所知，大分厂是新日铁最新的一个厂，它的设计应该是最合理的，大分厂的地理环境、气候与宝钢基本相同，我想宝钢的屋顶钢板厚度应当与大分厂一样。”
日本谈判专家说：“当然，当然，应该一样，我们的大分厂就是以这个厚度设计的，你们可以看看大分厂的钢结构设计图。”
严宗德认真地提出：“设计图我不要看，我要看实物！”
日本专家相互看了一眼，其中一位说：“实物在大分厂屋顶，有20层楼那么高，没有电梯，只能依靠一个狭窄的供维修工人爬上爬下的钢梯上下，你想上去看……”
严宗德听后，果断地回答说：“我上！”然后他不由分说，起身快步走向大分厂。
于是，日本谈判专家急忙跟上，眼看着这位中国专家登上钢梯，手攀脚蹬，沿着颤悠悠的钢梯，艰难地向上爬去。
严宗德的行为另日本人很惊讶，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身穿西服、颈扣领带、脚着皮鞋的专家，居然真的会爬上工人上下用的钢梯。
爬到屋顶的严宗德，测量了屋顶钢板，比图纸上的钢板厚度薄了许多。
在数据面前，日方专家没有说什么，也不好说什么，中国人出其不意的的一招，使他们哑口无言。
最后确定为13.5毫米，每平方米耗用钢材下降了2.4公斤，总计为宝钢节省钢材1200吨，折合40万美元。
宝钢这块土地，多年前还是一片汪洋，经千余年堆积成现在的软地层，载荷每平方米只有8吨，而宝钢负荷要求，特别是原料场，最高载荷每平方米将达到30吨。
于是，日方专家提出了“小口径沙桩小距离打桩”的地基处理方案。
宝钢工程地基处理专家任嘉鼎获悉后，依据他20多年的地基处理经验，他认为宝钢的地基可以用“大口径大间距沙桩”处理，这样可以为宝钢建设节约一大笔投资。
谈判开始后，任嘉鼎以中方主谈的身份提出改变日方设计方案。
面对中方的质疑，日本专家态度傲慢，他们说：“不行，如果你要坚持改变，地基塌陷、隆起、倾覆……你们的负责！”
听了日本专家的话，原来极力支持任嘉鼎的宝钢专家，心理也没有底了，他们怀疑地说：“对方是掌握有高科技的日本，要改变他们的设计方案，我们能行吗？”
当时有关领导也是非常不放心的，第二天，他们还专门找了任嘉鼎，叫他谨慎从事。
然而，任嘉鼎不为所动。任嘉鼎的同事大都也知道他一个禀性，一旦认准了的事，非干到底不可。
为争取主动，任嘉鼎到实地进行了地基堆载试验。通过认真的实验，任嘉鼎掌握了数据，此时他心里更有底了。
于是，任嘉鼎再一次向日方提出了挑战。
谈判开始时，日方依然十分傲慢，听不进任嘉鼎一丁点儿的意见。
面对傲慢的日本专家，任嘉鼎首先发问：“你们掌握了多少宝钢地底下的情况，能拿出多少要打‘小口径沙桩小距离打桩’的数据……”
日方专家也不示弱地说：“你们能拿出‘大口径大间距沙桩’数据？”
任嘉鼎把地基堆载试验的数据送到日方专家面前，盯着日本专家说：“看一看，能不能替代你们的方案！”
面对如此详实的数据，日方无话可说了。
任嘉鼎挑战成功，在宝钢的建设史上第一次改变了领先于中国科技的日方宝钢地基处理设计方案，为国家节约了3000万元人民币的投资。
与此同时，任嘉鼎还否定了日方设计的2万立方米重油罐地基处理方案。
在当时，按日方设计，2万立方米重油罐的承载必须打桩支撑。任嘉鼎认为，该设计造价大且不稳固，以砂井地基处理更为合理。
日方起初不同意，但拗不过任嘉鼎的执着，在任嘉鼎的挑战面前，败下阵来，最后将该项设计全部推给了中方，并且声明，一旦出了事全由中方负责。
任嘉鼎挑战日本专家挑到了自己的头上，但他不怕，他要让日本人看看中国人的能耐。
于是，任嘉鼎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承担了设计并负责实施全过程。
重油罐落成后，经过10多年任然完好无损。这充分证明了任嘉鼎的观点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