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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20日至23日，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又在这座四层楼房中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全国的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两个发起单位的代表；有闽西、鄂东、左右江、湘鄂赣边、鄂豫边、赣西南等苏维埃区域的代表；有红军各军和各游击区域的代表；有各赤色工会的代表和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共50人。
中国共产党代表李立三宣布开会后，各团体向会议致祝词。会议推举未到会的斯大林、加里宁、罗佐夫斯基、马洛夫斯基、伏罗希洛夫和瞿秋白、毛泽东、彭德怀、贺龙、朱德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推举项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徐锡根等13人为大会主席团；推举王宏为大会秘书长。
李立三致开会词，他阐明召集这次大会的目的，是“要使每一个革命的群众都了解苏维埃政权的意义，都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他说：“这次大会的成功，就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先声。”
会议期间，李立三代表中国共产党作政治报告，提出党对政治的估量和总的策略及任务，以及苏维埃大会的政治任务。
报告中，过分夸大了世界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势力统治的危机，认为“中国革命胜利是全世界革命胜利开始，是帝国主义死亡的开始。”报告还过高地估计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成熟程度，忽视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特点。
报告提出了十大政纲，即：反对帝国主义、取消军阀制度、颁布劳动法、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民族自决、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联合苏联与世界无产阶级，援助被压迫民族等，指出：“这十大政纲就是将来苏维埃政治行动的标准，现在的苏维埃区域也就应该开始坚决的执行。”
这十大政纲中的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在土地政策和劳动政策方面，有些“左”的规定。报告从“左”倾错误立场出发，把“工农武装割据”，诬称为“地方主义”、“保守观念”、“富农意识”、“农民意识”等。
李立三在会上还作《土地法令报告》，提出没收土地的三条具体规定：1．没收地主土地；2．富农利用土地所有权出租土地的部分，也要没收；3．公田是一种豪绅剥削，故公田也要没收。此外。王宏作了《关于苏维埃组织法报告》；项英作了《关于劳动保护法令报告》；王太沧作了《红军问题报告》等。
会议于23日闭幕。会议讨论通过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宣言》和《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苏维埃的组织法》、《劳动保护法》、《暂行土地法令》、《红军及武装农民扩大计划》等重要决议，以及许多文告。
大会宣言指出：
现在中国已明显的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政权组织，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一是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一是工农兵士劳苦群众的苏维埃政权。这两种政权所代表的这两个不同的阶级的最后决战，将要决定中国解放和工农劳苦群众解放的命运！
宣言强调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苏维埃革命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目前革命形势与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中指出：“在目前革命高潮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创立全国革命政权，已经成为当前的中心问题。”为此提出两个口号：一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内战争”；二是“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
议案依然是李立三“左”的那一套：“目前红军的战略，是坚决进攻，以消灭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过去的不打硬仗，避免与敌人主力冲突，分散游击等的游击战术，已经与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不相合了，必须坚决地纠正过来。”
这次大会虽然制定了许多决议和法令，但当时还没有建立中央政权的意思，实际上只是准备会的性质，因为当时党中央的指导思想仍是“城市中心”，以为中央政府一是要设在武汉，至少也要在长沙或南昌。后来因形势所迫，才放弃了这种想法。
这次大会规定了苏维埃区域的策略路线与具体任务，制定出苏维埃政府的根本法令，这对于动员广大群众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对于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这次大会是在李立三“左”倾错误指导下召开的，因此会议关于形势、任务、策略、政策等“左”倾分析、主张和规定，使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害。
大会主席团决定，于1930年11月7日举行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贫民苏维埃大会，建立全国工农兵贫民自己的政府。后来由于中央苏区全力投入反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的准备工作，使全苏大会未能按预定日期举行。
会议结束后，来自各苏区的代表踏上归途。为了加强苏区的领导，党中央也派了不少干部与苏区代表一同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