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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5月，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即将在上海的赫德路召开。当时，国民党在上海等地制造“白色恐怖”，企图用武装暴力消灭逐渐壮大的革命力量。因此，这两次会议对安保要求特别高。
到达会场时，根据各人特征，与会人员又重新化装，编了代号。在赫德路这座红砖小楼周围，中央特科布置了武装便衣队，楼下是一些同志扮成的小摊贩，时刻监视着周围的动静，以防意外情况发生。
甚至在楼上还准备了很多汽油桶、酒精桶，楼后租用了一些汽车，万一敌人来了，就点燃汽油、酒精，掩护与会人员从楼后乘汽车撤退。
正式会场则布置成赌场，放了好几副牌九、骰子，紧急情况下还可以伪装成赌博的样子。
来自各苏区的代表们看到这番景象，不禁感叹：党中央长期在大城市工作，需要如此警卫森严，真还不如搬到苏区工作方便。
这两个会议，都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部长李立三主持的。
李立三，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人，原名李隆郅，1899年11月18日出生于醴陵县阳三石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先后就读醴陵渌江中学、长沙长郡中学和广益中学。经罗章龙介绍，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与毛泽东会见。
中学毕业后入程潜护国军中当兵。1919年9月赴法国勤工俭学，积极参加留法学生的爱国运动。1921年春，同赵世炎、陈公培、刘伯坚等酝酿建立共产主义同盟，组织劳动学会和勤工俭学学会，成立华工组合书记部，为华工谋福利。
1922年9月14日，和刘少奇等发动、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罢工胜利后，当选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参与创建汉冶萍公司总工会。
1923年3月，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4月，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领导上海地区工人运动。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在小沙渡、杨树浦、吴淞等地成立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进德会。
1925年2月，和邓中夏等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
同年5月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斗争中，任现场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后，被公推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并一直坚持在斗争的第一线。
10月，与蔡和森等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
1926年5月，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任总工会组织部长。同年9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代理全国总工会领导武汉政府时期的工人运动。
1927年1月，成功地领导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6月，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继续当选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7月12日，中央政治局改组，是5名常委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与谭平山、邓中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动南昌起义的建议。南昌起义中，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
同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赴香港重建广东省委，恢复党的工作，曾提出在广大农村实行武装割据，然后夺取广州的战略思想。
1928年6月，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任中央农委书记。
当时，虽然此时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但他水平不高，加之主管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中共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李立三在负责。
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李立三笃信马列主义，但由于长期从事城市工作和组织工人运动，他对中国的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对革命形势的判断以及斗争策略的制定都表现出“左”倾急躁情绪。
比如，李立三对于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以及赣南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不重视，认为在农村搞苏维埃运动只不过是配合城市斗争的辅助力量。
他也不赞同“依托农村根据地波浪式推进”的政策，而是期望在短时间内来个全国“总暴动”，一举夺取政权。所以，他的目光始终盯在国民党统治力量强大的中心城市。从1929年下半年起，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一些中共领导人，进一步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和政策。
1930年2月，党中央在《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的通告中，把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定为全党的总任务和总路线；把组织工人政治罢工、组织地方起义、组织兵变、扩大红军等，定为准备全国性武装起义的中心策略。
从那时起，李立三等人连续发表文章，不断提出“左”的错误观点和主张，逐渐形成为比较系统的“左”倾错误。如今，李立三作为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正要借这两次会议推广他的主张。而这时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进一步加剧了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的膨胀。
就在这两个会议召开的时候，在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一场新的军阀大战刚刚爆发。
几个月以来，以控制华北和西北地区的阎锡山、冯玉祥以及盘踞广西、广东的李宗仁、张发奎等军阀为代表的反蒋派，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剑拔弩张，双方都想争夺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控制权，最后终于兵戎相见。
这场大战规模空前，双方投入的兵力达一百余万人，战场涉及东起山东、西至湖北、南迄湖南的数千里的中原大地。对军阀混战早已司空见惯的人们不会想到，这次中原大战竟然持续了半年之久，双方死伤约30万人，军费支出达到5亿元。
中原大战的爆发，对这些地区的百姓而言是一场沉重灾难，但客观上有利于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特别是南方各省原来用以“进剿”红军的国民党军纷纷调离原地，红军面临的压力大大减轻。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李立三进一步确信，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已经到来。
1930年5月中旬，全国红军代表会议首先召开。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如何适应苏区形势的发展，加强红军建设，并解决红军的编制体制问题。
会上，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统一了全国红军的编制和组织系统，确定将全国红军编为4个军团，军团以下按三三制建立军、师、团、营、连、排、班，并指定了军团主要领导人。
编组正规军团，标志着红军开始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也预示着中国革命形势即将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然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使红军的这次战略转变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上，李立三作了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
对于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李立三的结论是“这些经验一般不适用”，并提出“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