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全国红军代表会议

1930年5月，温润潮湿的上海虽然被国民党的白色恐怖所笼罩，但在街边巷里，树木青翠欲滴，正生机勃勃地展现着旺盛的生命力。

在英租界的赫德路上，有一座不太显眼的四层红砖楼房，从门口挂的招牌看，这是一个医疗诊所。偶尔有几个穿着大八卦的人进进出出，看上去并没什么异样。但在这座外表普通的红砖楼房内部，却有另一番景象：楼上的走廊和房间装点着红色的鲜花和布幔，就像一片红色的海洋。

原来，这座楼房早已被中共地下组织租用，往来的“医务人员”其实都是由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乔装改扮而成。楼内火红颜色的装饰，是为了庆祝即将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和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可是一件大事。所以，人人都在认真而仔细地做着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两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巨大的意义，可以说是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转折之一。这次会议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早在1929年1月中旬，为了打破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解决部队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于2月9日到达瑞金以北大柏地、隘前地区，红4军将尾追我军之赣敌两个团歼灭于大柏地，俘敌800余人，缴枪800余支。此后，红4军挥师北上，在吉安东固与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会合。

10月22日，红4军前委收到党中央9月28日的指示信，信中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建设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一系列正确主张，并指出在红4军中应“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12月底，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的古田召开，会议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4军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11人为委员。

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中国红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军路线的形成，解决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如何建成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0年1月，赣闽粤三省敌军集中14个团，对闽西苏区进行第二次“会剿”。前委和毛泽东率第2纵队在小池阻击敌人；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第1、3、4纵队从古田向连城开进，筹措给养。由于红军的游击作战，不断给敌以打击，加之福建敌人发生内讧，敌人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会剿”又告破产。

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邓子恢为主席。4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闽西苏维埃政府军事委员会将5个团的红军合编为红军第12军，伍中豪任军长，谭震林任政治委员。

此时，赣西南地区革命武装力量大为增强，吉安、泰和地区的红5军，吉安、泰和段的赣江两岸的红6军积极活动。蒋介石急调约4个旅于乐安、宜黄地区，1个师集中于宁都地区，伺机对红军发起进攻。

红四军前委果断地放弃攻吉安的计划，立即向富田退却，准备“诱敌深入到赤色区域”，尔后消灭之。敌即分兵三路，向我军进逼。我军以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法，于水南、值夏、富滩歼敌第15旅大部，俘敌1600余人。

3月15日，赣西南特委组成，刘士奇为书记，曾山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此后，红4军采取“同时扩大，同时深入”、“傍着发展”的方针，开展游击战争，至6月上旬，歼敌正规军和靖卫团1000多人，并帮助地方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分配土地，加强根据地建设。

1930年夏，国民党新军阀发生了空前规模的大混战，使其统治基础更加脆弱。与此相反，红军经过两年多的游击战争，根据地和军队有了很大的发展。上半年，全国已建立起十几块苏区，红军发展到10万人左右，共13个军。其中最大的一支红军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他们创建的赣南、闽西苏区也是最大的革命根据地。此外，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湘鄂赣、湘赣、广西的左右江、广东的东江和琼崖等苏区和红军也有相当的发展，整个革命形势蒸蒸日上。

随着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统一红军编制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全国红军没有统一的编制，各苏区的红军自行命名番号，以至于当时了三个红4军、三个红6军的局面。

1930年1月，中共中央军事部制订了编组红军的计划，统一安排了第1军至第8军的番号。不久，中央军事部正式更名为中央军委，于4月15日颁布了军事工作计划大纲，规定红军要集中组织、统一指挥；为了适应环境，便于协同作战，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构。

这次在上海召开的这两个重要会议，就是要总结各苏区三年来的斗争经验，统一红军编制，研究如何推动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

然而，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统治中心，在敌人眼皮底下召开这样两个大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进行大量周密而细致的准备，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当时，主持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陈赓更注重采取周密防范、多方掌握敌特动向的积极方法，来保护机关和干部的安全。

1930年5月，陈赓为保障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英租界赫德路召开，经反复选择斟酌，在卡尔登电影院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布设成一家“医院”，并在附近租下宾馆，设下暗哨、密线、杂摊，以备警戒和随时转移之用。

国民党军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对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说：“共产党要在上海召开大会，此事关系党国安危极大，委座至为关切，如能侦破此案，赏洋50万元。”

陈赓接到其秘密情报员宋再生报告的这一“消息”后，又对会场周围作了检查布置。

会议召开前，由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先派人到各苏区，给每个准备参加会议的代表分别取了代号，规定了到上海的接头时间、地点和暗号；然后各苏区的代表们乔装打扮，搭乘不同的交通工具，从各地奔赴上海。到上海后，代表们分住在不同的旅馆里，等待中共中央派人来接头。 TXax5QDw4w5sCy1hsZLgjn0eG9jhx8gkvnO1BBnCDQAh+X+WecRQJQSQDemEoXw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