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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军团在奉新时，前委获悉湖南敌军何键部向红三军团攻击前进，而红三军团曾经一度攻占长沙，后被敌军反攻，又退了出来。红一军团为了和红三军团会合并配合红三军团歼灭敌军，决定向湖南西进。
1930年8月18日，在万载得悉湘军追击部队右路的第三纵队四个团，已突进到两省交界处的浏阳文家市一带，和其他两路距离较远，态势较为孤立。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当夜发出奔袭文家市的命令。
20拂晓，红一军团主力在当地赤卫队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发起猛攻。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立足未稳的湘军3个团、1个营及1个机枪连，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长戴斗垣。
这是红一军团建立后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对支援红三军团有重要意义。这次战斗本来可以缴获一部无线电台。湘军溃退时，丢下一部电台还在工作，但红军战士好奇，把电台给砸烂了。
当时红军的通讯器材很缺乏，还没有建立无线电通讯，毛泽东很惋惜，说这就是游击主义的破坏性，要制止战争中的破坏行为，非经过长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于23日北上浏阳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区南下的红三军团会合。
两个军团的前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把两个军团合编为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3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工农武装力量，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
成立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
同时，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政权的工作，由毛泽东任主席。
在联席会上，就李立三关于再次攻打长沙进而夺取武汉的指示以及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问题进行讨论。
会议讨论得很热烈，不少同志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坚持主张进攻中心城市，他们认为上次红三军团自身都能攻占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在一起配合作战，更有把握打胜。
红三军团第一次进攻长沙，确实取得了显赫的战果，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但这次战争也是在“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下进行的。
红军乘虚攻占某个城市是可能的，但企图固守大城市，则是不合适的。毛泽东后来对红军攻占长沙有过这样的评述：
如果第一次的占领只是一种暂时的行动，不想固守这个城市，并在那里建立政权的话，那么，它的效果也可以认为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时全国革命运动所产生的反响是非常大的。企图把长沙当做一种根据地，而不在后面巩固苏维埃政权，这在战略上和在战术上都是错误的。
在永和市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关于再攻长沙的指示提出疑问，预计长沙不易攻下。
朱德明确地持反对意见。他认为：
红军的装备和训练都不宜于打阵地战，如果执行这政策的话，今后就完全要打阵地战了。光是敌人开到长沙的增援部队就布置了三道防御工事，还有通电的电网。武汉的防御工事更为坚固，还有许多外国军舰停在长江里，准备红军一旦来时就开炮轰击。攻打这样强大的敌军，这样坚固的工事，其结果将是红军全部消灭，革命力量在几十年内也无法抬头。
朱德的意见得到毛泽东等的支持，但是，却被会议否决了。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滕代远后来回忆：
这时，中央又命令一方面军再去打长沙，三军团也有不少人主张打长沙，当时我们认为，第一次三军团二万多人也打了长沙，现在四万人还不能去
打吗？
当时红军士气旺盛，但还不具备进攻大城市的条件。第一次进攻长沙，因对方守备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敌军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围在城内，突围时遭受很大损失。
这时，长沙城内的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较强固的防御工事。红一、三军团刚刚会合，才开始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还缺乏攻坚的装备、技术和经验。
所以，毛泽东、朱德对中央这个指示提出疑问，认为就红军的装备条件来看，长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总前委内部又有不少委员主张打长沙。最后，毛泽东、朱德仍尊重多数委员的意见，由会议决定再次进攻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