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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7月11日，一组红军部队浩浩荡荡地向樟树（今清江县城）方向挺近，大家精神饱满，军中不时传来嘹亮的口号和军歌。
原来，毛泽东、朱德由兴国集结地发出向樟树（今清江县城）推进的命令，决定“进略樟树，窥袭南昌”，并颁发了一个推进计划表。
命令没有按中央的指示说要“夺取”南昌，而是说“窥袭”南昌，这就包含着极大的灵活性，表明打下樟树后将看实际情况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路线。
红一军团在向樟树推进途中先后攻克永丰、新淦（今新干）。
7月14日，毛泽东、朱德等到达吉安县陂头，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员涂振农召集的中共红一军团前委和赣西南特委联席会议。
大家认为，吉安的国民党军队正凭险死守待援，工事坚固，如果硬攻将会造成很大伤亡。决定主力红军暂时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丰、樟树攻击前进。
20日，红军进入永丰城。当天下午发出第二期推进计划表。当时担任红一军团参谋处长的郭化若后来回忆道：
当时行动命令都是在毛泽东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参谋长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泽东、朱德同志审查修改后才发出的。命令措词和使用推进计划表方式，是在毛泽东同志意图下经过考虑有意安排的，实际上并没有具体部署进攻南昌，这就是“推”字的文章。
7月24日，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的两个营，攻占樟树镇。这时获悉敌军第十八师一个旅坚守南昌，一个旅在抚州（今临川）地区，一个旅在吉安北阜田地区，有由新干渡江来樟树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是向东攻打抚州，还是执行中央指示向北夺取南昌、九江？
毛泽东随即同朱德召开军团干部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会议分析了南昌的敌情和四面临水的地势，认为敌军主力没有消灭，南昌难以攻入，决定既不向北夺取南昌、九江，也不向东攻打抚州或在樟树附近伏击可能由抚州、阜田两处来增援南昌之敌，而是佯攻南昌，再向敌薄弱处发展。
为了确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毛泽东在樟树召开中共红一军团前委扩大会议。这时，涂振农已离开红一军团总部。
会议从缴获敌军作战文件中得知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的配置情况，认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进攻南昌，敌军第十八师两个旅正处在红军东部侧后，威胁较大，南昌城郊池塘较多，又有坚固工事，不容易攻克。
如果在樟树停留，又有受敌军三个旅夹击的可能。为了争取主动，避免被动，会议决定西渡赣江北上，再视情况向南昌对岸推进。这是避实就虚的正确决策。
红一军团西渡赣江后，在7月27日进抵高安、上高地区。这时，鲁涤平判断红军将要进攻南昌，急调三个旅加强南昌防务。
29日，朱德、毛泽东下达“相机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
8月1日，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进占南昌对岸的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并从实地侦察敌情。
罗炳辉回来后，说明南昌国民党军队防务严实，不宜进攻。
朱德、毛泽东立即下令红一军团“撤围南昌向安义、奉新北上”。这是国民党军队兵力空虚的地区。红一军团在安义、奉新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并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进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变这个重大部署，必须作出解释。
不久，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补选朱德为中央候补委员。
8月7日，毛泽东在奉新得到7月30日和8月1日的上海报纸，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已乘虚攻克湖南省会长沙。
原来，中原大战爆发后，反蒋的李宗仁、张发奎部从广西大举北进湖南，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急忙调兵抗击，长沙防御力量薄弱。
几天后，又获悉红三军团已撤出长沙，并在平江地区受到何键部的追击。红一军团决定立刻向湘赣边境西进，同红三军团靠拢。
于是，毛泽东在8月19日给赣西南特委转闽西特委并转中央的信中对此作了详细的报告。毛泽东在信中说：“若直进南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势不利，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举行八一示威。……敌人在南昌城不还一枪、不出一兵。我们此时找不到敌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务已经达到，遂向奉新、安义散开工作，发动群众，筹款，做宣传等。”
从长汀北上以来，毛泽东、朱德始终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灵活机动地使用兵力，不断改变进军方向，没有机械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进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仅避免了“左”倾冒险主义可能造成的损失，红军还得到较大的发展，由长汀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八千人，为日后的大规模反“围剿”战争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