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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1月20日，中共苏北区党委和苏北行政公署发布了《苏北治淮总动员令》，要求苏北的党政军民紧急行动起来，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力量，投入治淮斗争。
按照淮河委员会进一步明确的“下游以泄洪为主”的方针和治淮方案，确定开辟苏北灌溉总渠，灌溉和排洪结合，洪泽湖建成有控制的拦洪蓄水水库。
1951年冬至1952年春，在以工代赈的艰苦条件下，先后组织了110万人的治淮大军，开挖一条能泄洪800立方米秒的淮河入海通道，即苏北灌溉总渠。
施工前，培训了6000多名工程人员，组织了500人的测量队，进行施工准备。并从苏南调来1000台抽水机，用于施工排水。
1951年11月工程开工后，西起洪泽湖，东到黄海边，盐城、扬州、南通3个专区18个县72万民工在工地安营扎寨，与风雪、冰冻、淤泥、砂石作顽强不屈的斗争。
10几万人组织的后勤运输队伍，为工地运送粮草器材；后方的许多农具厂、铁匠铺，为工地赶制挖土工具；机米厂、碾坊、磨坊，为民工日夜加工粮食。
18万多名宣传员在工地进行宣传鼓动。邮电、商业、医疗、卫生单位也纷纷上工地为民工服务。在施工中，涌现出功臣模范，全部工程长168公里，仅用85天，完成土方7320万立方米，于1952年5月完工。
三河闸是洪泽湖入江口门的大型控制建筑物，是实现洪泽湖拦洪蓄水的关键工程。
1952年秋，即将开工前，周恩来召见苏北行政公署主任、苏北指挥部指挥惠浴宇，详细询问苏北治淮情况，确定从全国各地抽调一批干部技术人员、大学毕业生和技术工人，并招收一批建筑工人，以解决干部和技术力量不足的困难。
闸门、启闭机的制造和安装，由上海市组织有关工厂研制生产；器材和施工机械由国家统配，从而保证了建筑工程的顺利施工。
建闸期间，在不足1.5平方公里的工地上，集中了15.8万个民工，6000多名干部、技术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白天红旗飘扬，夜晚灯火通明，劳动号子声、施工机械声响彻工地。
为了抢在汛前完成，他们提出：“和洪水赛跑，赢得时间就是胜利”的口号，开展了爱国治淮劳动竞赛。
工程中采取“边教、边学、边做”的方法，使一大批农民、工人、解放军战土和青年学生很快地掌握了必要的技术、锻炼出一支建闸队伍。
建闸的32万吨器材设备，大多是从几百里、几千里之外，突击赶运到工地的。上海工人为赶制弧形闸门和启闭机，日夜奋战。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为了支援三河闸建设，进入深山老林，伐运木材。为了及时运送器材和设备，有的地方炸山镇沟开路，有的清除航道的江滩、暗礁，保证了供应。
1954年，淮河发生特大洪水，且江淮并涨，已建洪泽湖拦洪蓄水工程，苏北灌溉总渠，以及里运河堤防加固等工程，发挥了调洪、泄洪、挡洪的显著作用，确保了里下河地区大面积安全，没有再重演历史上洪水泛滥的悲剧。
随着洪水初步治理，里下河地区排灌条件也有很大改善，淮北地区摆脱贫困受灾面貌的任务摆在省委和地方各级党委面前。
1956年，中共江苏省三届一次会议决议，淮北地区除洪改制，发展水稻。
为解决水源，1957年淮沐新河工程开始实施，北调洪泽湖水至淮北灌溉，并可利用新沂河错峰分泄淮河部分洪水。
考虑旱季淮水常出现断流的现实，经国务院批准，“引江济淮，江水北调”的江都抽水机站工程确定实施，1961年开始兴建，从此，拉开了逐步实现江、淮、沂、泅水源互调互济，根本解决苏北的水源问题的序幕。
该站所用设备，当时在我国均是首次试制，工作中采取了领导、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充分发扬民主，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江都水利枢纽工程极为重视和关怀，先后前来视察和参观的党、政、军、群领导人有：李先念、乌兰夫、王震、陈丕显、彭冲、乔石、陈慕华、宋任穷、姬鹏飞、谭震林、罗瑞卿、华罗庚、陈叔通、史良等。
1979年秋，李先念在陈丕显陪同下，参观抽水现场时，高兴地说：“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91年10月，江泽民总书记也曾陪同金日成参观过江都站。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北广大群众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兴建了一批批骨干工程，这是江苏长远的治水总体规划，这一总框架为江苏水利建设的不断完善和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