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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冈石窟开凿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前后用了约30年的时间，才基本上完成了这个浩大的艺术工程。
大同在5世纪初，是北魏的都城，当时称为平城，至5世纪末迁都洛阳，在近百年间，这里一直是我国北方封建统治的中心。
北魏王朝初期非常崇信佛教，并奉为国教。446年，太武帝听信司徒崔浩的建议，焚毁佛寺佛塔，强迫僧人还俗，造成了佛教史上的“太武灭法”。
文成帝继位后，他首先恢复佛法。云冈石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当时一位著名和尚奉文成帝之命，役使了数以万计的劳动人民和雕刻家动工开凿的。
云冈峪自古是通往内蒙古阴山腹地的古道，秦汉时代的武州塞，大约就在云冈石窟西侧或南面附近，可惜早已消失在残石碎瓦之中。
武州山，北魏早期被奉为神山。后来，逐渐成为北魏皇帝祈雨、开窟、礼佛的“鹿苑”胜地。
云冈石窟，北魏称武州山石窟寺或灵岩寺。关于石窟的开凿，《魏书·释老志》记述的很简略：
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70尺，次60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文中讲述的五所佛窟，即今云冈第十六窟至二十窟，称之为“昙曜五窟”。
昙曜五窟的兴工，成为武州山皇家大窟大像营造的开始。
昙曜五窟的开凿，掀起了武州山石窟寺建设的高潮。从文成帝开始，经献文帝、冯太后，至孝文帝迁都，皇家经营约30年，完成了所有大窟大像的开凿。
同时，云冈附近的青磁窑石窟、鲁班窑石窟、吴官屯石窟、焦山寺石窟、鹿野苑石窟等，也相继完成。
北魏前期，广泛吸收民间资金，王公大臣、各地官吏、善男信女纷纷以个人、家族、邑社等形式参与石窟建造，或建一窟，或捐一龛，或造一壁，或施一躯，遂成就了武州山石窟寺的蔚为大观。
云冈石窟的诞生绝非偶然，而是诸多历史必然性的结果。佛教自东汉进入我国，最初假借黄老道术在民间传播，魏晋时逐渐独立。
十六国时期，由于来自西北胡族统治者的推奉而迅速发展，同时迎合了苦难深重的中原人民的精神需求。北魏太武帝灭佛，则从反方向刺激了佛教的勃兴。石窟建造之风，由古印度、西域、河西渐次东传，至平城而特盛。
北魏自道武帝建国，到太武帝结束北方群雄割据的战乱局面，各国各地的贵族官僚、儒士僧侣、能工巧匠、金银财富汇萃平城。
特别是随后对西域的征服，直接迎来了历史上东西文化交流的新一轮高峰。
武州山石窟的创作，最初是凉州高僧带来了西域风格的佛教造像艺术，然后是古印度、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西域诸国的胡沙门带着佛经、佛像和画本，随商队、使团而至，再后是昙曜建议征集全国各地的宝像于京师，最后是徐州僧匠北上主持云冈佛事。
一代代、一批批高僧大德、精工艺匠，共同设计、共同制作，创造出云冈石窟一座座旷世无双的佛国天堂。
北魏以后，云冈石窟衰落了，梵音唱晚之声，再没有越过雁门山峦。607年，炀帝北巡塞外，归途曾经游幸云冈石窟。
630年，李靖平突厥，收复雁北，贞观十四年，移云州及定襄城于恒安，次年，守臣重建大石窟寺，有俨禅师等曾对云冈石窟佛像进行过修理。
初唐时，有数位僧人用不同形式对云冈石窟作了描述，其中最著名者有《广弘明集》的作者道宣与宋昱的《题石窟寺·即魏孝文之所置》，宋昱写道：“梵宇开金地，香龛凿铁围。影中群像动，空里众灵飞。”出神入化，贴切入微的描绘，突出了云冈石窟引人入胜的艺术风貌。
辽代以后，武州山石窟寺又称石佛寺。契丹人信佛，残塔旧寺无不兴复。据《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记载，1049年，皇太后发愿重修石窟寺，但因工程规模巨大，一时没有完成。
辽代武州山石窟寺的修建工程，大约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也许是对旧有寺院的陆续修复，也许是仿效北宋重修五台山10寺的做法，辽代西京大石窟寺内分立了10座寺院：通乐、灵岩、鲸崇、镇国、护国、天宫、崇福、童子、华严、兜率。
可惜10寺的好景不长，据《金碑》记载：亡辽季世，盗贼群起，寺遭焚劫，灵岩栋宇，扫地无遗。
金朝西路元帅、晋王宗翰于1131年将石窟前的武州川河道南移，遂形成今天十里河云冈段现状，可谓功德千秋。
1143年至1146年，住持法师禀慧重修“灵岩大阁”，即今第三窟外阁楼。
金代中后期，迫于蒙古族逐渐强盛的压力，在西京北境加强了边墙、边堡的防御体系建设，武州山前筑起了一座军堡。这座名为石佛寺堡的建立，宣告了云冈石窟再次走向衰微。
1214年，金朝迁都汴梁，即今河南开封，五京旧都相继沦陷。各地佛寺，兵火之后，无僧看守。正是在这种“山寺无僧钟自鸣”的情况下，全真道士进驻了云冈石窟，并在东部留下了“碧霞洞”、“云深处”、“山水有清音”等遗迹。云冈之名，从此酝酿产生。
1264年至1294年，西京大华严寺慧明大师僧徒，重新收复了石佛寺，但是无法挽回云冈石窟的整体颓势。
1558年，重修石佛寺堡为云冈堡。1574年，又建云冈上堡并上下堡间的夹墙。从此，石佛寺局缩于第五六窟，彻底变作山野小寺，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再度绽发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