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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从1946年7月算起，大约再用5年左右的时间，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
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国共产党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毛泽东指出：
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
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
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也就不应该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毛泽东的指示已经把南京从新中国国都的候选行列中排除了。
如果南京不能作为首都，那么还有哪个城市可以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呢？
毛泽东想到了位于北方重镇的太原，那里曾是六朝古都，文化底蕴深厚，是李白笔下的“九边重镇”，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太原还是晋商的发祥地，经济也比较发达。这里是否可以作为新中国的首都呢？
为此，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谈话，谈话中流露出毛泽东打算在全国解放后定都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毛泽东的话还有一层含义：太原如果能免遭战火蹂躏，那么他是可以作为国都的。
对毛泽东和平解放太原的设想，徐向前说：“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看来，战事一起，太原很难保全，这让毛泽东有些失望。徐向前的话打消了毛泽东建都太原的想法。于是，毛泽东把目光转向了给予自己思想启迪的北平。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来作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正式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获得和平解放。
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一切正常。
确立国都，不仅要考虑被选城市在国内的影响力，也要考虑他在国际上的地位。北平是否具有成为新中国国都的国际优势呢？带着这个问题，毛泽东又向熟悉外事工作的王稼祥请教。
1949年年初，在东北局任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思考了片刻，然后带着建议的语气说：“能否定在北平？”
毛泽东一听，眼睛一亮，随即又严肃地说：“谈一下理由。”
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势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
毛泽东听了，若有所思地说：“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就近取得援助，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
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对定都问题的决策。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苏联领导人曾交换过意见。
在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
会后，9月28日，毛泽东在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苏共中央通报，所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
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
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11月到你那商定。
12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
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桓、林伯渠等人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
后来，因为交通不便，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毛泽东未能如约赶赴苏联。
中国的形势一天一个变化，苏联领导人急于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真实想法。于是，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石家庄，驱车西柏坡，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
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
米高扬回到莫斯科后，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中央的意见。斯大林表示支持。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新中国定都北平的事情基本上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