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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设立中央分局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

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就意味着要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留下谁呢?第一个被考虑留下的是项英。

项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府副主席、中革军委代理主席,具有党、政、军全面工作经验,委任他为留守人员总负责,显然是最恰当的人选。项英临危受命,表示坚决服从。

第二个被列入留守名单的是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一个多月前,陈毅在兴国前线指挥作战时,右胯骨被敌弹击中,造成了粉碎性骨折,此时正躺在医院的病房里休养。

10月13日,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在瑞金召开原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各部门留在苏区的主要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

中央分局起初由项英、陈毅、陈潭秋、贺昌、瞿秋白等5人组成,后来又增加了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柏台、毛泽覃、汪金祥、李才莲为委员。

书记项英,组织部长陈潭秋,宣传部长瞿秋白,少共中央分局书记李才莲。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秘书长谢然之。

起初,中央政府办事处所设机构与中央政府一样,后来作了调整,将粮食部、财政部、国民经济部与红军供给部合并,成立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

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原驻瑞金云石山马道口,10月下旬迁于都宽田石含村和龙泉村,12月底又迁于都黄龙井塘村。

10月22日,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在于都宽田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为参谋长,贺昌为政治部主任。

中央军区政治部下设组织部、宣传部、破坏部、地方游击政治部和秘书处。史犹生任组织部长,李翔梧任宣传部长,袁血卒任破坏部长兼地方游击政治部主任,林中伯任秘书处长。

中央军区司令部下设2个科:作战科科长郭如岳,情报科科长严仲。中央军区设有卫生部,王立中任部长。

此外,中央政治局还决定了留在中央苏区的中央高级干部名单。

党中央各机关和中央政府各部门以及各省委、省苏机关留在中央苏区的人员,事先由中央政治局常委确定了留人的原则,属于省委、省苏机关的干部,由各省委决定报中央批准;党中央机关、政府、共青团、工会等,由各单位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决定后报中央批准;红军部队留人由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决定后报中央批准。

留在苏区的部队有红军独立第二十四师、一些独立团和地方游击队,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多人。

中央规定中央分局除领导中央苏区外,同时领导湘赣、湘鄂赣、赣东北和闽北苏区的游击战争。中央军区则直接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军区。

中共中央赋予他们的任务是掩护红军主力转移,保卫中央苏区,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的进攻,准备将来配合红军主力,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反攻,恢复和扩大中央苏区。

为此,中共中央于10月8日发出了给中央分局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训令》,中革军委也颁布了由毛泽东主持编写的长达2.6万字的《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

指示对苏区游击队的组织、任务、游击战术、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及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等问题,作了规定,并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最基本的地区和必须最后坚守的阵地。

既要指挥留下的部队掩护、策应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又要领导中央苏区及邻近苏区军民坚持斗争,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项英临危受命,以革命大局为重,以对党无限忠诚的高度责任感,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担当起领导中央苏区军民坚持斗争的重任。

在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前和转移初期,他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红军主力转移做掩护、策应工作。

一是组织留下的部队对红军主力转移进行掩护、策应。在红军主力出动前,项英按照军委要求,指挥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独立团、营,接替红军主力防务,让主力撤出原来阵地。

接防部队以积极的动作,开展游击活动,阻滞进攻的国民党军,掩护主力开赴指定地域集结,做好出动前的准备。

同时组织各军区协同苏区地方为红军主力输送兵员和物资,增强战斗力量,并严密封锁主力红军行动的消息,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主力红军的集结。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党政机关、军委总部及直属部队编成的第一、第二野战纵队,从瑞金地区出发,向战略转移前的集结地域开进。10月17日,主力红军分别从10个渡口南渡贡水准备突围西去,并于10月21日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项英奉命指挥红二十四师和一些独立团分别在原地阻击骚扰敌人。他指挥留下的部队在北面、东面坚决抗击国民党军的进攻,让进攻的国民党军产生仍有许多红军主力留在苏区的印象。

项英命令赣南军区派独立第十四团进占韩坊、古陂;独立第十五团和独立第六团进占安远城;第一大队与西江独立营进至重板石和龙布一带;保卫队和独立第六团一个营进至新田地区,肃清国民党残余力量,恢复苏维埃政权。同时还派大田游击队到信丰河西岸破坏敌人堡垒,派长洛游击队到大埠圩东岸长演坝一带打游击。

11月初,敌余汉谋纵队在南雄、大余、横江、铅厂地域追击我军主力,信丰、南康、安远等地甚为空虚。

根据中革军委指示,项英命令赣南军区独立第六团和独立第十四团深入到安远、信丰、南康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肃清国民党方面残余力量,恢复红色区域。

二是组织苏区党政机关对外暂不改变办公形式。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坚持照常上班,接待来访群众,处理正常公务。

《红色中华》报继续正常出版,报头上标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原来的反“围剿”、生产等栏目照旧不变,以此来告诉人们,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仍在中央苏区,以迷惑国民党方面。

在红军主力突围出去之初,国民党方面急于了解红军主力走了多少?中共中央机关是走了还仍在中央苏区?由于项英指挥留下的部队掩护、策应行动积极,党政军民保密工作做得好,就有效地迷惑了国民党方面,使其迟迟搞不清楚,影响到其对我战略转移的红军主力尾追堵击的部署。

北路国民党军至10月底,才确知红一方面军已突围西进;东路国民党军到11月上旬,还以为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仍在中央苏区;国民党《中央日报》11月3日报道,瑞金的中共中央机关已“迁往于都”;蒋介石到11月中旬,才完全弄清红一方面军西移的战略意图。

11月22日,项英命令红二十四师师长周建屏在瑞金与会昌之间谢坊附近的湾塘岗伏击,将东路国民党军第三师的前卫旅歼灭一半,另一半被击溃,使进犯的国民党军大为震惊,认定中央苏区仍有正规红军,便立即调整部署,仅在宁都以北地区就集中4个师,寻找留下的红军主力决战。

到当年年底,中央苏区部队、游击队先后吸引、牵制国民党军两个纵队、15个师及两个旅。

这是项英领导中央军区部队积极执行牵制任务的重要体现,从而减轻了红军主力在战略转移中的压力,策应了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

为了保障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在项英、陈毅等领导下,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除掩护、配合主力红军突围外,还承担了收容伤员、运送粮食弹药等任务。

10月21日,主力红军突围战役获胜后,赣南军区派一部分部队负责收容伤病员,积极组织群众,前运粮弹,后运重伤员。

还奉命在小坌、畚岭、小溪、新陂、于都西北等处设立医务所和收容所,在大坝、唐村等地设立运输转运站,以保证野战军在转移时的后方收容与运输。

10月底,项英、陈毅等根据中革军委的指示,又先后收容了一大批伤病员,其中一些轻伤员医好后即投入了当地的游击战争。

在掩护主力突围的同时,项英做开展游击战的准备。10月18日,项英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的文章,号召苏区军民全体武装起来,组织游击队,开展最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为后来开展的独立的战略性游击战造舆论。

10月底,确定在西江、瑞金、于都3县之间,以宽田为中心,设立瑞西县,设置党政领导机构和独立营,从中央分局驻地领来10挺花机关枪、1挺马克沁重机枪、60多支步枪。这为从瑞金撤离后,瑞金特委领导开展游击战作了最实际的准备。

由于受党中央规定项英必须待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到湖南后才能公开宣布主力红军突围消息的保密要求所限,项英于11月下旬与陈毅等研究,提出“独立作战”和“坚持斗争”的口号,围绕着开展游击战,从组织上、思想上实行战略转变。

在深入广泛进行游击战动员的同时,派得力干部去各地加强游击战的领导,其中派分局委员张鼎丞率范春乐、刘永生、陈茂辉等一批干部赶赴闽西;在赣粤边建立信南赣雄特委和军分区,调1个营的红军为骨干;整顿部队,开展反逃跑现象和失败主义作斗争;进行精简和疏散,分散安置数以万计的伤病员。这些,为分散开展游击战创造了条件。 pT7DCFae4CdbdOqRQnfipFMuLaH+ciQOSCjObwCVn/Hx+AqMuJWQV6GZuqHqRk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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