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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0月14日，刚从外地返京的周恩来，便立即通知规划局连夜召开会议，审查大会堂的设计方案。
北京各设计单位迅速上交了许多设计方案，全部设计方案首先经过北京市第二书记刘仁的筛选。
在当晚上的10时，共有三份设计方案送达中南海西花厅，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里。这三份设计方案除了规划局的之外，还有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两份方案。
在三个设计方案中，规划局的设计方案将面积扩大了10万平方米。这个方案是由著名建筑师赵冬日和他的同事们设计的。任规划局技术室主任的赵冬日按照刘仁的指示：“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不去考虑。140米×270米的规划用地，也不去考虑。打破樊篱、另起炉灶，设计一座全新的万人大会堂。”
在这里，刘仁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按照这个思路，赵冬日和同事们很“舒服”地做出了新的设计方案：
大会堂平面呈“凸”字形，由北向南依次排列大宴会厅、大礼堂和常委会办公楼，三部分以中央大厅相连，宴会厅放到二楼，大礼堂移至中央偏西的位置。至于立面方案，则沿用了前几轮设计中曾获得总理首肯的西洋柱廊式结构。
规划局的方案完美地解决了此前大会堂设计过于“小气”的问题，只是支撑这恢宏气势的，是高达17万平方米，超标两倍有余的建筑面积。原来和博物馆“配套”的用地规模也被大大突破了210米×340米，比之前几乎扩大了一倍。
周恩来拿着三个设计方案，在明亮的灯光下，经过反复对比审查，他选中了规划局的设计方案。周恩来总理主要考虑到两点：
一是规划局设计的大会堂全部采取了一般建筑的比例，而在尺度上大胆地放大了一倍，显得气势非凡；
二是在大会堂的中心安排了宽敞的中央大厅，既可作为休息大厅使用，还能举行纪念活动。
周恩来总理看中就是规划局的设计方案中的两大“亮点”。但是，随即这两大“亮点”在我国建筑界便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些周恩来总理似乎早就预料到这点。
周恩来总理从选定规划局的设计方案那一刻起，他就反复叮嘱参与下一步施工设计的建筑师们，不要把大会堂的设计做绝了，要留有余地，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考虑问题的周全性。
在10月15日的凌晨1点钟，就在周恩来总理选定规划局设计方案仅仅数小时后，设计方案就进行了第一次修改。
在设计图纸上，大会堂北端宴会厅的宽度是108米，而大会堂北墙与中山公园间的距离足足有180米。对此，刘仁认为两者不成比例，在不影响整体结构的前提下，应给大会堂加四条“腿”，使整个建筑由“凸”字型变为了“出”字型。
根据修改后的设计方案，大会堂的面积从7万平方米扩大到17万平方米，几乎是一夜之间的事。
1958年11月初，周恩来在御河桥交际处，即当年袁世凯签署“二十一条”地方，召开了扩大的专家会议。
在当时，时间实在仓促，刘仁确定的17万平方米方案便没有交给专家论证。一时间，京沪两地建筑界的专家学者对此议论纷纷，书面意见像雪片一般飞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大家几乎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大会堂的这个“大”字。
“放大一倍”和“中央大厅”本来是周恩来选中规划局设计方案的两大关键，然而却成了与会专家们抨击的中心。
为了向大家解释清楚，平息这场争论，因此，周恩来总理特别主持这次会议，讨论大会堂的设计问题。
设计专家梁思成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他拿着笔走到周恩来总理面前，在纸上画了个头大身子小的小孩儿形象。他对周恩来总理说：“把一个孩子按比例放大一倍，他也不是个大人，大会堂就犯了‘小孩儿放大’的毛病。”
梁思成还说：“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也用了‘尺度放大’法，人一进去立刻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仿佛到了‘巨人国’。这样的方法用来表现神权无可非议，用在‘人民性’第一的大会堂上就很不适宜了。”
北京工业设计院总建筑师王华彬教授也站起来，对中央大厅的设计提出看法，他认为就是“大而无当”。他说：“从大门走到大礼堂一共要经过五道门，有多少亮光都被挡在外面了，中央大厅竟然有180根柱子，既无用又挡光。光线不足就要依靠人工采光，又是一笔浪费。”
面对专家们连珠炮似地质疑，周恩来没有从正面回应，他回答说：“圣彼得教堂是神权社会的产物，有意识使教徒进入之后感觉天主伟大、自身渺小。我们不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大会堂空间、体型、面积扩大一倍之后同样要注意由内而外体现‘平易近人’四字，不要故弄玄虚，让人成了物的奴隶。”
建筑专家张镈对周恩来总理的话表示赞同。对于大会堂的“大”，张镈从纯建筑学的角度做出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张镈说：“大会堂的庞大体型是由广场的超大面积决定的，因为从来没有在如此巨大的空间中安排建筑的先例，大会堂的‘放大一倍’也只是一种大胆地尝试。”
张镈停了停，他是想大家思考一下他说的话，他接着说：“在特大空间运用‘正常尺度’的建筑物是有失败先例的，比如伪满洲国曾经在长春郊外建了自己的首脑机关。那是一个又深又宽的广场，却在两厢排列了一串普通大小的西洋古典柱式石建筑，不但衬得广场空旷荒芜，更显得房子‘小鼻子小眼’十分寒酸。其实每栋建筑单看都不错，放在广场上整体考量就显得很难看了。”
关于“大”的争论刚刚告一段落，设计专家梁思成又站起来，对大会堂的整体风格又提出更加尖锐地批评。梁思成说：“建筑分为四种，即‘中而新’、‘中而古’、‘西而新’、‘西而古’，对于我国的现代建筑来说，最不可取的就是‘西而古’。可是大会堂几乎是个文艺复兴建筑的‘复刻版’。”
梁思成越说越激动，他尖锐抨击道：“不要以为在细部加上几个斗拱、琉璃、彩画，它的风格就成了中国的。”
对于梁思成如此尖锐地批评，周恩来用建筑学的例子巧妙地回答梁思成，他说：“塔就是印度传来的，经过几千年本土化的发展，反而成了最有代表性的中国建筑之一。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善于吸收他人经验，活学活用。在大会堂的建筑风格上，我们不能被狭隘的民族情结限制住，应该提倡‘中外古今，一切精华，含包并蓄，皆为我用’。”
紧接着，周恩来给在座的专家讲了个“画菩萨”的故事，他说：“早年间的菩萨是印度人的形象，还有两撇胡子，老百姓都不满意。画师于是张画于市，自己躲在画后偷听评论，经过反复修改，才成就了今天‘不男不女’的‘中国菩萨’模样，但最终却为大众所接受。”
周恩来运用自己的智慧和事实依据，巧妙地平息这场争议。接着，他又根据一些专家的局部修改意见做了修正，使规划局的设计方案得以顺利进行。
1959年1月6日，城市建设委员会邀请相关单位，在科学礼堂召开会议，再次对设计方案进行会商。
这次会议由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主持，主要就规划局第二次修改完毕的设计方案再次进行讨论。为了顺利通过修改方案，城市建设委员会因此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审定。
齐燕铭在会上首先说：“时间紧迫，由于设计上存在一些缺点，希望各方面爱护这一建筑，大家共同努力，把它搞得更好。”
梁思成首先做了发言。他说：“新做的设计方案‘古而西’去掉了不少，比原方案好。”
建筑专家王华彬站起来说：“人民大会堂的特点是面积大，尺度高，柱子多，窗子少，声音通风都不好。面积从7万平方米搞到17万平方米是否有浪费，柱子高达26米，看起来还很细；礼堂30米高，人在里面好像坐在天底下，显得太渺小；从门厅到里面，过五关，一点儿光亮也没有。”
王华彬建议说，中央大厅最好能开天窗，用平顶玻璃采光，面积大，可以挖院子，两旁柱子可以取消，做贴墙柱，美观又节省。
建筑专家朱兆雪则认为，原来的设计方案朴素大方，如果没有柱子，雄伟气派就没有了，简直就是个大工厂。
建筑专家沈其说：“‘西而古’这种论调是用一种概念来约束人的创造力，西洋有的东西不见得中国就不能有了，有了廊和柱不见得就成了西洋的。”
建筑专家刘开渠、钟灵等都同意原方案，他们也认为不管是西洋的还是中国的，都可以去粗取精地拿来应用。
直到最后，大家对平面布置、使用面积和艺术形式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1月初的一天，周恩来和彭真去找齐燕铭、周扬、赵鹏飞、沈勃、朱兆雪等研究设计方案。
周恩来就设计方案的具体问题提出许多意见。比如人民大会堂的顶棚，设计人员没有办法处理；音响方面的专家说空间太大，声音没有办法处理，必须加大压缩；还有的艺术家说，观众厅太高，人在里面显得很渺小。
彭真说：“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
周恩来说：“我们站在天底下不觉得天高，站在海边不觉得水远。天是圆的，圆曲而下，应该从舒适开朗着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协调，水天一色，浑然一体，好不好呢？”说完，他还在勾了一个马蹄形的样子。
1月20日，周恩来和彭真在市人民委员会交际处，召集在京建筑、结构专家和美术家座谈，就各方面对人民大会堂设计的不同看法听取意见。
出席会议有：齐燕铭、连贯、刘秀峰、金瓯卜、林乐义、邓恩成、刘开渠、梁思成、汪坦、刘小石、万里、冯基平、吴晗、王昆仑、赵鹏飞、佟铮、冯佩之、张鸿舜、沈勃、杨润景、徐康、赵冬日、朱兆雪等人。
会上，周恩来首先站起来发表讲话，他说：“听说大家对人民大会堂还有很多意见，这个房子如果有缺点，大家就当有病的孩子来对待，首先考虑治病的问题。”
周恩来对建筑物的安全问题非常在意。在会议上，他多次强调建筑物的安全问题，还逐个问各位专家：这个建筑垮得了还是跨不了，能保证多少年。
问完后，周恩来接着说：“人民大会堂这么个房子有两个关键，一个是垮得了与垮不了，一个是好看与不好看，垮不垮是主要的。大会堂的寿命起码要比故宫、中山堂长，不能少于350年。”
周恩来对施工、技术等问题也作出了指示。关于建筑形式，周恩来说：“一个建筑物总要有它自己的风格，要做到人人满意那很难，只要盖起来不垮，又适用，尽可能漂亮一点，就不能反对它。大家对这一点要取得一致意见，否则就会争论不休。”
最后，彭真也站起来，发表讲话。他说：“古今中外一切精华为我所用，只要能融会贯通，符合适用、经济、美观的方针就行。中国各民族有个特点，就是善于学习外国的东西，并且能使之变成自己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过国外，我们的思想要完全解放，不断地吸收中国、外国的成分，不断地创造，不断地实践，我们终究会走出一条中国的建筑路线来的。中国革命的路线就是在革命的实践中，从成功和失败的斗争中总结出来的。我们建筑路线就是古今中外，凡是正确的我们都吸收。办法是：有领导地集思广益，走群众路线。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就是要吸收大家的意见。”
彭真还指出：这个建筑物安全第一，质量第一。首先是基础，无论是主料和零件料都有要注意质量；其次是结构，施工要特别注意结合部，应该严格地进行检查；第三是材料，设计要计算准确，木材要干燥的，不合格的不要用；建筑色彩是个大问题，也要给予充分注意，既要庄重又要有朝气，活泼而不轻佻，要能反映中华民族的朝气勃勃与踏踏实实的作风。
周恩来最后说：“受客观条件所限，现在对大会堂设计要求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万人开会、五千人用餐、八个月盖完’。如果大家仍旧有意见，‘好在我们的建设量会很大，可以在别处再试，这里就不必再动了吧！”
周恩来和彭真站在政治高度的一番诚恳表白最终平息了关于大会堂的各种意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的“大”也渐渐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
在几年之后，梁思成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新的社会制度和新的政治生活的要求改变了中国建筑史的尺度概念，当然，这种新概念并没有忽视‘生物的人’的尺度，也没有忽视广场上雄伟的天安门的尺度。在这种新的尺度概念下，1958年9月，中国的建筑师们集体建设了广场和它两侧的两座建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