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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8月17日，在河北省秦皇岛的北戴河，中共中央治局召开扩大会议。
中央政治局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以及政府各有关部门党组负责人参加会议。
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同志也前去参加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这次会议主要讨论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以及当前工业、农业、农村工作和商业工作、教育工作和加强民兵工作等问题。
会议决定，为适应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需要，也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在北京建设一批包括万人大会堂在内的重点建设工程，名为“国庆工程”。并且要求这些重点工程，必须在1959年国庆节前竣工，并交付使用。
中央直接将这个艰巨的任务下达给北京市人民政府负责承办，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欣然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也是令人焦急的消息，因为距国庆十周年大庆，时间很短了。
这次会议决议让参会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陷入了沉思。
在此时，距离1959年的国庆节只剩下不到400天。全凭中国人自己，在400天内建起十座庄严美观、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建筑，这个任务实在在难了。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同志在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要求在建国十周年到来之前建好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国家剧院、军事博物馆、科技馆、艺术展览馆、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加上原有工业展览馆共十大公共建筑。另外还要兴建一座国宾馆，供参加十年国庆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居住。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副市长冯基平、计委主任王纯、建委主任赵鹏飞、建工局副局长张鸿舜、市政局长贺翼张、冯佩之，还有沈勃。
这次会议认为：由于时间十分紧迫，除建筑材料、施工机械要立即准备外，设计工作是关键，故决定召开设计人员动员大会，发动大家献计献策，以尽早提出设计方案。
9月5日，党中央开始“国庆工程”的规划和设计。北京市常务副市长万里组织召开北京市城建工作领导干部会议。
在这次会上，万里传达了党中央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的有关通知，要求北京市所有单位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做好承建国庆十大重点工程的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为国庆10周年献上北京市人民的一份厚礼！
9月8日，万里在中央电影院召开动员大会，在京的所有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一千多人参加了大会。除了组织北京的34个设计单位外，还邀请了上海、南京、广州、辽宁等省市的数十名建筑专家共同商议方案创作，对工程先后提出了400多个规划设计方案。
万里讲话中要求，承接国庆十大工程设计任务的有关单位，在规划设计上，既要实用美观，又要讲究建筑艺术，既要具有民族风格，又要确保工程质量。要求各施工单位迅速调集力量，力争十月份进入各个工地全面破土动工，并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还要注意勤俭节约。万里最后强调：
我们要遵照周总理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重要指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全面完成任务，从现在开始，要打破常规，采取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的建设方针，抓紧进行施工。北京市的各行各业要做好后勤服务工作，力保十项工程的顺利进行。
9月15日，为进一步明确工程项目的范围和落实设计任务，万里组织召开有北京市建委主任赵鹏飞、北京市规划局长冯佩之、北京市建工局副局长张鸿舜、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等有关领导参加的研讨会。根据中央的精神，与会人员经过反复商讨，确定了十项重点工程的项目，并准备上报中央审定。
经中央审定，调整的十大建筑工程是：人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美术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市工人体育场、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民族饭店和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同时，还定电影宫和工人体育场为争取项目。
中央还对各项工程作出分工，决定把农业展览馆、美术馆、电影宫的技术设计和施工图纸交由建工部领导工业设计院负责；国家剧院和科技馆交由清华大学负责具体设计；其余工程则全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负责解决。
接到承建国庆工程项目的北京设计院党委经过研究，他们将本院工作分成几项，决定把设计院承担的各个国庆工程项目交给沈勃负责领导。并研究由总工程师负责领导大会堂的建筑设计；朱兆雪总工程师负责领导结构设计；甘东负责领导政治思想工作，并迅速确定各专业设计的负责人。
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院长沈勃接到任务后，便迅速同与会各单位负责人交换意见，并向他们通报各项国庆工程的规划位置图及有关设计的简要资料。
北京市各设计单位也立即向本单位职工作了传达动员令，迅速组织技术尖子进行方案设计。在当时，参加方案设计的单位共有34个。
北京市各设计单位的职工都投入到紧张的设计任务中，一个个是废寝忘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争取拿出最好的设计方案设计出人民会堂，为国庆十周年献上自己的一份大礼。
从9月6日开始，北京市规划局冯佩之局长就向规划局有关人员传达了北京市城建工作领导干部会议的精神。规划局随即开始为十大建筑选址，特别是着重做了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建在天安门广场两侧的设计规划。
其实，早在1958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就派出了一个城市建设考察团去苏联考察。这个团的总负责人便由市规划局局长兼设计院院长冯佩之担任，北京市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党组书记沈勃是考察团成员之一。中共中央希望他们能从苏联的建筑中吸取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
冯佩之与沈勃带领的赴苏联考察团回国后，当时就立即投入了这一工作。当时设计院的人在设计过程中提出的主要问题有三个：一是万人礼堂的停车问题如何安排；二是大会堂应有哪些主要功能；三是应该采用什么建筑形式。
对于此次工程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北京各单位都很明了。他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准备为国庆工程建设打一场硬仗。
1958年9月20日，在北京市规划局的五楼，来自全国的建筑专家设计的100多张图纸，被一一陈列于展厅，规划局邀请所有专家一起前来参观。
参观完后，规划局组织所有专家举行设计座谈会，希望各专家多提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三稿的设计方案的修改。
为了参加这次设计方案座谈会，在9月11日，各省、市、自治区的建筑专家便陆续抵京，参加关于国庆工程的方案设计工作。
参加这次设计工作的有上海的建筑专家赵琛、金经昌、黄作燊；江苏的建筑专家江一麟、杨廷宝；湖北的建筑专家鲍鼎、殷海云、王秉忱；广东的建筑专家林克明、陈伯奇、黄远强；辽宁的建筑专家毛梓尧；吉林的建筑专家郑炳文；浙江的建筑专家陈曾植；河北的建筑专家徐中、邬天柱；陕西的建筑专家洪青；甘肃的建筑专家杨耀；北京的建筑专家梁思成、张镈、张开济、杨锡镠、林乐义、王华彬、陈登鳌、吴良镛、赵冬日等人。
各参会专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献计献策，都想为国庆工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有的专家甚至比会议时间提前一天到京。当天晚上，这些专家被安排在和平宾馆住宿。
9月10日晚间，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沈勃来到和平宾馆，向各位专家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明确具体任务，并要求大家在5天内设计出第一稿方案。建筑设计院考虑得很周到，他们特意搬来画板和画架，方便专家们讨论。
专家们听了传达以后，都非常兴奋。有些专家当即行动起来，开始进行方案设计。
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方案送到市委，请刘仁、郑天翔、万里等审查。市委没有发表什么意见，要求各位专家一定要解放思想。
在听取有关领导的审查后，专家们很快又完成了第二稿设计。外地有些老专家，还打电话给北京市，要求年轻助手帮助设计第二稿方案。
除北京各单位完成进一步设计方案外，有关部门还把邀请的专家分为三个组：由梁思成先生牵头做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设计方案；由杨苎宝先生牵头做大会堂的设计方案；由赵琛先生、陈植先生牵头做国家剧院的设计方案。
许多专家虽然做过不少工程设计工作，但是从来没有设计过如此规模宏大和高质量的建筑物，所以第三稿出来后，大家仍觉得保守和呆板。再加上老专家们都不好意思相互提意见，所以设计方案进展效果并不明显。
9月26日，刘仁、万里邀请全国文联主席周扬和文化部部长钱俊瑞来审查三稿设计图纸和模型，力图打破老专家们都碍于情面不愿相互提意见的局面，加快设计进度。与此同时，冯佩之、沈勃、金瓯卜、李正冠、刘小石五人组成领导小组，支持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
全国文联主席周扬和文化部部长钱俊瑞看完后，一致认为，这些设计方案都需要修改，思想不够解放，需要更广泛地向群众发起创作。
设计方案一时定不下来，各方面都很着急。周恩来在9月底作出指示：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除了老专家之外，发动青年设计师参加方案设计。
这个指示提醒了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等领导同志。刘仁亲赴清华大学，动员建筑系的青年教师参加方案设计工作。
与此同时，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也在局里作动员，号召青年建筑师都参加到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行动中。
当晚，刘仁来到清华大学，要求校党委在帮助老专家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同时，组织一批青年建筑专家来参加设计工作，并大胆提出自己的设计意见。
很快，一批年轻的建筑专家便召集到规划局，开始了新一轮的设计工作。
年轻人虽然业务不是很熟练，但他们思维活跃，老框框少。受到周恩来总理“要解放思想，不要受形式的束缚”的鼓舞，针对老专家们的设计方案，他们大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使设计工作获得很大进展。不到三天时间，第四稿的设计方案就放在了北京市委的办公桌上。
但是，所有新老专家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意见，在许多点上都存在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会堂的地基是在天安门前正阳门部位，还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二是大会堂的高度是否可以超过天安门；三是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距离是350米、400米，还是500米；四是大会堂要不要大屋顶；五是纪念碑左右是摆两个建筑物还是摆四个。
在通过市委审定的同时，专家组在四稿的基础上作出如下决定：
一是大会堂的位置在广场西侧，包括宴会厅、会议室等辅助设施；二是大会堂的高度可以超过天安门，但要注意协调；三是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距离为500米；四是纪念碑左右各摆一个建筑物；五是在形式上要尽量发挥大家的创造积极性。
根据市委指示，专家组随即又拿出第五稿方案。上级对专家组提出的“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正对纪念碑的中心”、“宴会厅的位置在大会堂南边还是北边”、“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完全对称”三个问题给予了答复：“大会堂正门中心不要正对纪念碑，其余问题可发动建筑专家们进一步研究。”
此后，专家组又在10月4日拿出了第六稿方案。
10月6日，国庆工程设计总指挥部将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和国家剧院的第六稿方案送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请周恩来审定方案。
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又认真地看了各个方案，然后指着北京建筑设计院的方案，用商量的口气说：“大会堂是不是这个方案比较好一些？”
然后，周恩来又指着一个设计有大屋顶的方案说：“这个可以作美术馆的建筑形式。”
接着，周恩来又说：“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小一些，做成一实一虚。”
关于万人大会堂内部的形式，设计方案有圆形、方形、六角形、扇形和椭圆形等形状。周恩来审视了一会儿又说：“大会堂要看得好，听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说着，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近似的马蹄形，补充说：“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一些？”
从中南海回来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专家组又做出了第七稿方案。
10月9日，当第七稿方案送交总理同意后，专家组选取七稿中较有特点的8个方案，制成照片，向全国27个省及一些大城市进一步征求意见。
经过探讨，专家组共做出84个平面图，189个立体图。之后又请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和北京市规划局分别组织少数有经验的建筑师，在发往全国的8个方案的基础上各做一个综合方案，以便最后提请总理审定。
至此，外地来京参加国庆工程设计的专家也陆续离京。